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科学家20２2年第０5期收稿日期：2022-03－１２基金项目：文章系２０２１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中国青年》与中国共产党百年青年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发展与经验研究”项目（项目批准号：２１ＹＪＣＺＨ０６５）阶段性成果作者简介：李晶（１９８７－），河北邯郸人，天津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历史学博士、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共党史、思想政治教育史；王伟（１９８７－）
，河北唐山人，廊坊师范学院社会发展学院博士、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近代社会史。中国共产党与近代中国两大历史任务
李晶1，王伟2（1.天津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天津３００３８４；2.廊
坊师范学院社会发展学院，廊坊０６５０００）摘要：近代以来，为完成两大历史任务，农民阶级、地主阶级洋务派和资产阶级进行了艰苦的探索，但均以失败告终，历史的重任最终落在了拥有科学指导思想并代表最先进阶级利益的中国共产党身上。在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中国共产党提出加给中国人民最大痛苦的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至此中国革命有了明确的斗争对象。明确革命对象之后，中国共产党制定了革命的最高纲领与最低纲领。为了改变以往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政党革命斗争成效甚少的问题，中国共产党采取了众路线的革命方法，充分地发动工农众开展革命斗争。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斗争遇到挫折时，一代又一代共产党员坚守初心、坚定理想信念，不怕牺牲、接
续奋斗，最终建立了新中国并在国富民强的道路上奋勇前行。革命目标清晰、革命方法正确并且拥有初心既定、矢志不渝的革命精神是中国共产党能够完成近代中国两大历史任务的三大基本前提。顽强拼搏、奋力前行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取得独立解放并最终实现国强民富的根本保障。关键词：中国共产党；两大历史任务；革命精神；强国富民中图分类号：D61文献标识码：Ａ文章编号：１００２－３２４０（２０２２）０5－００74－06
近代中国面临的两大历史任务是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实现国家富强和人民富裕。它的提出并非凭空产生，而是伴随着曾经文化灿烂、经济富庶、科技发达的古老中国在近代逐步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的黑暗历史而提出来的。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便把实现两大历史任务作为奋斗目标并始终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为实现这一目标进行不懈努力。大革命的失败之后，中国共产党逐渐开辟出符合中国国情的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新道路。此后，顽强勇敢的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推翻了“三座大山”，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进而建立了人民当家做主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之后，中国共产党几代领导人沿着中国特社会主义道路为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富裕接续奋斗，终于开创出中国特社会主义新时代。
一、完成两大历史任务是历史留给中国共产党的艰巨使命
１６世纪起，欧洲人凭借冒险开拓精神，开始向亚洲扩张。最初，由于古老的中国文明积淀深厚，西方
的冲击仅停留在边缘地带。１８世纪工业革命开始后，欧洲人的经济技术优势日益显著，而清朝却在经历了康乾盛世之后逐渐走向了封建社会的末世，于是西方殖民者不再满足于在边缘地带徘徊，而是力图深入这一古老国家的核心区域，并将其变为它们的工农业原料供应地和商品倾销地。在巨大的利益驱使下，１８４０年，英国悍然【哲学与当今世界】社会科学家
SOCIAL SCIENTIST 20２2年5月（第5期，总第301期）May ．，20２2（No.5,Ｇeneral No.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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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师中国共产党与近代中国两大历史任务/李晶，王伟
发动了侵略中国的战争。此后，列强对中国的侵略逐步加深，而清朝的统治却日益腐朽。国家四分五裂、战乱频仍，人民贫病交加、备受压迫，救亡图存成为那个时代压倒一切的历史主题，争取独立解放，实现国强民富成为最紧迫的历史重任。
