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中国网
大家关心的是50年来中国宗教政策之演变。“演变”是有的，但长期稳定的政策主要有两条——尊重宗教信仰自由，坚持独立自主办教。有朋友问，主张无神论的共产党执政，尊重宗教信仰自由是真实的吗？在扩大对外开放的中国，坚持独立自主办教还有必要吗？欲答此问，就不能不涉及作为这50年的“历史文化背景”或“准备阶段”的前50年；不能不研究在中华民族积贫积弱、备受欺凌，奋起抗争、翻身解放，改革发展、争取复兴的百年历史进程中，中国宗教如何走过它的百年行程，如何在新的社会条件下完成其自身的变革。在这个背景下考量宗教政策的根据、得失，较为客观和公正。
两个特征
回首千年，中国宗教的特征不止两个。例如，在世界四大古文明（埃及、古巴比伦、中华、
印度文明）中，唯有中华文明从未被外来文化中断，中国宗教特别以爱国为荣；中国历史上从未出现过全国性的政教合一政权，中国宗教习惯以社稷为上；中华民族多元一体，中国宗教自然以“和合”为贵；中国是礼仪之邦，中国宗教大都以伦理为重。
但回顾百年，中国一度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半封建”使中国宗教凸显“封建宗法性”特征，“半殖民地”则使中国宗教突显“洋教”特征。
这里所论及的“中国宗教”，包括中国本土产生的道教，也包括先后传入中国，已有悠久历史，并为中国文化所接受和包容的世界三大宗教 —— 佛教、伊斯兰教、基督教（Christianity，国内习惯分为基督教[Protestantism] 和天主教[Catholicism]）。至于“宗法性传统宗教”、“儒教（孔教）”、民间信仰、新兴宗教等，是否属于“宗教”或“主流宗教”范畴，历来争议甚多，见仁见智，应作“中国宗教”之特例而非通例，另予专题讨论。
这里所论及的“中国宗教”，也不涉及港、澳、台宗教。香港作为“一国两制”下中国的特区，作为开放的现代化国际大都市，其宗教的特征如何判定，香港的学者自有高见。香港的宗教与社会相适应的经验，值得内地比较研究和参考。故也须另予专题讨论。
站在20世纪门槛的中国传统宗教带着“封建宗法性”特征。中国以血缘关系为纽带形成的政治制度和社会体制——宗法制，源远流长。中国人对万物和人生本源的基本看法是“万物本乎天，人本乎祖”（《礼记》），基本信念是敬天法祖，报本答愿的方式是祭天祭祖，由此演化出一套统治制度和伦理秩序。到了封建社会，就形成了封建等级社会固有的“封建宗法性”特征。这个特征有两个层面的含义，一是政治、制度层面，包括维系封建统治的“神权”制度；二是伦理、文化层面，包括维系社会关系的礼仪习俗。费正清认为这种“制度和文化的持续性，曾经产生了体现为气势澎湃和坚守既定方针的惯性”。马克斯?韦伯把中国形容为“家族结构式的国家”，把儒学列为“清醒的宗教”，把中华民族称为“未醉的民族”，认为中国宗教“就其意义而言是面向今世的”。梁漱溟则认为中国“以宗法组织社会，以伦理代替宗教”。在这种强大的惯性中，中国文化以儒学为支柱，中国宗教“儒释道”相浸染，都打上了“敬天法祖重社稷”的烙印，强调维系现存世界，并理性地适应现存世界。具有“封建宗法性”特征的文化，对外来文化“食而能化，化而能食”。外来宗教也只有尊重和适应这种特征，才能在中国立足。
佛教在传入的初期，曾有过“沙门不敬王者”的傲骨。但很快发现，不敬天法祖、敬重皇权，行不通，遂强调佛教信徒要忠君孝亲，做“顺化之民”。
基督教长期影响和塑造了西方的社会和文化，但在中国竟然“水土不服”。康熙时期，因罗马教廷不允许中国教徒“尊孔祭祖”而爆发“礼仪之争”，导致“百年禁教”。
正如潘光旦说：“同一为外来宗教，何以基督教不生根而佛教生根了呢？”这是“因得土地之宜，其滋生发育也就比较的自然。”“这不一定指基督教自身是一股祸水；不过说，一个种子——也许是好种子——种得不得水土之宜，就结成恶果了。”
