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04-10
内容提要本⽂认为虽然学术界在整体上有将图像史料视为边缘史料的潜意识，但近些年在理论认知和研究实践上都有进步。在中国古代图像的功⽤⼀度很⼤，但随着思想表述的越来越深邃，图像的功⽤愈加式弱。在历史上很多时候图像有⽂字所没有表达过的空间和领域，也有在同样⼤幅⾯内⽐⽂字隐含更多信息量的地⽅，有时图像史料在研究中起着决定性的作⽤，所以在功能上有传情达义、佐证⽂字、直观愉悦之处。所谓图像史学，主要是利⽤图像来研究历史和传播历史的科学，包括图像史料学和图像媒介史学两⼤部分，分别体现着“图像证史”、“图像传史”的不同功能。图像史料的分类应该按统⼀的⼝径来划分。中国古代图像资料虽然相当丰富，但是应该看到中国古代图像史料有其⾃⾝纪实精准度差的局限性；中国古代⼤多数图像史料是没有具体的时空维度的，我们⼀定要慎重使⽤；我们不仅仅要关注史料的“时空维度”，可能更要关注图像史料的“社会维度”，研究分析各类图像史料的“信度等级”。
关键词图像史料学图像证史图像传史时空维度社会维度信度等级
〔中图分类号〕K061 〔⽂献标识码〕A 〔⽂章编号〕0447-662X（2014）07-0066-10
⼀般认为在历史学研究中史料形式，可分成⽂字、图像、实物、⼝述四⼤类，其中实物可转变为图像，⽽
⼝述可转变为⽂字。不过长期以来，历史学研究的主要史料都是以⽂字史料为主体，实物、⼝述史料往往作为傍证的，⽽图像史料的运⽤往往是边缘的、不⾃主的。对此，英国⼈彼德·伯克（Peter·BurKe）在《图像证史》中就谈到：“使⽤摄影档案的历史学家⼈数相当少，相反绝⼤多数历史学家依然依赖档案库⾥的⼿抄本和打印⽂件。历史学的专业杂志很少刊登图⽚，即使杂志同意刊登图⽚，愿意利⽤这⼀机会的也仅仅是将它们视为插图，不加说明地复制于书中。历史学家如果在⾏⽂中讨论了图像，这类证据往往也是⽤来说明作者通过其他⽅式已经做出的结论，⽽不是为了做出新的答案或提出新的问题。”[英]彼德·伯克（Peter·BurKe）：《图像证史》，杨豫译，北京⼤学出版社，2008年，第4页。实际上⽤彼德·伯克这⾥谈到的场景来形容中国⽬前历史学界的现状可能也是吻合的。因为中国⽂字源远流长且义蕴闳深，在中国⼈的潜意识中，⽂字表述的学问是最深邃的，越是⽂字古⽼⽣避⽽语⾔晦涩的学问越见功夫。所以，⼀段段⽣避难解的⽂字史料征⽤、⼀⾏⾏晦涩拗⼝的⽂字诠释咀嚼成为有的史家寻求⾼深的理想境界。对此，⾏龙先⽣也谈到：“⽂字在学者眼⾥‘义蕴闳深’，记事记⾔、传情达义皆可直接利⽤和体悟，⽽图像只是⼀种陪衬，聊起辅助和点缀作⽤，时话叫做增加‘可读性’”，所以在中国的学术场景中图像不过是⼀种“帮腔”。⾏龙：《图像历史：以〈晋察冀画报〉为中⼼的视觉解读》，杨念《新史学》第1卷，中华书局，2007年，第217-218页。其实，在许多⼈的眼中这种“帮腔”，也可以说是“伴唱”，不仅不重要，甚⾄还有⼈在潜意识中认为图像史料是通俗的、⼤众的、低级的、幼稚的著述的表征。
⼀
可喜的是，近些年来，国内外有许多学者已经注意到图像在史学研究中的重要意义，已经有许多学者⾃觉运⽤图像史料进⾏历史研究。迄今为⽌，中国史学界在运⽤图像史料进⾏研究⽅⾯，存在两个特点：
⼀是研究领域主要在考古器物研究、古代物质⽣活史、艺术史、科学技术史等⽅⾯较多，如运⽤先秦器物研究先秦历史，利⽤汉代画像砖⽯资料研究汉代物质⽣活史，利⽤古代绘画和雕塑图像等研究古代服饰，利⽤古代耕织图研究农业技术，利⽤《清明上河图》、《点⽯斋画报》、《姑苏繁华图》、《南都繁会图》等绘画研究古代和近代社会⽣活史、城市史。不过在⼴⼤的政治史、制度史、经济史、⼈物史、思想史、⽂化史、历史地理层⾯，对图像史料的运⽤还较少，即使使⽤往往也是⼀种不⾃觉的使⽤。以我熟悉的历史地理研究领域来看，本来历史地理的研究中复原景观是最重要的任务之⼀，但是长期以来，我们的研究复原景观多是使⽤⽂字史料为主。以前很长时期内《历史地理》、《中国历史地理论丛》两个刊物都不刊登图像资料，连地图也都少有附载。严格讲，⽬前学术界关注图像史料最多并对相关的图像理论研究最深的还应该是艺术史和考古学领域，所以曹南屏《图像的“⽂化转向”――新⽂化史视域中的图像研究》⼀⽂中谈到在历史上研究古典艺术史中图像是⼀种“基本的资料形态”，曹南屏：《图像的“⽂化转向”――新⽂化史视域中的图像研究》，见复旦⼤学历史系：《新⽂化史与中国近代史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325页。显现了学界在这⼀点上的古今相承。在考古学领域内，从古代的⾦⽯学到现古学的器物类型学都是以实物图像为基础的，让器物发出话语，让图像变成⽂字，这是考古学的套路。不过就考古学⽽⾔，在让器物发出话语，让图像变成⽂字这个学问的理论⽅⾯做的研究并不多，⽅法路径并⽆标准，经验性占据主导地位，以致学界有⼈怀疑考古器物学的信度。