为了改变国家积贫积弱的现状和老百姓颠沛流离的生活，近代以来无数志士仁人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抗争和探索。由于不堪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深重压迫，广大农民众率先踏上了反抗斗争的道路，其中以太平天国运动声势最为浩大。这场农民起义历时１４载，起义军转战１８省，参与的农民有百万之众，军队也有几十万，也曾评价太平天国农民运动是英勇的斗争。但是，由于农民阶级自身存在诸多
无法克服的阶级局限性，导致其提出的社会改革方案存在很大的空想性，因而无法切实实行，再加上运动后期领导集团内部的腐败与争权夺利等问题，起义最终归于失败。
随后的洋务运动轰轰烈烈30载，兴办企业、建立新军、创办学堂、派遣留学，洋务派的活动不可谓不全面，但甲午一役之后，洋务派再无颜面谈及“富”与“强”。曾有人不解，交战双方都是在１９世纪中叶在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之下被迫打开国门，同样是认识到自己的落后之后开始向西方学习并历经了军事上的重大进步，开战之时，都聘请了留学归来的指挥官来指挥战斗，那为什么偌大的清朝最终会败于弹丸小国日本呢？在分析为什么邻国因洋务而兴盛，而清朝却因洋务而衰败之时，梁启超一语破的，指出李鸿章只知道兴办洋务事业，而没有涉及国家根本政治制度的变革。
于是沿着革新政体的思路，资产阶级开启了新的救国斗争。时至今日，当我们读到谭嗣同“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的狱中绝笔时，仍会被他慷慨赴死的决心和有如昆仑山般的雄大气魄所感动，但我们也不得不对维新派在变法宣传与实践上的大相径庭进行深刻反思。在维新派与守旧派论战之时，提出“能变则全，不变则亡，全变则强，小变仍亡”[１]，但最终颁布的变法政令既没有彻底否定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又不敢触及封建土地所有制。戊戌变法只坚持了103天便被守旧势力扼杀，这不仅折射出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也证明温和的改良道路在中国不适用。
既然改良的道路行不通，革命自然提上日程。孙中山先生说：革命是迫不得已而为之。但实际上在当时
中国的革命已经有了充足的理论和现实依据。１９１１年１０月１０日夜，湖北新军以攻占湖广总督衙门为进攻目标发动了武昌起义。起义成功后各地纷纷响应，很快发展成一场席卷全国的革命风潮。辛亥之役不仅结束了清朝的统治，而且彻底尘封了中国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此外，辛亥革命也促进了人们思想的解放与社会的进步。但是，从武昌起义成功之日起，帝国主义就拿大炮对准了革命党人，而当袁世凯与帝国主义妥协之时，旧官僚与立宪派却纷纷倒戈，这也注定了这场既没有充分发动众又缺乏彻底性的革命最终只是“为他人做了嫁衣”，人们也只能悲愤的慨叹“无量头颅无量血，可怜购得假共和”！
辛亥革命失败之后，国家上演了一幕幕历史丑剧，时人讽刺当时的社会状况是“由山而城，由城而坡，由坡而河，由河而海，每况愈下”。[３]黑暗的社会现实让很多人陷入深深的苦闷和彷徨之中，人们不禁思索“路在何方”。此时，一些先进的知识分子开始冲破现实的迷雾，从思想革新的领域思考中国的出路。他们认为，从前的改良或者革命运动之所以一再碰壁是因为中国缺乏一场彻底的改造国民性的文化革新运动。既然靠“换人换政府”的政治革命不足以挽救中国，那就再开辟一条新路，通过“换人换脑子”，再造一个崭新的中国。但凭借西方资产阶级革命时代的思想武器能让中国彻底脱胎换骨么？在随后掀起的新文化运动中，鲁迅、吴虞等对封建礼教的揭露不可谓不犀利，陈独秀、胡适等对资产阶级新文化的提倡不可谓不热情，但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进行，资本主义制度的固有矛盾一点点暴露出来，欧洲经过战争变得满目疮痍的事实让中国的先进分子难以做到视而不见。此外，戊戌变法、辛亥革命等曾经向西方学习的失败经历历历在目，再加上辛亥革命失败之后国家一天天变坏的现实等因素综合到一起后，资产
阶级共和国方案能不能救中国的怀疑开始随着新文化运动的发展而不断发酵。此后，中国的先进分子也一步步陷入李泽厚先生所说的双重文化危机之中，再跟着西方文明亦步亦趋看不到光明，但回到曾经猛烈批判的封建文化则意味着走回老路，也断然不可行。不甘屈服的中国人民一次次抗争，但又一次次失败。我们不禁反问，历史发展到现在，独立和解放都如同黄粱一梦，又何谈国富民强？在“四千年未有之奇变”之下，古老的中华民族要想继续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绝不能再延续以往各阶级的老路，必须要对时代挑战做出建设性和创造性回应。在中国的先进分子步入进退两难的尴尬境地时，李大钊独辟蹊径，认为“非有第三新文明之崛起，不足以渡此危崖”[３]。也就是说，要想取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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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与解放进而实现国强民富，必须要在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理论武器库之外寻新的更为先进的理论，进而沿着这一理论寻真正能担当起领导中国人民完成反帝反封建革命重任的社会力量。