“宗法性”使宗教突出了入世性、世俗性和伦理性，有其文化的意义；但“封建宗法性”却使宗教沦为封建制度的卫道士，却并非都结“善果”。在西藏，藏传佛教与封建农奴制结合形成的政教合一制度，残酷野蛮。在西北，“万物非主、惟有真主”的伊斯兰教，与地主制度结合形成的“门宦”制度，却产生了若干对教民有生杀予夺大权的“教主”。
随着中国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中国宗教又多了个“洋教”特征。中国在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屈辱中走进了20世纪，面临着天崩地解的大变局。“四万万人齐下泪，天涯何处是神州？”中国传统宗教在国难当头和中西文化冲突的夹缝中挣扎，这时基督教（Protestantism）和天主教（Catholicism）却大规模传入中国。一个本来是传播福音的宗教，却不幸成为侵略者的工具，“如来佛是骑着白象来到中国的，耶稣基督却是骑在炮弹上飞
过来的。”（蒋梦麟语）一个宣扬爱人如己的宗教，却倚恃“治外法权”的庇护走向了它的反面。“一切传教士都从战争和随着中国的失败而签订的诸条约和法令中，获得了利益和好处。”（鲍特?怀特语）有的传教士竟然参与贩卖，掠夺地产，借教肆虐。而教民则“以入教为护符，尝闻作奸犯科，讹诈乡愚，欺凌孤弱”。被欺压的百姓欲告官问罪，但“外国人因享有治外法权而不受中国法庭的处理。”（刚恒毅语）“凡教中犯案，教士不问是非，曲庇教民；领事亦不问是非，曲庇教士。遇有民教争斗，平民恒屈，教民恒胜。教民势焰愈横，平民愤郁愈甚。郁极必反，则聚众而思一逞。”（曾国藩语）百姓愤言：“不下雨，地发干，全是教堂遮住天”！终于忍无可忍，爆发“教案”，据统计，近代以来达600多起。到了20世纪20年代，这种抗争又在知识阶层以理性的、有组织的方式持续展开，如非基督教运动、反对帝国主义大同盟运动、收回教育权运动等。
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中，具有这两个特征的中国宗教，曾经被统治阶级控制和利用，起过消极作用。国内封建地主阶级、领主阶级以及反动军阀和官僚资产阶级，主要是控制佛教、道教和伊斯兰教的领导权；外国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势力，则主要是控制天主教和基督教的教会。
革新尝试
对“封建宗法性”特征的挑战，始于“戊戌变法”后一代代先进的中国知识分子。首当其冲是针对其政治、制度层面，力图摧垮宗教天命论对“君权神授”的维护。他们引进西方的自然科学和人文学说，其中包括启蒙宗教学说，来审视中国的封建社会及其传统文化和传统宗教，从而逐渐兴起各种“新学”。他们认识到，如欲救亡图存，必需变法图强；欲革封建君权，必革封建神权。“五四”时期的蔡元培，还提出过要“以人道主义去君权之专制，以科学知识去神权之迷信”的主张。他们苦心孤诣的呐喊，有如“更残漏尽，孤雁两三声”。但在寻求民族独立和复兴的神圣祭坛前，呼喊与抗争之声始终不绝于耳。人们听到了弘一大师“念佛不忘救国”的怒吼，看到了茅山道士“上马杀敌，下马学道”的身影，以及回民支队纵横驰骋英勇抗日的壮举。
对“洋教”特征的挑战，始于中国天主教和基督教中的有识之士。在“五四运动”中，津、沪等地的爱国神父、教徒和教会学校学生提出了改变中国天主教会殖民地体制的要求。马相伯等人主张由中国主教主持教区教务，反对在修院教育中轻视中国文化的倾向。此后，罗马教廷不得不批准中国教团采取了一些将天主教“中国化”的措施。
基督教发起了“本教会运动”，“一方面求使中国信徒担负责任，一方面发扬东方固有的文