⼀是近些年来主动利⽤图像史料进⾏历史研究的⼤多局限在中国近代史领域。我们注意到曹南屏先⽣《图像的“⽂化转向”――新⽂化史视域中的图像研究》⼀⽂中列举的⼤量利⽤图像来研究中国历史的案例，⼤多是集中在中国近代史领域。如近来黄克武主编的《画中有话――近代中国的视觉表述与⽂化构图》收集了通过图像来研究近代历史和与图像有关的历史研究论⽂⼗三篇，开创了中国学术界系统利⽤图像研究中国历史的先河。我们也注意到黄克武谈到“在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之内，对于图像资料的重视其实有长远的传统”。黄克武主编：《画中有话――近代中国的视觉表述与⽂化构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4年。不错，如果说中国古代史领域研究中利⽤图像史料更多是考虑图像更能传思达义的物质⽣活、科技器物层⾯，中国近现代史研究对于图像的更多利⽤可能更有图像资料更多更详细的背景。同时，也与中国近代史领域由于学科特性与国际接触强于中国古代史有关。必须要指出的是，我们⼗分欣喜地看到近些来葛兆光先⽣运⽤图像史料解读中国古代思想史探索，使图像史料的运⽤空间⼤⼤拓宽。葛兆光：《思想史研究视野中的图像》，《中国社会科学》2002年第4期；《作为思想史的古舆图》，《古代中国的历史、思想与宗教》，北京师范⼤学出版社，2006年。遗憾的是学术界这样的成果太少了。据彼德·伯克的《图像证史》记载西⽅已经有许多学者开始⾃觉利⽤图像来研究历史，故才形成有《图像证史》这样的专门利⽤图像来研究历史、校正历史的图像历史的学术专著，但我们中国学术界严格讲还没有这样⼀本同类的史学著作出现，也是可以理
解的。
⼆
很多⼈注意到西⽅学者已经重视图像史料的作⽤，如德国思想家罗伊森（J·G·Droysen）已经认识到：“只有当历史学家真正开始认识到视觉艺术也属于历史材料，并能有系统地运⽤它们，他才能更加深⼊地调查研究以往发⽣的事件，才能把他建⽴⼀个更加稳固的基础上。”曹意强：《艺术与历史》，中央美术学院出版社，2001年，第72页。彼德·伯克《图像证史》⼀书更是讲述了⼤量西⽅学者关于图像学理论的讨论和相关的研究个案。其实，我们国家的图谱之学源远流长，⼀般可从遥远的河洛图谈起，以后这些⽅⾯在实践和理论上都有⼀些思想。早在《华阳国志》中就记载了我国最早的图经《巴郡图经》，以后图经这种表述体裁成为⼏个时代的重要⽂献。所以，⼀般认为在中国古代的地学⽂献发展史中曾有⼀个“图经时代”，就是汉晋南北朝唐宋时期，《图经》成为我们地学重要的⽂献体裁。在这个时代，图像与⽂字都有同等重要的意义，图像同时有传情达义、佐证⽂字、直观愉悦的三⼤功能，并不是⼀般意义上的插图。早在宋代就有了“左图右书”、“左图右史”的话语。所以，古⼈书写胸臆往往是说“左图右史，吟风吟⽉”，黄直卿：《遂初堂记》，《古今事类聚后集》卷9。或“左图右史，朝吟⼣讽”。魏了翁：《鹤⼭集》卷85《赵谟阁学⼠特赐光禄⼤夫倪公墓铭》。宋⼈的话语间好像对图像的功⽤⼗分重视，如《⽟海》卷47引《绍兴通志》称“所古之学者，左图右书，即图以求易，即书⽽求难”。特别是宋代郑樵对此感悟颇多，在其《通志》总序称：“古之学者，左图右书，不可偏废。”在卷72《索象》⼜称：“宋古之学者为学有要，置图于左，置书于右；索象于图，索理于书，故⼈亦易为学，学亦易为功……
天下之事不务⾏⽽务说，不⽤图谱可也，若欲成天下之事业，未有夫图谱⽽可⾏于世者”，在卷72《原学》条也认为“图谱之学不传，则实学尽化为虚⽂矣……由是益知图谱之学，学术之⼤者。”