１９１７年，俄国布尔什维克革命的成功，促使中国先进分子把目光投向东方。而五四运动之后，原本于１８９９年已经传入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终于从一股涓涓细流汇聚成磅礴大潮，中国也随即进入思想觉醒的年代。陈独秀、李大钊、蔡和森、、瞿秋白、周恩来、向警予、吴玉章、董必武、林伯渠等人成为了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拼将十万头颅血，须把乾坤力挽回。”[４]这一批苦苦探求救国出路
的先进分子在思想觉醒之后，带领中华民族愤而走上了浴火重生的道路。随后，当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一光辉思想终于开始指导中国工人运动之后，中国共产党便应运而生。在回顾了近代中国八十年来经历的苦难与抗争之后不难发现，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是以往各阶级和政党都不能完成两大历史任务之后的历史必然。
二、中国共产党能完成两大历史任务的三大基本前提
（一）中国共产党革命目标清晰
近代以来，为了挽救民族危亡，各派政治力量都在顽强抗争。但是，究竟应该将斗争的矛头对准谁，很长一段时间这一问题并没有得到根本解决。所以，历史呈现给我们的是，太平天国的领导层不加分辨地把信奉耶稣上帝的西方人都看作“洋兄弟”，维新派中有人提议聘请日本的伊藤博文来中国担任维新顾问，而资产阶级革命派则是幻想联合英美对付德日、联合地方军阀反对北洋军阀。对于部分旧官僚、旧军官混入革命阵营一事，不少资产阶级革命派也并没有深刻的认识。据辛亥革命时期的活动家温楚珩回忆，起义之后，相当一部分革命派认为以往旧的官僚、政客较一般人更富有经验和学问，所以经常以自身资历和威望不足为由盲目地赞同他们。原本革命党应该做众的向导，但资产阶级革命派却错把封建官僚地主这一革命对象当成了革命的朋友，结果只能是失败。
关于谁是中国革命的对象这一久而未决的问题在中国共产党诞生之后的第二年便得到了鲜明而正确的答
复。在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参会代表们明确指出中国革命的对象是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至此，中国的革命运动终于辨明了敌友，久经苦难的中国人民终于明确了自己的斗争对象。之所以近代以来各种政治力量在中国历史舞台上轮番表演之后，最终是由中国共产党完成了救亡图存的历史命题，是因为中国共产党人在向众阐明了斗争对象之后又真正做到了“团结我们的真正的朋友，以攻击我们的真正的敌人”。[５]（二）中国共产党革命方法正确
中国共产党诞生以前的革命运动之所以成效甚微，另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未能充分地发动众。从前致力于用革命挽救中国危亡的革命党人，目光总是聚焦于那些手握重权的高级军官与政客，认为只有拉拢他们，才能推动革命成功。但是最后的结果却是封建官僚、政客和立宪派在混入革命阵营后便开始从内部破坏革命。与以往革命方法不同的是，中国共产党采用众路线的革命方法。当革命的领导人眼睛开始向下看的时候，他们发现以往被忽视的人民众之中才真正蕴含着惊天伟力，只要将这一力量充分发挥出来，就能推翻国内一切反动势力，让中国重新焕发青春的活力。事实上，也只有依靠马克思主义的众路线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这两股旧势力，才能真正实现民族的独立与人民的解放。
（三）中国共产党人初心既定、矢志不渝的革命精神
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但如果我们稍加思考便不难发现这一初心和使命实际上是和近代中国两大历史任务高度重合的，因为它们都是以推翻帝国主义、封建军阀，建立独立自主的国家为前提，并以实现国富民强为最终归旨的。
初心既定，那就要矢志不渝。当国民党政权建立之初，用各种残酷手段镇压革命活动，使成千上万的共产党员和革命众倒在血泊之中的时候，很多党员用自己的宝贵生命对“今后还要不要继续革命”这一问题做出了最坚定的回答。广州起义领导人之一的周文雍在不幸被捕后面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残酷刑罚，始终坚持一个共产党员应有的信仰与操守。在敌人严刑逼供之时，他毅然决然地拿起笔写道：“头可断，肢可折，革命精神不可灭。”[６]著名的工人运动领袖，被人称做“提着脑袋干革命”的郭亮烈士在牺牲前不忘这样嘱托妻子：“我事毕矣，望善抚吾儿，以继余志！”[７]在革命暂时转入低潮时期，正是有了这些敢于在之下坚持革命的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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勇士，中国革命的胜利才有了希望。在此后的长征途中，红军又遭遇了无数的困难。但是，红军靠什么赢得了这场险象环生、危在旦夕的战斗呢？靠的正是坚定的革命理想信念。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在中央苏区和长征途中，党和红军就是依靠坚定的理想信念和坚强的革命意志一次次绝境重生，愈挫愈勇，最后取得了胜利”。[８]长征之后保存下来的民族精华使得中国的革命有了复兴的希望和光明的前途。也正是这些久经考验的革命骨干在面对日本的野蛮侵略时，率先举起了武装抗日的旗帜。随后，在面对拥有现代化武器的日本的疯狂进攻之时，在国共团结抗战的局面发生危机之时，在日军对根据地进
