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完《英国圈地运动》这本书之后我有几点感悟。
其一，地理。欧洲的地中海本就气候温度和降水反周期，不利于农业。而英国的土地更破一些，宜牧地远大于宜农地。这就类似本文明的龙门碣石北阴山南地区。英国地理更宜牧，却长期以农业为主，这是因为文明来自宜农的南欧，凯撒酱追击高卢残部，不列颠才进入罗马的视野。后来北方来的维京人畜牧业比重更高，但显然没有压倒罗马的底子。
同理，龙门碣石北农牧两可，农耕大一统的时候，即为农区，割据时即为牧区，造成黄河泛滥缓和的大周期，谭其骧师有经典论述。耐人寻味，狭义的圈地运动，改农为牧，是回归了自然禀赋。
其二，托马斯莫尔对圈地的控诉极其严厉，但其实16世纪的圈地进展非常有限，阻力很大，王权反对，担心丧失兵源，农民频频造反。17世纪圈地达到高峰，反对的声音却屁也没有一个。作者说这是因为人们的思想进步了，当然不是，而是丧失了有组织的反对力量。
其三，作者启蒙叙事入脑太深，翻来覆去地彩虹屁“农业革命”，效率提升。那让我看看数据呗，
“整个国家的范围来说，圈地上小麦、大麦、燕麦的单位面积产量比敞地分别提高了23.2%、22.8%、10.5%”真是令人震惊的进步啊！特别是改农为牧，无论多么精益，畜牧的食物链比种植长，每个环节都有能量损耗，就决定产出肯定不如农业，匈奴人口只能当汉一郡。但是同期地租增长了多少呢？议会圈占肥沃和贫瘠农地，租金分别提高了150%和100%，圈占肥沃牧场和灌木地等，租金分别提高了650%和700%微弱的增量下，主要是分配存量，反映双方博弈力量的急剧变化。效率是经济学的神话。谁的回忆录我忘了，关东军向苏军投降，被关进战俘营。第一天中午被集中在操场上，突然机响了，日俘像稻子一样倒下，一时还没扫射到的人心想完了，闭眼等死。但是机突然停了，看守热情地招呼大家开饭。原来苏军后勤部门只准备了150人的口粮。你问日俘，是愿意要150人吃到足份口粮的“效率最大化”，还是几个人吃一份，效率不足，还是辛苦去野地里刨食呢？用圈地解决效率问题同理。
圈地运动巴林顿摩尔《民主与专制的社会起源》在前现代农业社会结构和现代化道路之间建立关联，有开宗立派的卓识，但至少英国一章没讲清楚。圈地运动号称绵延五个世纪，实际上混淆了性质截然不同的两部分。17世纪前主要是农业公社的拓殖，17世纪后是士绅对公社的掠夺。更重要的是，这种分存量大于增量的模式，因为历史的捉弄，让英国这个边鄙小邦，捡到霸权的皮夹子，延续到工业革命，居然成了世界的“标配”。这是一种亚稳定结构，靠不断往外
转嫁矛盾，抛屎，勉强维持。糊弄到现在，终于糊弄不下去了。无论现代自我辩护，还是马克思批判的意识形态，都把这说成是人类的必由之路，但只要了解历史，就知道存在巨大的偶然性。希腊罗马早期的改革，都有平民和贵族的斗争。都铎王朝担心丧失兵源，可与罗马平民的脱离运动相比。而结果相反，希罗早期平民取得了胜利，而2000年后英国农民失败了。如果没有玫瑰战争严重削弱王权，甚至如果伊丽莎白女王遇到真爱。历史都有可能不同。世界霸权和工业革命的成果，由数十万自耕农，还是几百个地主分享，差别大了。亨利八世脱离罗马教会也有必要重新评估。英国版的宗教改革本身并无实质意义，但也影响了圈地运动，对修道院地产的瓜分，肥了士绅。教会是保守的堡垒，也要对羊负责。可以联系法国大革命的旺代。
最后作者对比了清初圈地，完全没有可比性，说明作者没有理解。可比的是当代中国的国企改革。同理，国企的效率问题，首先要问谁的效率？“国企产权改革”实践中就是圈地，按口粮用机扫人。说辞是一样的。这个问题太尖锐，作者当然不敢触及了。
发布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