宋代以后，中国古代⽂献中⽂字的⽓场越来越⼤，图像的重要性相对式弱。唐宋以来中国思想⽂化越来越深邃宏⼤，在⼈们的意识中，图像能表达⼈思想的深度和准确性⼤⼤削弱。特别是深邃的义理之学已经使图像感到有明显的“图不达义”之感。不错，当⼈们思想积累到⼀定的深度以后，图像单独表达的准确性⼤⼤削弱，近古以来语⾔⽂字越来越丰富，使⼈们运⽤⽂字表达深邃思想更为丰富和准确。在某种程度上讲，在⼀定时期内图像可能成为了幼⼉识读的玩偶，⽽⽂字往往才是成⼈传魂的游戏。所以近代以来图像成为附属的插图，往往只有了直观愉悦的功能。先秦中国语⾔⽂字的简明短促多义晦涩与近古的⽂字的相对丰富多彩准确相对相关，可能⼀定程度上影响了图像的功能和地位。同时，与印刷术有关的是图像这种依靠雕版技术的表现⽅式，图版的保存流传相对较为困难，所以才有《元和郡县图志》演变成《元和郡县志》这种图像丧失的现象。
彼德·伯克谈到西⽅历史上在图像上出现过两次⾰命，⼀次被认为是15⾄16世纪的印刷图像的出现，⼀次是19世纪20年代的摄影技术的出现。其实在中国历史上，早在9世纪就出现了雕版印刷品，10世纪以后印刷图像就较为普遍了。不过中国的摄影技术是从西⽅传⼊，普及的时间相对就较晚了。实际上在中国古代某些地领域图像表达的内容⽐⽂字更直观、准确，古⼈的认知⼀直相沿不变，如地图表现的地理⽅位、图画和照⽚表达的⼈像、器物和景观，远⽐⽂字更适合，所以唐代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卷2：“
若论⾐服、车舆、⼠风、⼈物，年代各异，南北有殊，观画之宜，在乎详审。”这⾥谈的是器物风⼟。明代章潢《图书编》卷16《天道总叙》：“⾂旧作图谱志，谓天下之⼤学术者，⼗有六皆在图谱，⽆图有书不可⽤者，天⽂是其⼀也。”这⾥谈到的是天⽂对图谱的依赖。其实就今天来看，应该说在许多时候图像有⽂字所没有表达过的空间和领域，也有在同⼀空间内⽐⽂字隐含更多信息量的地⽅，才更应该是我们重视图像史料的出发点。应注意到彼德·伯克在《图像证史》中引⽤库尔特·塔科尔斯基的话“⼀幅画所说的话何⽌千⾔万语”，但我们要说的是并⾮所有的千⾔万语都是有⽤的史料，有的话是废话，有的话是重复的话，有的话是新的话语。有的学者总结出图像证史的作⽤有四点，⼀是在证史中起着决定性的作⽤，⼀是印证⽂字史料的作⽤，⼀是弥补⽂字史料不⾜的作⽤，⼀是提供思考的切⼊点。陈仲丹：《图像证史功⽤浅议》，《历史教学》2013年第1期。实际上图像的千⾔万语的功能是不⼀样的，⽽这种千语万⾔的利⽤的差别只有在运⽤实践中才会有体会。
应该说这些年在研究历史地理学和交通技术史上真正感受到历史图像的价值。如清代乾隆年间⾦沙江下游如此险恶的⽔道真的能通⾏船只吗？应该是何种船？后来知道清代利⽤⾦沙江航道运铜时，⾯对⾦沙江这样湍急的河道，使⽤的是⼀种叫“鱼秋船”的船，在《清实录》和《清代巴县档案中》⼤量有关鱼秋船的记载，但鱼秋船的船形何样，从⽆记载，也正是在《乾隆⾦沙江图》上描制了⼤量像泥鱼秋⼀样两头翘的运输船，为复原鱼秋船到了根据。
很多年以前，我曾在邓少琴编的《四川省内河航运史志》上册32页上发现这样记载：“昔在会泽以下，曾
有运铜航⾏宜宾之事，但须经过‘滚乾箱’、‘吊神船’种种⽅法过滩，辗转盘驳。”估计这是邓先⽣在民国时在⾦沙江做⽥野调查从前⼈⼝述中传下来的⽅法，但以前并没有任何⽂献记载，这⾥的“滚乾箱”、“吊神船”是何种⽅法并不清楚。后来我们发现在清代《张允随奏稿》中曾谈到“以前运送兵⽶船只过此，或⽤旱厢，或架台杆，仍多⽤⽵纟将船捆定拉过，时有磕损”，《张允随奏稿》卷上，《云南史料丛刊》第8辑，云南⼤学出版社，2001年，第629页。有了⼀点粗略的认知，仍然不知具体的⽅法。多年以后，在仔细研究了海外版的乾隆《⾦沙江图》后，发现乾隆《⾦沙江图》多处描绘在滩险边⽤⽊搭成的船路，纤夫有的从岩边⽤绳索强抬升⽊船，有的在前⾯拉船前进。这是⼀种特殊、罕见的盘滩场⾯，这种过滩的⽅式是与川江上盘滩不需⽤⽊修船路⽽仅在船前⽅⽤纤夫拉是不同的。这种场景不仅使我们相信历史上⾦沙江通航的事实，⽽且也使我们感叹古⼈的聪明与艰⾟。蓝勇、⾦兰中：《清乾隆“⾦沙江图”考》，《历史研究》2010年第5期。原来，⽤⽊材在⽔中滩险处搭成旱厢船路，让空船从中滑过就是“滚乾箱”，⽽纤夫从岩边⽤绳索强抬升⽊船以减少磨擦以配合前⾯拉船的纤夫就是“吊神船”。如果没有乾隆《⾦沙江图》的图像表现，可能⾄今也没有⼈能准确破解这⾥的“滚乾箱”和“吊神船”。
