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一直仿效美国无限蔓延的低效率城市化模式。这种粗放的“摊大饼”模式的危害性在中国城市化率不高的情况下并不明显，而当城市化率较高时，这种模式就难以为继了。这种模式的基本特点是：城市无限扩张，城市产业布局、工作场所、居住场所、生活休闲场所等城市功能的基本要素之间没有形成一个长期的甚至有余量的合理协调关系，随着城市人口的剧增，它们之间的矛盾也越来越大。目前这种低效率无限蔓延的城市化模式已经导致中国很多大城市的“城市病”集中爆发，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一）交通拥堵日益严重
目前，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是我国交通拥堵最严重的城市，其次为成都、南京、武汉、西安等省会城市。以北京为例，2010年9月17日，一场小雨使得北京城的交通陷入“瘫痪”——
—晚高峰拥堵路段峰值超过140条，其情形堪比2001年“12·7”雪后大堵塞。据有关部门测算，交通高峰时段北京全市仅主干线上的机动车拥堵1小时就损失1600万～2200万元。与此同时，北京的地铁也非常拥挤，最形象的说法是“带着饼上车，拿着面粉下车”。北京的交通拥堵已然成患，不仅影响到了人们正常的生活、工作、学习，还制约了北京的进一步发展。
（二）生态环境恶化
随着城区大面积蔓延，硬化土地和一些污染企业破坏了原有的河流、湿地、林带、植被，导致城市及其周边生态环境恶化。汽车的增多加重了城市大气污染。城市用水的浪费导致了整个中国水资源的紧缺和河流水系的变态。对城市地下水的过度开采导致了地表沉降和地质环境恶化，甚至为了保障北京及周边地区的发展，政府不得不斥巨资搞“南水北调”工程。
（三）城市居民幸福感下挫
随着中国城市面积的不断扩大，尤其是北京、上海、广州这些一线大城市的发展，城市的扩张和众多的就业机会吸引了无数青年奔向城市，但是近年来这些大城市工作压力不断加大，生活成本不断增加。以北京为例，北京城区从建国前的62平方公里发展到现在的1200多平方公里，面积扩大了近20倍。北京城的不断扩大并没有同时提高城市居民的生活幸福感，恰好相反，城市越来越大，人们的幸福感却越来越低。当前中产阶级和中产阶级以下收入的主体人普遍面临着高房价、出行交通成本增加、上下班时间成本增加、自我提升成本增加、就业竞争加剧、家庭教育投资成本增加等生活压力和精神压力，难有幸福快乐可言，即使是那些高收入人，也有同感。
（四）存在社会和谐隐患
随着中国城市化率的不断加大，全国各大城市的外来人口越来越多。以北京城为例，北京常住人口数量已经达到2200万，但其中大部
“梁陈方案”对当前城市规划建设的启示
李永乐
分属于外来人口。北京是全国收入差距最大的城市之一，收入差距加大使得人口阶层差距加大。再加上地域文化和生活习惯差异，不同层级人的无序分布，综合导致了人与人之间空间距离和心理距离的拉大。这些问题伴随着北京城市无限扩大而产生，暗藏了极大的不和谐隐患，更加重了社会管理成本。
二、“梁陈方案”及其思想精髓与局限
（一）“梁陈方案”的设计思路
“梁陈方案”是建国后梁思成、陈占祥提出的针对北京城的一个设计方案，主要包括两部分，其中最核心的部分是设计中央行政中心，其次是北京城总体规划。其关键主张是完全保留62平方公里的北京古城，在月坛以西、公主坟以东与老城并列的区域新建中央行政中心，把工厂、学校、商业区、居住区进行有机分配，而不是集中到老城区内部。通过城市功能的有机组合和疏散来消解老北京城的人口压力、交通压力和居住压力等。但是，由于受到苏联专家的错误批评以及当时摧毁封建残余和打击小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影响，最终被否决。用历史和专业的眼光看，“梁陈方案”在当时是具有超前性和可行性的，甚至在今天也有值得借鉴吸收的合理成分。
