收稿日期:2009-03-31
作者简介：李徽昭，男,1975年生，江苏泗洪人，淮阴师范学院助理研究员。
基金项目：淮阴师范学院青年优秀人才支持计划基金资助项目(项目号08ＱＮＺＣＳ08)。
———近三十年乡土文学视域下徐则臣的“京漂”小说
李徽昭
(淮阴师范学院 国际交流处，江苏 淮安 223001)
摘 要：在近三十年乡土文学逐渐退隐的背景下，徐则臣以“京漂”系列小说塑造了一批
来自乡土，受过一定教育，身份、职业、情感模糊的新形象。这类小说有反“乡土文学”的特征
和独特的时代价值。
关键词：徐则臣 “京漂”小说
中图分类号:Ｉ206.7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1008-9853(2009)02-062-05
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从乡村拉开帷幕，徐则臣在这一年出生于苏北乡村。随着改革开放推进，乡土中国向现代化不断迈进，徐则臣与乡土中国的变革同步成长。1990年代，乡土中国现代化、城市化进程加速，民工潮涌现，徐则臣离开乡土，就读中学和大学并开始小说创作。新世纪起，在做过两年大学教师后，徐则臣到北京读书。乡土经历是他心底的背景，学院环境和城市生活赋予他宽广的视野，大量丰厚的阅读拓展了思想，徐则臣逐渐形成自己的小说理念，开创了独特的小说天地。他塑造出一系列京漂人物形象，他们来自乡村，但不再是传统的“乡下人”，而是受过一定教育，身份、职业、情感模糊的新形象。徐则臣小说具有反“乡土文学”的特征和独特的时代价值。透过三十年乡土文学发展轨迹可以发现,1978年出生的徐则臣对乡土社会与人生介入式的思索，凸显了他强烈的时代意识。
20世纪初叶，以“为人生”为口号的文学研究会的中坚分子建立了乡土文学的基本模式。乡土文学写作模式的建立，主要是由于中国“乡土”在西方文化冲击下，发生诸多变化。以鲁迅为代表的乡土小说作家对这一变化有了敏锐的发现和思考，并以经受异民族文化(以现代西方文明和思想为主要表征)冲击的乡土经验对乡土进行了深刻表述。因此，也可以说乡土叙事(文学)的实质就是在民族外部力量介入时和民族自身对乡土经验进行修理调整后对乡土进行表述的一种形式。自20世纪20年代中期起，乡土文学成为20世纪中国文学中一股持久的创作潮流，乡土文学不仅拓宽了新文学的题材，在主题上呈现了中国乡土文化与思想变迁，也在小说艺术上丰富发展了中国现代小说。
20世纪70年代末,“启蒙”与“田园”乡土文学又重新成为文学主流。汪曾祺、高晓声、刘绍棠等中蒙难的“复出作家”与路遥、韩少功、张炜、张承志、王安忆等“知青作家”成为当时乡土文学的重要写作者。20世纪80年代起直至新世纪以来，贾平凹、莫言、张炜等一批作家立足自己的文学追求，从不同角度展现了乡土变迁所引起的乡土民众的不同身份认同与价值寻求。其后韩少功、阎连科、李锐、孙2009年6月
第2期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ＳｃｈｏｏｌｏｆＣｈｉｎｅｓｅ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ａｎｄＣｕｌｔｕｒｅ ＮａｎｊｉｎｇＮｏｒｍａｌ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Ｊｕｎ.,2009Ｎｏ.2
惠芬、迟子建、铁凝、刘恒等也从不同视域表现出对乡土的关切。但进入20世纪90年代乃至21世纪早期，现实主义逐步弱化，大批作家热衷于将小说散文化，有影响的文学形象越来越少，即使个别较有价值的小说形象也离传统农民越来越远。这说明，乡土文学对人物的价值追求和身份认同出现了新的变化。截取30年中的几个乡土人物形象来看，老一辈农民陈奂生(高晓声《陈奂生上城》)还有着强烈而典型的农民特征，进城遭遇了诸多尴尬；高加林(路遥《人生》)已经开始追求城市文明，尽管求之不得，但他会依然追索；新世纪后，刘高兴(贾平凹《高兴》)和李平(孙惠芬《歇马山庄的两个女人》)身后的乡土已经逐渐模糊不清，以现代性为表征的城市成为小说叙述的重心。陈奂生、高加林、刘高兴、李平等文学形象显示出20世纪30年代直至60年代出生的几代作家对中国乡土的关照与思索，寄寓了几代作家对中国改革开放30年来的乡土性中国社会前途的思考。也可见,30年来，中国现代性的重要策源地与承载者依然是乡土，乡土必然成为作家思考中国现代性问题的重要基点和场域。由此来看，近30年主要文学