关于明清时期皇⽊采办的记载⽂献相当分散，散见于地⽅志、档案、⽂书、实录、笔记之中，以前完全是依靠⽂字记载去复原皇⽊采办，不过由于作为⼀个古代转运⼯程来说，从道路状况、运输⼯具、运输⽅式这些景观场景⼤多没有⽂字记载⽽缺失，故留下众多疑问。有的转运⼯程即使有记载，但景观场景再现⽂字的精准性⾃然远远在图像之下。
如⽂献记载转运皇⽊要“箱”、“搭箱”，或建⽴“溜⼦”，何谓箱？⽂献中只记载⽤⽊铺设的运输⼤⽊的道路，⼀般是⽤两列杉⽊平铺形成，但究竟何样，并⽆详说。后来发现这种厢路在20世纪30年代川西林区仍在普遍使⽤，民国时孙明经在川西考察时就拍摄到这种场景；⽽20世纪80年代在川西⾦⼝河林区有的地⽅也在使⽤这种⽅法运⽊，留有⼀张珍贵的照⽚，使对这种
运输⽅式才有准确全⾯的认知。⼜⽂献记载皇⽊采办要将⼤⽊“空⿐”，何谓空⿐，从⽂献中只知是在树上挖孔以利拖运，形式不详。但从《万历版画录》中的《采⽊之图》和《运⽊之图》打孔、拖运形象，对“空⿐”有了准确的认知。在四川汉源县⽔井沟发现明代皇⽊采办的实⽊后，正是依据“箱”图像和⽆⿐孔这⼀点断定为皇⽊残⽊或箱⽊遗⽊。
中国环境史研究中普遍有⼀种“今不如昔”的潜意识，古代哪怕碎⾔⽚语的林⽊描述都成为昔⽇⼭川秀美的臆想。记得年幼时长辈⼀说起过去环境，说者听众总是油然⽽⽣对过去深林茂树⼀望⽆际的感怀，但实际是怎样的情况呢？从⽂献记载中很难有全⾯准确的认知，但是清末西⽅⼈的镜头使我们了解清代中国的环境状况有了深⼊直观的认知。将西⽅⼈拍摄的湖北西陵峡天柱峰、秭归县城、贵州威宁⽯门坎、川南凌霄⼭、川西都江堰附近⼭地与今天同⼀机位拍摄⽐较后发现，⾄少清代后期长江上游城镇和重要交通沿线两边的植被并不是⼭川秀美，在许多城镇附近的植被状况远不如现在。但是将清末威尔逊拍摄的有关清末汤溪河河⾕、巫⼭巴东兴⼭交界、泸定化林坪⼀带的植被与今天⽐较⼜会发现植被情况远⽐现代好，显现清后期⽔源林地区的植被⽐现在好的状况。得出这样的研究结论，照⽚起着决定性的作⽤。
蓝勇：《近两千年来长江上游森林分布与⽔⼟流失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
应该看到，中国古代有相当丰富的图像史料，从汉代以来的画像⽯、画像砖开始，晋朝的《⼥史箴图》、南朝的《职贡图》，隋唐时期的《步辇图》《历代帝王图》《虢国夫⼈游春图》《皇会图》《明皇幸蜀图》，五代的《韩熙载夜宴图》，宋代《迎銮图》、《⽂姬归汉图》到《清明上河图》《武经总要》《梦溪笔谈》《耕作图》《证类本草》《蚕织图》《耕作图》《诸夷职供图》，元代《职贡图》《狩猎⼈物图》、元版《清明上河图》《农书》，明代的《三才图绘》《图书编》《本草纲⽬》《农政全书》《救荒本草》《便民图纂》明版《清明上河图》，清代的《⼭海经图》《康熙南巡图》《乾隆南巡图》《康熙六旬万寿图》《盛世滋⽣图》《制瓷图典》《⾃流井风物图说》《授时通考图》《台湾⼭内番地风俗图册》《台湾⼭内番地⼟产图册》《皇清职贡图》《成都通览》《点⽯斋画报》等，其他如明清⽅志的⼋景、⼗景图、清代的耕织图、制茶图、棉花图、滇南盐井图、黔苗滇夷图、⼴州⼗⼆⾏图等，举不胜举。
尤为可喜的是，近代郑振铎编辑了五卷《中国版画史图录》和《中国古明器陶俑图录》，建国后上海古籍出版社⼜编辑出版了《中国古代版画资料丛刊》，出版了正编、⼆编，周⼼慧主编了《新编中国版画史图录》，中国⽂物出版社出版了多卷本的《中国古代书画图⽬》，⽇本东京⼤学《中国绘画总合图录》正编和续编更是将海外的中国绘画收集全⾯。其他分类分时代的版画、绘画集更是众多，如王潮⽣编的《中国古代耕织图》、云南⼤学图书馆编的《清代黔苗滇夷图谱》等，这些图像汇编为我们研究中
国古代史提供了更多更系统的图像史料。清末，西⽅⼈将摄影技术传⼊中国，许多清代末年有关中国⾃然、⼈⽂的照⽚更成为研究中国晚清时期历史的重要图像史料，如近来欧阳允斌主编的《近世中国影像资料》、冯克⼒主编的连续出版物《⽼照⽚》都是重要的图像史料。近代西⽅⼈编绘的中国画⽚也有⼗分明显的纪实价值，如黄时鉴编的《⼗九世纪中国市井风情》、《维多利亚时代的中国图像》及⽇本东洋⽂库中存的⽩描中国风景画等都有很⾼的史料价值。⽹络上⼀些⽼旧照⽚⽹站、照⽚储存平台也有⼤量中国图像史料。
三
应该看到，利⽤中国古代图像史料来研究中国历史有许多值得思考的地⽅。
1.⾸先要看到这些年来虽然已经有较多学者提出了建⽴图像史学的建议，但是由于学术界关于图像证史的研究实践的缺乏，连许多基本的理论概念都是含糊不清的。
