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我在母校学习、工作和生活的岁月
    在我80余年的人生历程中，我在岳云中学学习了四年，工作了七年，退休后迄今生活了20余年，并先后参加了80周年、90周年、100周三次校庆筹备工作，与母校结缘的的岁月不短，在母校百年校庆来临之际，回忆过去那段难忘的岁月，是很有意义的一件事情。
一、        抗日战争时期，我在母校学习四年（1939年9月——1943年7月）
1939年夏，我在衡山岳北白山高级小学毕业，面临着升学问题。这时，湖南一所著名的私立岳云中学已经迁到离我家20华里的白果镇办学，我顺利地考入。岳云校址原在长沙，因躲避日本飞机轰炸，于1938年3月迁到南岳。10月，南岳校舍被国民政府军令部占用，被迫再迁白果，租赁赵、刘、周各姓祠堂五处为校舍办学。第一舍是校本部，在桐梓坳的周家祠堂，第二舍是周家祠堂斜对面的刘家祠堂，第三舍是白果镇对岸的刘家祠堂，第四舍是白果镇中段的周家祠堂，第五舍是白果镇东头的赵氏宗祠。第一、二、四舍为高中部校舍，第三、五舍为初中部校舍。
1939年秋，我进入初中一年级学习，入住白果镇东头的赵氏方山公祠，我被编入第62班，同
年级的还有第63班，开始过着严格的童子军管理生活，由体育教师汤秉荪和李珍（因他的肤黝黑，被学生戏称为“李黑皮”）兼任生活管理员。二年级时，搬到白果镇对面的刘氏宗祠，直到初中毕业。这时管理我们的是童子军团长兼体育教师胡国春先生，因身体肥胖被人称为“胡胖子”；也就是在他的动员下，我参加了三民主义青年团，当时参加的共约百余人，可说是集体加入吧。入团后，参加过一次宣誓大会，领到过一个臂章，但一直没有领到团证。参加过一次学校区团部主办的论文比赛，题为《公德与私德并重说》，我被录取为初中组第一名。
二年级时，担任我班语文教师的是李之透老师，采用的教材是语文教育专家叶圣陶主编的“语文百八课读本”（开明书店出版），以讲授“五四”以来的新文学作品为主。在李老师的指导下，我开始阅读鲁迅、巴金、茅盾等新文学作家的小说和《中学生》（开明书店出版）、《现代文艺》（福建永安改进出版社出版）、《野草》（在桂林出版社的杂文月刊）等著名杂志，对我的思想产生启蒙作用，使我向往幸福和光明，痛恨腐败和黑暗。
1941年6月下旬，也就是我在初中二年级的期末，高中第25班同学的毕业告别晚会在刘氏宗祠内的天井举行，我在旁观看。晚会开始进行得热烈欢快，师生有说有笑，但当晚会进行到
国师学生代表发言时，因为批评学校领导（主要是针对训育主任李启礼）言词有些尖锐，气氛顿时紧张起来。没等代表讲完，李就拍桌打椅，高声叫嚷，不准代表讲下去；美术老师丁竹如也带头呼口号，反对学生此举，晚会不欢而散。高25班是当时全校思想最活跃的一个班，在语文老师李昌瑛的带领下，民主自由空气十分浓厚。原湖南省图书馆馆长，高25班校友何之光写有《难忘的母校高25班》的回忆文章，（刊于《岳云九十年》，对此有详尽记述。
初中三年级时的英语教师是彭灿（双龄），他是岳云高9班毕业的校友，在中央大学外文系毕业后就回母校任教，年仅二十余岁，发音洪亮，充满活力，自编英语语法讲义，石印发给学生。他还爱好文学、哲学，喜欢写作。他与好友陈励（在中央研究院地理研究所工作）合编，自费出版不定期的杂志《蓓蕾》，令我十分敬佩。1942年夏，他辞去教职，去江西赣州中华正气出版社任编辑。当时担任赣州地区专员的蒋经国先生，采取许多革新措施，罗致了不少人才，（如国内著名的文化学者曹聚仁等），赣州地区因此被称为“新赣南”。彭老师与我有通信往来，与我的同班同学宋觉之的关系更为密切，常给我俩寄来新出版的报刊。