形象的乡土特征慢慢减少，他们对农民的身份认同渐渐弱化，其价值观和人生目标呈现出对现代性的向往。由上述乡土文学形象身份认同与人生追求的演变可以判断近30年是中国由乡土社会开始迈向现代社会的重要阶段，也是文学中的乡土由中心走向边缘的起点。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文学中的乡土逐步被城市回望或疏离，乡土文学的叙事重心随农民进城逐步向城市、城镇迁移，文学中的乡土逐步退隐，而现代性也在迷茫的实践途中。也可以说，新世纪起，无论是作为一种文学类型还是一种文学思潮，乡土文学的特征已经逐渐消弭，批评界提出的“底层文学”或“新左翼文学”或将成为阐释中国当下文学的重要概念。
在这样的背景下审视徐则臣及其小说，可以折射出近30年乡土中国的变迁与文学演进、作家成长间的隐秘关系。正如徐则臣对70后作家的成长环境所体认的,“60后和70后的作家中，大部分都是生长在乡村，逐步走到城市然后生活在这里，中国近些年的城市化进程其实也是作家自身的城市化进程，对城市的考量同样也是对自己的考量”。近30年中国的乡土变迁是徐则臣这一批70后作家成长和见证的主要环境，这一过程是作家小说形象展现出来的乡村城市化的进程，也是作家自身“城市化”的进程。可以作一个大胆的假设，对于70后而言，陈奂生是祖辈、高加林和刘高兴则是父辈、李平是兄弟妹辈的文学形象。这一序列下来，可见对于如徐则臣一般的70后作家，他们小说中的人物应该表达出的是乡土如何城市化、乡土之上的人们如何在城市化的进程中挣扎、寻和实现的，这一主题无疑应该成为70后作家的主要观测点。
徐则臣正是这样的实践者，按目前批评界的观点，其小说主要有“京漂”、“故乡”、“谜团”三个主要部分。“京漂”系列直面中国乡土现代性进程中人的命运，对乡土变迁中的中国社会现实给予无声的质疑;“故乡”则隐现着对人生悲剧与灵魂安置的深刻思索;“谜团”是对中国式小说的探索，既有西方叙事资源，也有中国形象思维特点，颇具中国式的小说特征。在30年乡土文学视域下看,“京漂”系列更有时代价值，也是本文主要的考察点。其“京漂”系列塑造的一大批进京求学者、制造者、盗版碟倒卖者、假古董贩卖者形象具有乡土中国变迁中人物身份模糊、迷茫、寻的典型时代特征，这些人物形象背后的乡土逐渐隐退，他们的生活已经融入北京的某一个角落，成为现实中国现代性进程的主要代言人。
一、“模糊与迷茫”的京漂者
20世纪70年代末起，随着改革开放，转型加速，城市化改变着广袤的中国乡土，于是，前现代、现代和后现代文化并置共存，这使得中国当下乡土社会的现代性具有独特的断代特征，这一特征就是“模糊与迷茫”，即模糊了“传统”还是“现代”，迷茫了“现在”和“将来”，处于彷徨与寻期。在这样的层面上来看徐则臣小说中塑造的制造者、盗版碟贩卖者、假古董贩卖者京漂形象，会发现他们正是处于“模糊与迷茫”的。
徐则臣“京漂”系列小说中的人物有着与30年文学中传统乡土形象截然不同的教育背景，这是他们“模糊与迷茫”的独特背景。1978年至今，改革发展给乡土中国带来了巨大变化，中国农民的受教育程度普遍有
了较大提高，教育不仅改变了农民的精神面貌，也给他们见识外边世界增添了无比的壮志与雄心，这是中国乡土社会现代性发展的前提条件。生于1949年前的陈奂生(《陈奂生上城》)没有受到