明；使基督教消除洋教的丑号”（诚静怡语）。“跟着这个口号同时被提出来的，就是‘自治、自养、自传’”（吴耀宗语）。1903年，上海牧师俞国桢主张“有志信徒，图谋自立、自养、自传……绝对不受西教会管辖"；1906年，他依靠中国信徒创办中国耶稣教自立会。一时间，各省华人基督徒纷纷响应，要“为国家争人格，为教会争人格，为基督徒争人格"。（《生命》第五卷第九期，1925年） 一些普通信徒也痛感：“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你若有爱国之心，就应该自立"。（ 1928年《中国基督教会年鉴》）
天主教的“中国化”和基督教的“本教会运动”，从文化层面来讲，都企图寻求与儒学的共同点，“洗刷西洋的彩”，进行所谓“儒化基督教”、“孔子加耶稣”的尝试。但深受殖民主义压迫的中国人民，对作为殖民主义附庸的“洋教”深恶痛绝。这些革新尝试就于大局的改观无补，“时代是不许可这个运动得到多大成功的。”（吴耀宗语）
中国宗教的新生，有待于整个社会翻天覆地的变革。
走向新生
1949年新中国建立，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终结。蓄势已久的中国宗教的自我革新，在新中国、新社会再度爆发了。
中国五大宗教
基督教、天主教走上独立自主自办教会的道路。河南洛阳解放后，信徒“真像是如鱼得水，如鸟腾空的欢欣鼓舞，立刻再起来提出自立”。（《天风》242号，1950年）上海刚解放，就有教徒投信报馆，要求“把那些以传教为名，以侵略为实，挂羊头卖狗肉的宗教贩子赶出中国去”，主张“中国教徒应自行以民主的方式，组织国人自治教会。”（上海《大公报》，1949年6月17日）
1950年春，吴耀宗等组团访问各地教会后，与京、津部分教会人士谒见政务院总理周恩来，三次长谈。当吴耀宗等把多年来基督教所提倡的“自治、自养、自传”理想告诉周恩来时，周欣然支持，强调中国基督教会必须肃清其内部的帝国主义的影响和力量，“让宗教还它个宗教的本来面目”，“使自己健全起来。”只有这样，才能“使基督教在中国人民的心目中观感一新”。中国基督教抓住历史的机遇，做出了正确的抉择。1950年7月，《中国基督教在新中国建设中努力的途径》的公开信发表，提出要继承中国基督教早就提倡、但未能实行的“自治、自养、自传”传统。在四年时间里，全国基督徒的2/3，约40多万人在公开信上签名。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随之在全国广泛展开，吴耀宗称之为“中国基督教的新生”。
中国天主教界的神长教友们也不甘落后。1950年11月，四川省王良佐神父率先发表《三自
爱国革新宣言》。1951年1月，天津市的教友首先成立了“天津市天主教革新运动促进会筹备会”。1957年2月，中国天主教召开了为期40多天的教友代表会，正式确立了“独立自主自办教会”的方针。
伊斯兰教、藏传佛教进行宗教制度的民主改革。改革的内容包括废除宗教的一切封建特权，如废除寺庙私设法庭、监牢和刑罚，干涉民事诉讼，擅自委派部落头人、阿訇，私藏武器，干涉婚姻自由，压迫歧视妇女以及干涉文化教育；废除寺庙和清真寺的生产资料所有制和、无偿劳役等剥削制度；废除寺庙带有封建彩的管理制度；废除伊斯兰教门宦制度中的“放口唤、放阿訇、教主继承制”等。改革总体上是和平、谨慎地推进的。政府强调要把宗教信仰与宗教制度分开，宗教信仰是思想问题，而宗教制度，绝大部分是封建性的社会制度，应当并且可以逐步改变。改革在西藏特别强调“慎重稳进”，最初是采取“和平改革”、“六年不改”的方针。直到1959年西藏上层反动集团发动了全面的武装叛乱，在平叛的同时，才调整为“边平边改，先叛先改，后叛后改，未叛缓改”。在改革的基础上，经过协商，建立了寺庙民主管理委员会，制定了《寺庙民主管理试行章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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