在西⽅语境中“图像”是指images，同时有图像学iconology 、图像志 iconography的概念。不过，对于图像在历史学领域延伸出来的学科概念却是⼗分混乱。⽬前对于这个领域学术界使⽤的名词繁多，图像史料、图像史学、历史影像、影像史学、图像学、影像档案、影视史学等，但是这些概念从内涵到外延都⼗分混乱，特别是将作为媒介的图像与史料的图像混在⼀起，以致讨论中⽭盾丛⽣。如有的学者认为影像史学“是传统历史学科与现代影视传媒技术的产物，其定义为‘视觉图像和影视语⾔表现历史和我们的
见解’”雪峰等：《关于历史学科影像实验室建设的思考》，《实验室研究与探索》2012年第1期。实际这⾥指的影像史学，仅是利⽤现代影像技术来展现、宣传历史成果的媒介图像史学，并不包含我们指的利⽤图像史料作为证据来研究历史的概念。⼜如有学者认为：“所谓‘影视史学’就是⽤影视⼿段来记录历史，⽤影视与历史学的相关知识来研究和考证历史”。唐晨光：《影视史学――历史学家如何透过影像来研究和考证历史》，《电影评介》2011年第3期。这⾥的表述注意到作为媒介的图像和作为史料的图像，但仅将其局限于记录⽚这个影视⼿段，是很不周全的。⼜有学者认为：“从这种意义上说，”图像史学“是以图⽚排列、提⽰为主，附简洁的说明⽂字⽽述说历史的⼀种史学分⽀。”于庆详：《图像史学：历史研究的新视点》，中华⽂史⽹：http：///qszx/jgzz/tlz/2009-11-12/4325.shtml。从其⽂字表述来看，这⾥的所谓影像史学主要还是作为⼀种媒介史学的⾓度，主要是通过编清史《图录丛刊》的⾓度，强调通过图录形式展现历史，⽽不仅是⽂字展现。有的学者的讨论中虽然对有作为史料的图像和作为媒介的图像都有介绍，但并没注意到两者的根本区别，使两者纠缠在⼀起。卫奕：《影像档案与历史研究》，《军事历史研究》2010年增刊，第86-89页。所以，应该⾸先对图像史学在内涵和外延上做出科学的界定。实际上，影像、影视只是图像的⼀部分，所以⽤图像便可以将影像、影视包含。⽽所谓图像史学，主要是利⽤图像来研究历史和传播历史的科学，包括图像史料学和图像媒介史学两⼤部分，前者主要是指利⽤图像史料来研究历史的科学，可称
为“图像证史”。实际上彼德·伯克《图像证史》研究的主要⽬的就是“如何将图像当作历史证据来使⽤”，
是指前者。[英]彼德·伯克：《图像证史》，杨豫译，北京⼤学出版社，2008年，第3页。本⽂也主要讨论的是“图像证史”。⽽后者主要是指利⽤图像来传播历史研究和历史知识的科学，可称为“图像传史”。在这⼀点上，西⽅学者有时也是认知不清的，就是伯克在《图像证史》中也将作为媒介的影视史学放在其中讨论，还专门引⽤美国批评家海登·怀特对影视史学的界定：“⽤视觉形象和影视化的话语表达的历史以及我们对它有思考。”②④[英]彼德·伯克：《图像证史》，杨豫译，北京⼤学出版社，2008年，第277、13、3页。其实，作为媒介的影视史学概念中的纪录⽚也是作为研究媒介存在的，可视作研究载体，但是这种载体本⾝不是现代研究的历史的图像史料（可看成以后研究历史的图像史料），⽽⽚中的旧图像才可成为研究历史的史料。历史故事⽚则完全只是以新构图像来解读历史，连⽚中的图像也不是历史研究的史料，只是编者、导演们对历史的重新认知和解读的图像表现。
⼀般认为，历史研究史料主要分成⽂字史料、图像史料、实物史料、⼝述史料。⽂字史料分成传世⽂献与⾮传世⽂献两⼤类，传世⽂献中见于历代著录、引⽤的⽂献，⾮传世⽂献则指⽂书、档案、碑铭等史料。图像史料则应包括历代图画（含中国纸绢绘画、⽯刻浮雕画、壁画、岩画、⽊版画、⽊刻版画、⾦属版画等）、照⽚、影视三⼤类史料。实物史料主要是指历代的器物、建筑、雕塑等。应该看到，实物史料通过影像、绘画可印刷成册可以转变为图像史料，⽽雕塑在某种意义上是介于图像与实物之间的史料。以前荷兰历史学家古斯塔夫·雷尼埃认为应⽤“遗迹”取代“史料”，②主要是将实物史料与⽂字史料、图像史料汇融在⼀起的考量。当然，⼝述史料经过受听者的记录、出版、绘制，也可转变为⽂字史料和图像史料。