多少教育，也没有见过世面，是典型的老一辈农民；高加林(《人生》)是1980年代初读过高中的回乡青年；孙惠芬笔下的李平(《歇马山庄的两个女人》)接受过一定的教育；贾平凹笔下的刘高兴(《高兴》)也是当过兵的文化程度不太高的农民，这些人物都受过中等左右的教育。与上述人物形象相比，徐则臣的小说给我们展示了一批受到了更高层次教育的、乡土痕迹退隐的人物形象。“京漂”系列小说的主人公大多受过大学教育，有自己的理想和抱负。王一丁(《西夏》)是开书店的，应该受过一定的教育；敦煌、夏小容、旷山(《跑步穿过中关村》)都应该接受过中等以上的教育，他们对自己从事的职业(贩卖盗版碟)熟悉而有着自己的智慧；边红旗(《啊，北京》)受过高等教育，爱写诗，自己号称是诗人；陈子午(《天上人间》)读的是电大，那是高等教育之一种；沙袖(《我们在北京相遇》)来自山东小镇，中师毕业；孟一明(《我们在北京相遇》)一路从乡村出来，在北京读到了博士研究生;“姑父”是在深圳混过、见过世面的浪荡人物；小说中频繁出现的“我”多是怀揣理想、从事写作或者与文化有关的、漂在北京的乡土子弟。教育本应开启乡土子弟蒙昧不清的视野，本应使他们在乡土之上实现理想与价值，但随着他们从乡土到北京的地理位置挪移，原来所受的教育却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反促使他们成为更为模糊与迷茫的从事非法职业的制造者、盗版碟贩卖者等。
由于从乡土来到了北京，在追逐现代性的进程中，他们的身份逐渐模糊。在当下中国，你很难给他们贴
上标签。他们都来自于乡村或者乡镇，或多或少都有乡村经历或成长背景。他们没有中国传统农民的胎记，他们接受过较高的教育，随着迈进高校门槛他们已经拥有城镇户口，成为了乡下人眼中的“城里人”。当边红旗、沙袖在乡镇为人师表时，他们是乡村精英，是乡村知识分子，当他们混在北京，就是被国家体制所不容的不法分子，原有的乡村精英身份早已消失殆尽，更遑论乡下人眼中的“城市人”身份了。尽管他们也有梦想，但他们的梦想模糊而清晰，模糊的是不知最终要置身何处，清晰的是他们要追求金钱或者出人头地。陈子午要到北京混，因为“都说首都的钱好挣，弯弯腰就能捡到”，他似乎有了明确的目标，要个北京姑娘结婚，挣够钱留在北京。他们都在北京卑微地生活于城市边缘，原有的乡村精英身份在这里沦为警察眼中的不法分子，在北京人眼中，毋宁说他们都是“农民”。但终究他们的身份是模糊不清的，介于农民与非农民之间，这一身份凸显出乡土中国现代性进程中的符号般的独特性，也是徐则臣在小说中对乡土中国现代性的一种不自觉的追求。这一系列身份模糊的文学形象让我们看到徐则臣对中国进行的解读与阐释是极为有效的，这些人物形象的出现是中国乡土追逐现代性进程中的必然产物，徐则臣把他们的灵魂、感情展示出来，揭示出他们的尴尬、无奈与雄心壮志。阎连科
除却身份的模糊，他们在北京所从事的职业也介于灰地带，是非法而模糊、不能浮出地表的职业。制造、盗版碟贩卖、假古董倒卖，这些非法职业因为大量的社会需求而屡禁不止。在中国大多数城市，我们都可以看到这样的“城市牛皮癣”，他们贴遍了中国大小城市的大小角落。这样的职业既“传统”又“现代”，他们运用现代的印刷制作技术；他们的盗版碟出售在中国大多数的城市、乡镇；假古董在
中国任一个城市都有公开或者暗地里的出售。但边红旗们来北京之前都有正大光明的职业。边红旗是苏北乡镇的中学教师、陈子午是县城玻璃厂的工人、沙袖是乡镇幼儿园老师。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经济飞速发展，城市化进程逐步加快，县城及县城以下的乡镇(边红旗、陈子午、沙袖都来自这样的小城镇)成为大城市提供原料和各种资源的集散地。加之电视普及带来大量连续的成功与财富宣传引导、一些城镇在制度性腐败导致企业倒闭、工资打折发放等现象，这些本来正大光明的职业已经不能安抚他们的心灵和生活。在小镇中学，边红旗本应所得的正常工资被打折发放，陈子午的县城玻璃厂老板卷钱而逃，他只能和女人们一起刷啤酒瓶子。小城小镇本是中国乡土社会的稳定支撑地，这里应该是热闹的清明上河图一样的和谐，有着平稳温馨的安逸生活。但随着民工潮席卷全中国，加上电视以其无所不及的强力将原有的乡土观念悄悄解构，这些内在与外来的多重原因使得边红旗、陈子午们抛弃原来正当的职业，来到镶嵌着金边的北京追逐梦想，从乡土开始了模糊与迷茫的现代性征程。