行疯狂扫荡之时，共产党从未放弃，最终引导战局由被动到主动，也引领中国从挫折走向胜利。历经２８载，中国共产党终于带领中国人民建立了一个崭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给近代中国百年救亡的历史命题画上了完美的句号。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踏上了强国富民的新征程，但这征途也并不平坦。在早期探索出现曲折之时，共产党人并没有忘记自己的初心。在七千人大会快要结束时，把自己事先写好的《仆算子·咏梅》发给参会代表，主席之所以这么做其实是在告诉大家，即使身处严冬，即使经历重重曲折，春天终将会来临。１９７８年底，中国开启了改革开放的新篇章。随着改革的深入，当社会上越来越多的人对经济体制改革产生怀疑之时，在改革一度遭遇困境之时，统一了人们的思想，旗帜鲜明地指出，中国如果不坚持社会主义道路，不坚持已经全面开启的改革开放，只能是死路一条！他的话语铿锵有力，也表明了中国共产党实现国家富强和人民富裕的信心和决心。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拉开了新时代脱贫攻坚战的序幕。２０２０年脱贫攻坚任务收官在即，国家却接连发生新冠肺炎疫情和特大洪涝灾害。面对严峻的形势，习近平总书记鼓励全国人民发扬“咬定青山不放松”的精神，勉励参与脱贫攻坚的干部众必须要在工作上更加把劲儿，在做好防疫工作的同时也要把脱贫攻坚工作的各项任务指标落到实处。今日中国的脱贫攻坚能取得全面的胜利离不开党和人民为完成初心和使命披荆斩棘、矢志不渝的革命奋斗精神。
三、中国共产党的顽强实践是完成两大历史任务的根本保障
发动并领导工农众开展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的重要革命实践。１９２１年，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之后的一年多时间里，在全国发生的大大小小的一百余次反抗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压迫的工人罢工运动当中，随处可见中国共产党人的身影。１９２２年１月，香港海员工人举行大规模罢工游行，中国共产党不仅组织成立了香港海员罢工后援会，发表了专门支持和引导罢工工人的手册《敬告罢工海员》书，而且还汇集各地工人捐献的资金对罢工给予实质援助。在１９２３年初爆发的京汉铁路工人罢工运动中，中国共产党人也全程参与，不仅先后组织和参加了京汉铁路总工会筹备会和京汉铁路成立大会，而且在罢工的关键时刻，为了揭露军阀的残忍面目，激发国人支援武汉铁路工人罢工运动的热情，专门发表了《为吴佩孚惨杀京汉铁路工告工人阶级与国民》书。共产党人所做的以上这些实际工作为罢工取得最终胜利或阶段性胜利提供了坚强保障。
除了组织工人运动，沈玄庐、彭湃、夏明翰、等一批共产党人还深入田间地头向农民阶级宣传革命，组织农民反抗封建地主阶级的压迫。１９２１年９月２３日，中共早期党员沈玄庐到四周皆是稻花的山北土庙戏台上发表《农民自觉》书，慷慨激昂地对当地老百姓讲：“你们生产能力的伟大，比钱塘江水的源流还要长远。可你们只管培养压迫你们的人”，“他们的生活程度高过你们几千倍、几百倍，而且凌驾在你们头上，做官吏、做议员、做绅士、做老爷”，而你们辛苦劳作一年后，却要发出叹息，“这样，叫我怎样活的过去呵！”[１]有了这些成百上千的党员在乡村一线的宣传和实践，占全国人口大多数的农民逐渐被唤醒了阶级觉悟，开始进行反抗封建地主压迫的阶级斗争。在工人运动陷入低潮之时，中
国共产党又积极探索新的革命实践，掀起了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国民大革命，随后的北伐战争取得重大胜利，加速了北洋军阀势力的迅速崩溃。大革命后期，当资产阶级发生严重动摇之时，共产党人在黑暗的中国独立高举反帝反封建的大旗并独自踏上了探索革命新道路的旅途。在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后，我们党探索出了一条与俄国革命道路不同的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新道路。此后，我们党沿着这条革命新路阔步前行并取得了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与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此刻，三座大山被彻底推翻，中国人民终于有了建立真正的民主共和国的信心与实力。１９４９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实现了独立解放这一历史任务。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又带领人民在实现国强民富的道路上奋勇前行。以同志为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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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三年内不仅领导人民巩固了政权、恢复了生产、稳固了经济，而且还指挥志愿军完成了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让久被奴役的中国人民彻底扬眉吐气。１９５２年之后，又历经三年时间，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完成三大改造，彻底消灭了封建剥削制度。在进行三大改造的同时，我国还大力发展电力、煤炭、钢铁冶炼、石油勘探与开采以及飞机、船舶、车辆制造等行业并大规模开展工业化建设。此外，为了连通国民经济的动脉，国家还重点发展交通运输行业，到１