（二）“梁陈方案”的思想精髓与局限
“梁陈方案”的核心思想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有机”，二是“疏散”。“有机”是为了解决城市功能和产业的杂乱导致的城市病，“疏散”是为了解决中心城区交通拥堵和人口密集问题。从中可以看出，“有机”带来有序与合理，“疏散”势必造成蔓延，而蔓延的实质就是“摊大饼”，只不过它与现在北京城无序蔓延“摊大饼”的最大差别是有序的“摊大饼”罢了。在60年前，“梁陈方案”就设计了21倍市界的新北京城，而那时北京城的人口只有140万，可想而知，如果执行了“梁陈方案”这个大北京规划，今天北京的土地供应紧张程度将会增加数倍，因此，“梁陈方案”既有精髓又有局限。其精髓是“有机”，解决了今天中国大城市单一中心发展模式以及由此而带来的大量远距离无序流动，而“疏散”这个局限只有在现如今的问题基础上才能看清楚，在当时几乎不可能预见。
三、以“梁陈方案”为起点反思当前城市规划建设存在的问题
总体来看，“梁陈方案”之后国内城市规划并没有真正遵循城市规划自身的科学性、规律性、复杂性，而是同样受到了诸多来自规划之外的人为因素的阻碍和破坏。改革开放30年来，这些影响因素已经完全不同于“梁陈方案”当时所面临的因素，发生了根本性变化。
（一）从学习苏联到迷信美国
改革开放以来，城市的不断扩大并没有同时提高城市居民的生活幸福感，恰好相反，建国后，中国城市规划照搬的是苏联模式；而改革开放这30年，中国城市规划照搬的是美国“小汽车+高速路+城外大房子”这种无限蔓延的粗放型城市化模式。这些年“美国最好”的思想意识是绝大多数中国人做选择的一个判断标准，方方面面都是如此，中国的城市发展模式也不例外。对此，“梁陈方案”早有告诫：“欧洲的大城市是蔓延滋长，几经剧烈改变所得的庞杂组合……到19世纪初期工业无秩序发展后，又受到工厂掺杂密集和商业化沿街高楼的损害，铸成区域紊乱、交通困难的大错。近30年来才设法‘清除’改善，以求建立秩序。”当时，“梁陈方案”竭力反对苏联专家的北京城规划方案，认为“重复近来欧美大城市已发现的痛苦，而需要不断耗费近代技术去纠正”。而30年后的今天，我们的城市规划确实沿袭了欧美城市的不成功。在照搬美国城市无限蔓延模式的时候，我们没有注意到美国人均可耕地面积是中国的10倍这个巨大的现实差距。同时，30年来我国的城市规划没有从长远的角度出发，而是注重眼前，没有处理好产业布局、工作、生活、娱乐、休闲之间的合理关系。
（二）长官意志大于科学精神
“三年订规划，不如领导一句话”，这是国内的普遍现象。长官意志在城市规划里占有非常重要的份额。领导一句话可能加快发展、各方协力、投入增多，领导一句话可能改变一个地方的规划用途。中国是一个具有长期“官本位”历史的国度，照上级意志办事是应该的，但未必是科学的和符合规律的。中国古代的城市规划确实是长官意志，但是，中国古代的城市规划从西周以来就有一套成熟的规则和方法，具有
科学性和合理性，它符合农耕文明的政治经济和商业模式，历史上的那些长官做城市规划也是按照这个规则来的。但现在是全球化、
工
业化、城市化、现代化、商业化等多种功能和形式的结合，完全不同于古代。绝大多数地方长官不是城市规划专家，懂管理不懂城市规划，所做的某些决策在意区域而不考虑全局，在意任期内而不想任期后，这些势必影响甚至破坏城市规划的科学性。
（三）土地财政和开发商利益破坏城市规划
2010年，土地财政和房地产中国经济引发了各方关注和广泛讨论，其实，这只是从经济的角度看待这两者的潜在威胁。事实上，土地财政和房地产商利益最直接地破坏了正常的和科学合理的城市规划。很多地方政府走土地财政路线，房地产商为了私利以投资人身份和帮助地方开发为名，与地方政府谈投资开发。不少城市在新区规划建设中大搞房地产开发，“地方政府一次性出让土地使用权，还导致房地产开发商展开‘圈地运动’”。2010年10月，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报告称：“目前的城市规划带有明显的利益倾向性……城市规划属于空间管制规划，对各种建设项目应该有刚性约束。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由于受