初中三年级时，我曾和同学合作出刊墙报，揭露和批评校方的缺点，被胡国春老师叫到办公室训斥，差点被开除学籍，结果由于自己作出检讨与彭灿老师担保，始得毕业。毕业后，曾
想离开岳云，报考另一所著名的私立明德高中（校址在湘乡霞岭，离我家也只20余里），未被录取，而岳云因我的初中毕业考试成绩优秀与其他九位同学同被免试升入高中。
1942年秋，继续在岳云高中一年级学习（高33班），校舍在离白果镇约5华里的桐梓坳刘氏宗祠。这一年受语文教师刘公任和历史教师雷柏龄的影响，我的个人爱好从文学扩大到社会科学领域，向往将来从事新闻工作，理想当报社主笔，撰写社论，评议时政。刘老师是的老师符定一的女婿，上海中国公学毕业，他教的虽是语文，但在课堂上汪洋恣肆，针对时局，常发宏论。他对我写的作文，颇为赞赏。他的派头很大，从他家到上课地点相距不足5华里，每次来都要坐两人抬的轿子，不肯步行。雷柏龄老师是四川简阳人，兰田国立师范学院史地系毕业，他在岳云执教虽只一年，但对我的帮助和影响很大。
在没有认识雷老师以前，他已经在我的脑海里留下了深刻印象。因为我在族叔曹奏勋（他在国师附小工作过，和雷相识）处读到一本题为《伤痕》的纪念册，那是国立师范学院部分同学为怀念死者余泽清而编印的；余是福建莆田人，因患逝世于南岳，纪念册中有专文记述雷老师在南后精心护理余君和料理丧事的过程，读之感人肺腑，催人泪下。有了这个先入为主的印象，所以雷老师来教课后，我对他既尊敬、又亲切，课余常到他的住所去求教。
临别时，他曾给我书写长篇赠言，从外国古希腊的柏拉图、苏格拉底，写到近代中国的陈独秀、胡适，列举了历史上许多先进人物的事迹对我进行教诲，激励我的上进心，可惜这份赠言在建国后频繁的政治运动中丢失了。
岳云有重视数理的传统，我的兴趣在文科。当时设在蓝田的国立师范学院附属中学很有名气，而且高中实行文理分科。我在岳云读完高中一年级后很想转学国师附中，我把这一想法告诉了雷老师，他表示理解和支持。于是，我和同班同学宋觉之、欧阳安汉步行200华里到兰田参加插班生考试，结果全被录取。我和觉之读文科，安汉读理科。这样，我便结束了在母校四年的学习生活。
二、  改革开放时期，我回母校工作七年（1979年8月——1986年7月）
1958年5月，在全国性的“反右派”斗争中，我在工作单位南京大学附设工农速成中学被划为“右派分子”，受到开除公职和劳动教养的最重处分。从此开始了长达20年的磨难生涯（劳动教养将近五年，在砧瓦厂就业七年半，回原籍农村劳动八年。）直到1978年5月才由中共衡山县委摘帽工作办公室宣布，摘掉我的右派分子帽子。
1978年12月，中共衡山县委在南岳的市干部疗养院举办学习班，集中全县的摘帽右派学习三天。最后县委组织部宣布，对所有摘帽右派予以安置。我随即收到通知，我被重新录用，工资定为中教9级（月工资为46元），安排我到衡山两路口县立三中工作。
1979年上学期，三中领导安排我教两个班的语文，一是初中二年级一个班，一是文体班（集中全校的文艺、体育特长生）。这一学期，在摘帽的右派分子之间传递着一个信息，中央55号文件中说：“凡不应划右派而被划错了的，应实事求是地予以改正；经批准予以改正的人，恢复政治名誉和原来的工资待遇，摘帽右派分子可以向原划单位提出申诉，请求改正。”我认为自己属于错划之列，便向南京大学党委提出了申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