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城市化是一个以人为中心，受众多因素影响的极其复杂多变的转化过程，是从传统社会向现代文明社会全面转型和变迁的过程。这不仅是农业人口转化为非农业人口, 并向城市集中的聚集过程，而且是城市在空间数量上的增多，在区域规模上的扩大, 在职能和设施上的完善, 是城市的经济关系、居民的生活方式以及人类的社会文明广泛向农村渗透的过程。发达国家的城市化水平目前已经超过70% , 全世界已有55% 的人口生活在城市里。社科院蓝皮书指出，2011年，中国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将超过50%，这意味着中国城市化水平首次超过50%。根据一般规律分析,世界城市化的速度取决于经济增长和发展、技术进步、总人口增长、大规模人口从农村向城市迁移以及人口从大城市向农村和小城镇移动等五种主要因素。
一、城市化发展的代表性理论
城市化发展理论历来是科学研究的热点，从区位理论、结构理论、人口迁移论、非均衡增长论到生态学派理论的理论演进，体现了人们对城市发展规律认识的不断深化。区位理论主要包括
农业区位论、工业区位论、城市区位论等；结构理论包括刘易斯的二元经济结构理论、“刘易斯-拉尼斯-费景汉”模型、乔根森的二元经济模型、托达罗的劳动力迁移和产生发展模型、舒尔茨的农民学习模型、钱纳里·塞尔昆的就业结构转换理论；人口迁移论包括推-拉理论、人口迁移转变假说、配第-克拉克定理；非均衡增长论包括佩鲁的增长极理论、弗里德曼的中心-边缘理论、缪尔达尔的循环累积论、赫希曼的非均衡增长理论；生态学派理论包括田园城市论、古典人类生态学论、有机疏散论、城市复合生态系统论、山水城市论等。
城市化以人为中心，人口迁是移城市化的关键与核心。在众多城市化理论中，人口迁移论对城市化中人口的变迁有着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
二、人口迁移的推拉理论
推拉理论的起源可以追溯到19世纪。最早对人口迁移进行研究的学者是英国的雷文斯坦(E.Ravenstien)。他在1880年的《人口迁移规律》一书中提出了七条人口迁移规律：1.人口的迁移主要是短距离的，方向是朝工商业发达的城市的；2.流动的人口首先迁居到城镇的周围地带，然后又迁居到城镇里面；3.全国各地的流动都是相似的，即农村人口向城市集中；4.每一次大的人口迁移也带来了作为补偿的反向流动；5.长距离的流动基本上是向大城市的
流动；6.城市居民与农村居民相比，流动率要低得多；7.女性流动率要高于男性。雷文斯坦的观点被认为是人口转移“推—拉”理论的渊源。
系统的人口转移“推—拉”理论则是唐纳德·博格( D. J. Bogue) 于20 世纪50 年代末明确提出的。其主要观点为圈地运动: 从运动学的观点看，人口转移是两种不同方向的力相互作用的结果：一种是促使人口转移的力量，即有利于人口转移的正面积极因素；另一种是阻碍人口转移的力量，即不利于人口转移的负面消极因素。在人口迁出地，存在着一种起主导作用的“推力”，把原居民推出其常居住地。产生推力的因素有自然资源枯竭、农业生产成本增加、农村劳动力过剩导致的失业与就业不足、较低的经济收入水平等。必须指出，在迁出地存在“推”人口转移的因素的同时，也存在“拉”人口的若干因素，如家人团聚的快乐、熟悉的社区环境、在出生和成长地长期形成的社交网络等。只不过比较起来，迁出地的“推”的力量比“拉”的力量大，占有主导地位。同样，在转入地，存在着一种起主导作用的“拉”力把外地人口吸引过来。产生“拉”力的主要因素是：较多的就业机会、较高的工资收入、较好的生活水平、较好的受教育的机会、较完善的文化设施和交通条件、较好的气候环境等。与此同时，转入地也存在一些不利于人口转入的“推”的因素，如转移可能带来的家庭分离、陌生的生产生活环境、激烈的竞争、生态环境质量下降等。综合起来，转入地的“拉”力比“推”力更大，占有主导
地位。
“推—拉”理论认为，从农村向城镇的转移可能是因为城镇有利的经济发展造成的，也可能是因为农村不利的经济发展而产生。正如18 世纪英国农民被圈地运动推向城镇一样，东印度农民迁往加尔各答，也主要是由于农村情况日益恶化，而不是加尔各答本身有特别多的就业机会。相反，一些发展中国家城市的迅速增长，如圣保罗和内罗毕，可能至少部分归因于城市对农民的“拉力”作用。
后来美国学者李(，文章在巴格内理论基础上，认为流出地和流入地实际上都既有拉力又有推力，同时又补充了第三个因素：中间障碍因素。中间障碍因素主要包括距离远近、物质障碍、语言文化的差异，以及移民本人对于以上这些因素的价值判断。人口流动是这三个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三、推拉理论的现实意义
“推—拉”理论是最为全面、更能解释关于人口城乡迁移特别是农民工向城市流动动因的理论。按照“推—拉”理论的观点，在完全市场经济条件下，农民工向城市流动的过程，简单地
说，是市场机制自发地对劳动力资源进行重新配置的过程。不过，农民工本身既是理性的经济人，也是劳动力资源的物质承担者，农民工向城市流动，就是农民工同时作为理性的经济人和作为劳动力资源的双重身份在行业和地区间的自由流动，这既是农民工重新选择就业的过程，也是劳动力资源由农村向城市流动的过程。农民工自身的价值选择和劳动力资源的逐利性决定了劳动力自由流动的方向和数量。从农民工个体来看，他的价值选择过程和流动就业过程是市场中同时存在着的推力和拉力共同作。
发布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