以前学术界对于图像史料的分类更是混乱万分。有的学者认为图像包括地图、图⽚、⽂物、遗址遗迹、碑刻、建筑、图画、影视⽚、纪实⽚等，分成动态和静态两⼤类，沈敏华：《历史教学中的图像史料及其运⽤》，《历史教学问题》2005年第5期。但是这些分类在逻辑上是混乱的，如遗址、遗迹可以是⽂物，也可能包括建筑，图⽚与图画之间也难以区分。也有学者认为图像应该包括画像、雕塑、浮雕、摄影照⽚、电影和电视、地图、建筑等，④但陈仲丹认为建筑等应该上了载体才能成为图像，陈仲丹：《图像证史功⽤议》，《历史教学》2013年第1期。就是指实物上了印刷品、拍⼊影像后才成为图像。但是历史研究从史料⾓度来看，并不局限于上了媒介后，直接察看建筑、器物、绘画等也客观上成为史料的⼀种，因为这些实体建筑、器物有印证⽂献史料的作⽤。实际上图像史料的分类⽬前主要是划分标准在⼝径上混杂的问题，使史料的分类在逻辑上混乱。如果从载体⼝径上可以将图像史料分成⽵⽊、丝绢、⾦属、⽯、纸、照⽚、影像（电影、电视、照⽚、电脑）七⼤类。如果从制作⼯艺⼝径来看，可以分成刻制、描绘、塑造、拍摄四⼤类。刻制类包括⽊刻画、⽊版画、铜版画、⽯版画、锌版画、胶版画等，从⼯艺看可分成⼑刻和蚀刻，从展现形式⼜分成直接和印刷两⼤类。描绘类包括中图画、油画、⽔彩画、⽔粉画、钢笔画、铅笔画（分成素描和速写）等等，塑造类主要指雕塑、画像砖等，⽽拍摄类主要包括照⽚、影⽚（电影、电视、⽹络视频等）。
2.中国古代图像资料虽然相当丰富，但是应该看到中国古代图像史料有其⾃⾝的局限性。如中国古代绘画作品在⼿法上分写意、⼯笔、兼⼯带写三⼤类，但构图取景上则在写意与写实之间，⼀般是按照写意
的绘图⽅式，采取散点透视⽅式取景，只求神似，这就极⼤削弱了图像反映客观事物的精确性。所以，西⽅⼈很早就认中国画是“可怜的涂鸦”，不能描绘出各种绘画的正确轮廓。柯律格：《明代的图像与视觉性》，引约翰·巴罗话，北京⼤学出版社，2011年，第4页。相对⽽⾔，西⽅图像资料的科学精准性更⾼，如曾发现15世纪到19世纪从德国海德堡对岸绘制海德堡城堡的多幅绘画，完全采⽤西⽅油画的聚焦透视写实的⽅式绘制，从早期的城堡四周童秃⽆树，到18世纪以后树⽊成荫的变化相当明显。但中国古代的绘画作品中是不可能出现这样的效果的。⽽现存于⼤英博物馆收藏的16世纪约翰·怀特《弗吉尼亚的塞科顿村》三维透视的村庄场景，在同时期的中国画中也是不可能有的。所以，我们运⽤中国古代图像资料时⼀定要与⽂字记载有机结合起来研究，真正体现中国古代左图右书的传统。
同时，认识到中国古代图像史料的局限性并不是说这些史料⽆价值，⽽是说要利⽤这些史料需要考量的参数更多，主要是需要分门别类地谨慎使⽤。如在中国古代图像中，五代以来的⼭⽔画像兼有地图的功能，其对历史研究的意义不仅仅在艺术史的
⽅⾯，⽽且对于研究中国古代环境史、城市史、社会史都有很⼤的价值。中国古代绘画的写实功能远不如西画，但在中国古代绘画中，不同的画类其写实的功能也有较⼤差异。中国古代绘画中存在“观念性⼭⽔图”和六朝以来的“⼭⽔图记”式的⼭⽔图，按张弦星的说法，⼭⽔图记的⼭⽔画相当⼀部分属于地志学的内容。①但是中国古代作为地志的⼭⽔画的证史功能也存在⼀个虚实之辨的问题。这与作者绘图的⽬的有关，有的地志性⼭⽔画是作为施⼯、运输的功能描绘的，往往经过实地考察，可以做到“⼤局不虚，
⼩景不虚”，唯是采取中国传统的散点透视，但景观描绘上写意与写实相兼，⼿法上往往是兼⼯带写。如乾隆《⾦沙江图》从⼤的⼭川⾛向、城镇位置都与实际相符，到⼩的⼭形、险滩状也与实际⼤致相合，缺乏的只是中国传统绘画与西⽅油画的⼤的透视之差和细部的精准之差。但我们发现宋代的《蜀川胜概图》绘制的主要⽬的是体现⼭川之秀美，展⽰遗迹胜览的⽓势，故是“⼤局不虚，⼩景不拘”，整体区位上⼭⽔空间⾛向相符，但“⼩景时实时虚”，⼀般古胜古迹重地⽅写实，⽽⼀般地⽅可以虚⾄省略不绘。如对当时的成都、夔州城相当写实，地名繁多。特别是夔州城附近，俨然是⼀幅写实摄影作品，可⼤⼤弥补宋代⽂献中对夔州城市格局记载的不⾜，但对于沿途的叙州、渝州之地⼏乎省略不绘，体现了中国传统绘画的虚实结合风格。
当然，这⾥也不是说中国观念性⼭⽔画完全没有任何历史研究的史料价值。其实，“观念性⼭⽔画”也可分成两种，⼀种是有特定场景、具体⼈物事件的观念性⼭⽔画，如以开封城为背景的《清明上河图》、以康熙、乾隆下江南为背景的《南巡图》；⼀种是完全虚拟抽象的场景的观念性⼭⽔画，是将众多的⼩景观、⼩场景融为⼀体臆想的⼭⽔画。相对⽽⾔，前者的史料价值相对后者更⾼，因为我们可从中发现⼀些具有⼀般物质史、社会史在时空上的⼀般特征史料。