在婚姻与爱情上，这些人物形象也介于爱与情、婚姻与不婚的暧昧不清之间。中国传统乡土观念中，婚姻与家庭是一个人的最终归宿，性是保守、忠一的，现代西方文明则倡导个人充分的自由。在乡土向现代性转化的实践中，文化和社会意义上包含了在传统乡土伦理社会中建立自由、平等、民主等西方
核心价值观的内容。徐则臣的京漂系列小说多有爱情温暖着漂泊者孤独寂寞的灵魂，但他笔下的爱情呈现出纠缠不清的暧昧。在京漂者的生活中，性与情已经分离。边红旗在苏北小镇有自己的妻子，但他又与北京女人沈丹产生爱情，并不断发生着诸多关系；陈子午和“我”都曾出去买春释放自己；浪荡的“姑父”
也与一个女人路玉离保持着情人关系。性在这个时代逐渐开放，连沙袖这样一个保守的来自小镇的女人也难以抑制心底的郁闷而与边红旗产生了性关系。乡土现代性进程中，性观念逐渐开放，爱情交往和通婚圈也在逐渐扩大，在一定意义上，这反映了中国乡土社会的进步与发展，是乡土中国现代性进程中的一个新节点。但实质上，作为乡土传统下的中国现代性又有自己的独特性，那就是边红旗又始终难以离开自己曾经的爱人和家庭。当边红旗入狱，边嫂来到北京时，似乎边红旗应该有所归依了，这实质上也说明，北京终究不属于这些来自乡村、小城、小镇的异乡者。陈子午的最终死亡、“姑父”的归宿都是对当下中国现状的一种有效呈现，这似乎昭示着乡土对现代性的一种反叛，也正是中国独特的乡土现代性。
中国乡土经过三十年现代性进程，西方文明的“现代”与传统乡土的“前现代”间的断裂在小说文本中已经达成诸多妥协，在贾平凹、孙惠芬、吴玄以及其他大批作家的小说文本中都有深刻表述。但是这一妥协导致的是文学形象身份认同、价值取向等的“迷茫与模糊”。徐则臣笔下的一系列漂泊在北京的制造者、盗版碟贩卖者、假古董倒卖者形象充分显示出中国乡土社会现代性转化中典型而深刻的特征。在徐则臣的小说中，前现代似乎已经逐渐衰微，后现代在悄悄出现，现代还奔跑在路上。边红旗、陈子午们离开了原乡，却没有进入城市。他们来自乡土，受过高等教育，但是丧失土地。他们身份不明，没有归宿，他们一直迷茫、模糊、焦虑、困惑。他们似乎面目不清，但又清晰可见。徐则臣塑造的这些漂泊在现代化都市北京的系列形象显示了乡土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独特的乡土现代性，他们确证了中国乡土社会变迁中来自乡土的民众对现代性追求的迷茫、模糊、焦虑、困惑的心理特征。
二、乡土的终结或1978年的隐喻
土地与农民有着割舍不断的关系，但徐则臣笔下的人物与土地逐渐疏远，边红旗、陈子午、沙袖们也没有了土地，不再是那些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典型中国农民。他们离开土地不是被迫的，而是接受了高等或者中等教育后主动追求离开土地的。受现代性的趋引，他们之后又抛弃了作为乡村精英的职业，进而到北京(实际已经成为现代性实现的主要标志物)寻求更宏大却又迷茫的理想，这样他们逐渐被乡土中国的现代化变迁所隐蔽。在土地问题上，边红旗、陈子午、沙袖们不再像陈奂生、高加林乃至李平有一块土地在静穆地等待着他们的回归，乡土再也不是边红旗们的归宿。在他们的视野里，乡土已经逐渐远离他们的生活。
乡土为什么会逐渐远离边红旗、陈子午、沙袖们的视野呢?主要因为他们是70后作家所精心塑造的文学形象。正如徐则臣说:“50后作家多年来致力于乡土中国的书写，因为他们半生扎根乡土，即使现在生活在城市，乡土记忆和经验依然占据了他们整个文学思维空间。而60后、70后则是少小时接触了乡土中国，成长的过程则是远离乡土实现城市化的过程。”[1]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学,70后作家所遭遇的便是一个“无土时代”，这一代作家所置身的乡土剧烈变动的客观环境与前辈作家高晓声、路遥、贾平凹们有着天壤之别。70后出生时，起自农村的改革开始了中国以现代性追求为核心的现代化、城市化的加速进程，当迈进21世纪,“乡土”的中国社会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城市已经成为乡土中国不容忽视的重要存在影响着国家的进步与发展，一个角逐城市、逐渐疏远土地的“大国”正在悄悄崛起。