９５２年底全国铁路通车已达２．４万公里。尤其是成渝铁路的建成，结束了四川没有铁路的历史。这条铁路从清末开始筹建，四川人民盼望了几十年，也为保护路权进行过数次英勇的斗争，但是一直到国民政府统治结束，四川依旧一寸铁轨也没有铺成。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党带领人民仅用了两年时间便把这条长达５００公里的铁路修通了。这个例子足以说明，中国近代以来无数仁人志士梦寐以求的工业强国梦，只有在中国共产党完成了民族独立与人民解放的历史任务之后才能真正开启。到第一个“五年计划”结束之时，我国工业化已经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除了工业建设，中国共产党还带领农民兴修水利，防治水旱灾害。１９５０年７月２０日到８月３１日，接连三次批阅治理淮河的报告并发出“一定要把淮河修好”的号召。经过艰苦奋战，党最终带领几百万治淮大军完成了对淮河的全流域治理，保障了淮河流域人民的生产和安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三年间，党还带领大约２０００万人民进行了大规模的水利建设，这对于整体改善我国农业生产条件以及农业增产增收起都起到了重要作用。
１９７８年之后，党的几代领导集体带领中国人民为完成国家富强、人民富裕的历史任务继续奋勇前行。１９８０年５月，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发表《关于农村政策问题》的谈话，明确肯定包产到户对发展农业生产的积极作用，此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中国农村迅速推广。这种新型农村经营制度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谈话发表的当年，我国农业就在克服多种严重自然灾害的情况下获得了大丰收，粮食产量达到３１８２２万吨，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第二个高产年。[１０]农村
的改革也促进了城市的改革。以扩大国企经营自主权和弱化城市中计划管理的作用为代表的一系列改革切实提高了企业的经济效益和企业职工的个人收入。在改革的同时，对外开放政策也逐步落实。经济特区的启动对东南沿海经济的推动作用很快凸显出来。改革开放的第二年，广东省的外贸出口创汇比前一年增长了大约三分之一；同一年，福建省的外贸出口额也比上一年增长了大约３０％。[１０]
进入２１世纪之后，随着中国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中国经济又开启了新一轮腾飞。到２０１０年，中国已经发展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国家富强的同时，中国共产党也不忘提升老百姓的生活水平。党和政府通过教育改革不断提升劳动力素质，通过深化就业体制改革使我国就业形势长期保持整体稳定，通过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和建立健全社保体系改善低收入体的生活。党的一系列切实惠民措施成效显著，历史发展到21世纪的第11个年头，我国终于摘掉了中等偏下收入国家的帽子，成功迈入中等偏上收入国家的行列。
在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的闭幕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就是要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１１]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带领下，我们更加明确了只有脚踏实地的追求并践行强国富民这个近代历史交给我们的第二大任务，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才能真正实现。并且，党带领我们完成第二大历史任务的工作是全面而实际的，是体现在国家治理和执政管理的各个方面的。当下，党中央以强国富民为目标在财税、金融、土地、社会、文教、司法、军事等领域进行了一系列全方位、多层次、深领域的改革，这些改革共同构成了实现国家富强的有力基石。
在２０１２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召开之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不仅进一步优化涉及国计民生的经济工作的各项体制机制而且开始在宏观经济领域加大阐释与引领。２０１３年起，在上海、广东、天津、福建相继成立的中国自由贸易试验区标志着我国在进出口货物管理和吸引外资等方面的对外开放程度又有了进一步的加强。除了微观层面的经济政策的改革与创新，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宏观层面对我国经济的定位和指引更为重要。２０１４年５月，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经济“新常态”一词之后，对我国经济发展的特征与阶段的研究逐步加深。在党内外各界人士和经济领域权威专家的多次研讨之后，我们明晰了中国经济发展的新阶段和新特征，并且明确认识到要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引领中国经济发展实现兼顾质量、效益与可持续性这一目标。经济领域开展的一系列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带来的是我国经济结构的不断优化和整体经济实力的大幅跃升。２０２０年，我国ＧＤＰ已经突破百亿元，占世界经济的比重也达到大约六分之一。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习近平强军思想指导下，中国特强军之路进一步开拓。为了奠定强军基业，习近平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