3.中国古代图像史料虽然相当丰富，但⼤多数图像史料是没有具体的时空维度的，这就如不可知⽂字史料反映的地域和时代⼀样，使⽤起来的针对性不⾼。如从宋到清代有三⼗多种版本的《清明上河图》，常见的有宋代张择瑞的《清明上河图》（故宫本）、元代赵雍的《清明上河图》、明代仇英的《清明上
河图》、乾隆《清明上河图》（院本），但每次重绘或临绘，都融⼊了作者时代的⾊彩和元素，哪些是反映宋代的本⾊，哪些是体现作者时代特征，哪此反映的是开封城的风尚，哪些是反映江南苏州的风尚，虽然学者们经过⼀些考证，但仍有许多不能定论之处。同样，我国从宋代开始保留下来的耕织图众多，这些耕织图在体现时代特征上相对清楚，但其反映的地域空间却不都是很清楚的。所以，在将这些图像中的原素引作例证时，其能反映何种时空场景就值得推敲。
清末西⽅摄影技术传中国后，留下了⼤量反映中国⾃然、⼈⽂的照⽚资料，成为我们今天研究中国清代历史的重要图像史料，⼗分难得。但是⼤多数照⽚也是缺乏直接⽽明显的“时间维度”的，在这⼀点上西⽅与东⽅并⽆本质上的区别。在“空间维度”上讲，也可能因没有注明、标明⽽缺失。特别是由于当时西⽅⼈、⽇本⼈对中国情况了解的局限，可能印证这些照⽚的⽂字资料相当有限，使诸多照⽚资料的时间、地点、⼈物缺乏背景资料，造成我们在使⽤这些照⽚资料时出现诸多明显的张冠李戴的错误。如有的将民国初年峨眉⼭上的背夫照⽚标作为民国重庆市区的背夫照⽚运⽤。有的⼈将清末德国⼈魏司拍摄的四川汉源清
溪照⽚误标为川南珙县，将乐⼭五通桥照⽚标为⾃流井。近些年来，中国学者翻译了⼤量近代西⽅⼈在中国的游记，但对其附带的⼤量照⽚的时空标注都存在许多明显的错误。所以，在利⽤这些照⽚时，⼀定要将其与中国⽂字记载、实地考察结合起来。在某种程度上讲，图像史料的⼤量运⽤应该是与史学⽥野考察之风并⾏发展的。因为图像史料最好的对证途径就是实地观察各种景观、⼈物、器物、场景。我
们在《近两千年来长江上游森林分布变迁与⽔⼟流失研究》⼀书中也同样采⽤了这种⽅法研究，将历史照⽚进⾏同机位拍摄，直接观察百多年来⾃然环境的变化，远⽐同时期的⽂字记载更准确，也⽐单纯⽤不定时空的照⽚⼀般意义讨论变迁更深⼊具体。蓝勇：《近两千年来长江上游森林分布与⽔⼟流失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
社，2011年。近来，印开蒲先⽣也沿着清末威尔逊道路考察，同机点拍摄景观照⽚进⾏⽐对研究，撰写出《百年追寻――见证中国西部环境变迁》，印开蒲：《百年追寻――见证中国西部环境变迁》，中国⼤百科全书出版社，2010年。对研究中国西部环境变迁、社会变迁提供了⼀个很好的研究范例，值得我们去学习。
4.我们在使⽤图像史料时，可能不仅仅要关注史料的“时空维度”，可能更要关注图像史料的“社会维度”，即要像研究传世⽂字⽂献⼀样，分析图像具体产⽣的⽬的、动机，研究图像背后的社会背景，出图像中失真的部分，分析影响失真的原因。正如葛兆光先⽣曾提出：“通常，⼈们都以为⽤图像传达⼀件事物或现象，⽐⽂字更准确，因为⽂字在阅读和理解的时候，⾮常容易从词汇意义的缝隙中掺进想象，当⼀个⽂字的描述从写作者笔下到达阅读者眼⾥的时候，看上去似乎很直接，其实不尽然，古代所谓‘郢书燕说’说的就是⽂字的‘误读’。不过，看似写实的图像似乎也难以逃避想象和偏见的⼊侵……依照想象绘制的图像，当然有因掺⼊偏见的想象⽽产⽣的变形，在图像与图像之间的临摹、复制和传写中，也会发⽣差异。”葛兆光：《思想史研究视野中的图像》，《中国社会科学》2002年第4期。葛先⽣主要是告诫学
界要善于从图像的产⽣、传播中去考察思想意识等因素在图像绘制、传播中的影响，进⽽考察对思想意识流变的影响。这正如我们今天去看阎⽴本的《历代帝王图》中“主⼤仆⼩，君⼤⾂⼩”，体现了中国传统⽂化中君⾂关系在图像上的体现，与近代的图像上的英雄⼈物、领导⼈物突出相关。