70后作家和他们塑造的文学形象与乡土逐渐疏远的起点在哪里呢?徐则臣出生的1978年不妨可以指认为这种起点的一个隐喻。1978年是改革开放起始之年，作家徐则臣出生于乡土，但注定由此离开乡土，接受高等教育，进入城市，以自己的写作书写时代。作为70后作家的一个标本，在这样的作家成长之路背后，回望近30年的乡土文学，我们是否可以判断，对于以徐则臣为代表的70后作家而言，乡土已经开始缓慢的退隐乃至终结。
实际上，徐则臣小说中乡土的隐退并不是一个特例，李师江、魏微、金仁顺、鲁敏等大多有过乡土经
历的其他70后作家的小说文本中也同样开始疏远乡土。他们也属意于在小城镇中建构自己的文学文学天地，但他们“对宏大话语天然的不敏感性及其消费主义文化的生存氛围导致了其历史形象和精神倾向的暧昧与复杂”。尽管“对小城镇日常生活与人性进行想象与建构成为七十年代出生作家鲜明的美学特征”，但“从某种意义上讲，他们是尚未发育健全的中产阶级，或可称为新型的市民阶层的代言人”[2]。可以说，在近三十年的乡土文学视域下，随着乡土中国的现代化进程，高晓声、路遥、贾平凹们精心建构起的乡土世界在70后作家这里已经悄悄拐了弯。不仅是70后作家自身城市化或者中产化的问题，乡土自身的改变也让70后不愿意回到伤心之地。正如徐则臣在小说《回乡记》中所展现的，记忆中的乡土已经完全变了样。缺水的萝卜辛辣不堪；河流不再，一条大河被填平成为田地；葬礼上的唢呐不再受到欢迎，乡土民众开始热衷于去观赏脱衣秀。乡土在他们的小说中面目已经全非，显然已经成为伤心之地。对于70后作家，乡土如果不退隐，又情何以堪。
面对乡土的颓败，徐则臣没有只限于退隐，反而在这种乡土的“模糊与迷茫”中敏锐触及到这一变革中的人的身份认同、情感趋向、价值体认等问题，这愈益凸显出其小说的价值。徐则臣认为“中国近些年的城市化进程其实也是作家自身的城市化进程，对城市的考量同样也是对自己的考量”。他认为70后作家“成长的过程则是远离乡土实现城市化的过程，对城市化的问题可以拉出一个有效的审美距离”。在认识到这个问题后，他“将注意力长久深入地放在这个问题上”[1]。这反映出徐则臣强烈的时代意识，他“抓住了(京漂者)这一体的姿态并描述出来，也就准确地呈现了其历史位置，这是城市的黑暗之流，它以同样深厚、复杂的生活景观使我们看到了这一空间的疼痛与无法忽略的历史存在，这是对九十年代以来中国社会结构移动过程中新的生存形态与情感形态的深刻揭示”[2]。
正是由于这种强烈而敏感的时代意识，面对乡土和城市，徐则臣不再四顾张望，而是以自己对乡土变革的深切情感关怀介入到对乡土中国现代化中人的灵魂与价值认同的思索上。如徐则臣所说:“故事只是小说之`用'，发现、疑难、追问、辩驳、判断、一个人对世界的独特理解、故事与现实与人的张力，才是小说之`体'，也就是说，小说的真正价值在于，肉身之外非物质化的那个抽象的精神指向。它要求一个作家能够真切地说出你对这个世界的看法。”徐则臣不是简单地说出他对世界的看法，而是由个人成长的30年中对乡土中国变化的切身感受，敏锐地触及到中国乡土现代化进程中人的价值与情感危机、道德困惑等诸多涉及人的存在的重要问题。面对制造者、盗版碟贩卖者、假古董倒卖者这些底层人物，徐则臣不是热衷于编故事，把底层写得悲惨而鲜血淋漓，不是将丑恶本质化，而是俯下身来，介入自己的
乡土经历和情感去体察、审视、观望他们，这种介入式的思索无疑提升了小说的价值和品味，使得徐则臣小说的精神立场切入底层而又高于底层，显示了70后作家的思想高度。
参考文献:
[1]徐则臣.70后的写作及可能性之一[Ｊ].山花,2009(3).
[2]梁鸿.小城镇叙事、泛意识形态写作与不及物性[Ｊ].山花,2009(4)
责任编辑：丁 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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