实际上，图像与⽂字⼀样，同样经过“中介”，⽂字的中介是档案的记录者、著述的作者、⼝述的记录者等，⽽图像也有画家、摄影家、导演等等，不论是⽂字还是图像都掺⼊了“中介者”的主观的、⾮主观的对客体产⽣的误差，所以，在今天利⽤这些图像资料时，也要像历史⽂献学者研究⽂字⽂献⼀样认真考据⽂献的前⾝后世，对图像的来龙去脉作⼀个诊断。这正如伯克《图像证史》所⾔：“如果我们忽视了图像、艺术家、图像的⽤途和⼈们看待图像的态度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千差万别，就将会⾯临风险。”[英]彼德·伯克：《图像证史》，杨豫译，北京⼤学出版社，2008年，第12页。今天我们从图像史料的⾓度来看，从更深层次去斟别图像史料，从影响图像绘制者、传播者⾓度，分析图像产⽣、传播的社会背景，去认识图像真伪、差异，是提⾼我们利⽤图像史料进⾏研究信度的必然之路。记得彼德·伯克说过：“画家和版画家在制作画像时并没有考虑到未来的历史学家会把他们当作证据来使⽤，他们或他们的客户所感兴趣的也许并不是如何准确地表现城市的街道，像卡纳莱托这样⼀些艺术家所画的有时仅仅是幻想出现的建筑物，是仅存在于他们的画板上的宏伟建筑，乃⾄让他们的想象⼒任意驰骋，对城市进⾏重新布局。”②③④[英]彼德·伯克：《图像证史》，杨豫译，北京⼤学出版社，2008年，第113、269、8、189页。不过，我们认为这种“想象⼒”⼜受时代地域的限制，⼤多数情况下还应该是对所处时代所处地域的
古代春交性插图⼀种复原，所以依据这种图像并去复原过去时代⾮特定空间的场景也是有意义的。伯克的时间的真实与长时段的失真，曾谈到区别“典型者”与“异常者”话语。②实际上也是上⾯谈到的个别与⼀般、特殊与普遍、异常与典型的差异，这种差异其实在⽂字记载中同样存在。⽂字上的这种差异⽤数量统计去校正是最好的⽅法，⽽图像中的这种差异则可从描述的⽂字和统计的数量两⽅⾯去校正。
以前西⽅学者认为图像“对历史想象产⽣的影响”留下空间和余地，图像可以⽣动地想象过去。③实际上从中国⽂字的语境来看，⽂字在更多的时候⽐图像的想象空间更⼤，所以唐宋时期的训诂⼤家对前代经典的诠释可谓见仁见智，百家争鸣。⽽图像反⽽是限制了⼈们对历史的想象空间，所以历史上的图像应该是“不仅⽣动，也更准确”，⽽⽂字往往是“有时精准，有时糊涂”。这就像⽂字的名实如果要认知表述精准，⾸先对这精准的名实的图像有⼀个先天的图像认知。这就像民国初期⼈们没有看过汽车实体，书报中再多的汽车的⽂字也⽆法使⼈有⼀个准确的汽车形象。
彼德·伯克还谈到主观与客观的失真，认为“他者的图像中充满了偏见和套式”，④其实中国古代的图像中这种偏见的套式也是存在的。中国古代的各种皇会图、职供图中帝王君主与⾂民之间的⽐例⼤⼩体现尊卑关系⾃然是⼀种主观的失真。在中国古代的图像中也存在主动解读历史留下的图像和仅仅保存当时的现实场景留下的图像，两者就如中国古代的历史地理学与地理学的区别，也如历史地图与古旧地图的界线。这两者在史料价值上是有⼀定的差异，以前也是没有引起关注的。陈⽀平、夏晓虹《图像晚清》利⽤《点⽯斋画报》的图画来研究中国历史，很有意义，陈⽀平、夏晓虹：《图像晚清》，百花⽂艺出版
社，2001年。但由于《点⽯斋画报》的图画存在“图说时闻”和“图说历史”两种，在科学信度上是有差异的。就是由于当时图像传播⽔平的局限“图说时闻”的内容中，绘者想象附会的内容较多。
显然，对于中国古代图像资料⽽⾔，由于在图像体裁、图像功能、作者⽔平、作者⽬的、社会背景等的诸多差异，在“图像证史”中所体现的“信度等级”是完全不同的，这不仅需要我们在理论构建上充分研究分类，还需要我们的个案研究有更多更深⼊的佐证。
四
曹南屏曾认为：“对于图像本⾝的解读在中国研究界还所见⽆多，更多是属于图像资料提供的历史‘细节’”，进⽽提出图像证史研究应该向从补史料、增可读向解读图像背景“转向”。曹南屏：《图像的“⽂化转向”――新⽂化史视域中的图像研究》，见复旦⼤学历史系《新⽂化史与中国近代史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343-344页。其⽅向是正确的，但我认为可以不⽤“转向”这个词可能更好。因为补史料、增可读与解读背景应该是并⾏的逻辑关系，解读图像背景并不能代替利⽤图像来证明历史。研读图像背景是为了更好的补史料、增可读，⽽补史料、增可读的实践则为解读背景提供更多样本范例⽀持，它们应该是史学研究中历史⽂献学与其他研究分⽀的关系。所以，应该⽤“并⾏”，⽽不是“转向”的话语。不然，会给⼈⼀种⾮此即彼的感觉。我们认为分析研究这些图像背后包含着的背景本⾝就是复原历史的第⼀步，这门学问在⽂字世界中称“历史⽂献学”，⽽在图像世界中称为“图像史料学”。我们期待着这门学问构建的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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