到土地财政和权钱交易等利益驱动，规划控制指标往往成了可以讨价还价的筹码。于是，城市建设用地规模越规划越大……旧城（村）改造中破坏文物的现象越来越难以制止。规划管理成了需要重点监控的腐败案件高发区。”这些以利益为准绳、缺乏科学布局的房地产开发严重破坏了中国城市化的合理有序进行。北京的天通苑、回龙观、通州以及周边的燕郊、香河、固安等都是单一房地产开发所致的“睡城”，而不是产业、工作、生活、居住、娱乐等科学合理的规划。
四、中国未来城市规划建设应当走“立体集约化道路”
从“梁陈方案”到今天，中国城市发展走过了一条“摊大饼”平面蔓延的道路。照目前的趋势看，这种“摊大饼”的蔓延模式还有可能进一步加剧。当前的大城市以及一些热点城市的现状已经摆在人们面前——
—土地紧缺、交通拥堵、环境恶化、人口膨胀、高房价、社会人际关系冷漠等，这些因素都迫使我们要改变思路，创新城市发展模式。总结历史经验和教训，结合国内外现代高新技术，本着解决中国“城市病”这个现实问题和城市可持续发展这个长期目标，未来中国城市规划建设应当走立体集约化道路，兴建“立体城市”。
（一）中国城市规划建设不能继续效仿美国城市蔓延道路
从表象看，美国无限制城市蔓延是二战后福特生产模式、产业刺激政策、中产阶级壮大、退伍老兵安置
政策、二战期间工业膨胀以及城市人口膨胀等多重因素作用的结果。而事实上，洛克菲勒石油公司、福特和通用等汽车公司及其垄断寡头的利益联盟才是造成美国无限制城市蔓延的真正推动力。
中国该不该效仿美国走无限蔓延的城市化道路？下面以数据来说明。中美国土总面积接近，但中国人均可耕地面积不足美国的1/8。中国95%的人口生活在瑷珲—腾冲线（胡焕庸线）以东36%的国土上，如果仅按东部人口密度计算，中国每平方公里364人，人口密度占全球第3位，而美国每平方公里只有32人，但中国的城市规划者和执行者并没有充分考虑这些。所以，采用美式城市蔓延模式最终只能阻碍中国的发展，而不能做到可持续发展。
（二）走“立体化集约化道路”就是兴建“立体城市”
走“立体化道路”就是抛弃原来平面摊开的城市蔓延道路，走集约化道路，把城市高空化、立体化。通过建筑手段和建筑布局创造立体空间，解决平面空间和交通等一系列问题。“立体城市”的思想精髓是“有机”和“集约”，“有机”体现为城市功能区的合理布局，“集约”体现为城市功能高效集中，高空化、立体化。也就是说，通过现代高新技术手段建造摩天大楼，楼之间有空中交通道路，在步行半小时的范围内，在整个楼内部完全能够满足工作、生活、休闲、娱乐、参观、就医、学习等功能，有住宅、写字楼、商场、银行、交易所、博物馆、展览馆、宾馆、学校、医院、绿化景观和游乐公园等。人们不出“立体城市”就可以实现上班、居家、购物、观光、游乐等现代生活的方方面面。如需出城，地面有高速全封
闭道路系统，地下有高速轨道交通。城外积余的土地全部用于绿化或者农耕，作为“立体城市”居民的外部休闲地。
（三）“立体城市”的基本建设要求与标准
1.“立体城市”要高度节地。
“摊大饼”既浪费土地资源，又使得城市空间
资源成为低效城市碎片，难以得到高效整合与充分利用。立体城市要克服无限蔓延城市化的土地资源浪费和空间资源低效浪费，将这些硬化土地和碎片化的空间资源直接加以高效整合，使之完全能够在高度节地的前提下满足人们的生活需求，让人能够在舒适宽松的城市空间生活。
2.“立体城市”必须环保可持续。
低碳、环保、零排放、可持续发展是未来城市发展的基本标准，“立体城市”要通过使用非石化动力机车基本实现零空气污染排放，通过水资源再生利用来缓解水缺乏和提高水资源利用率，通过建筑物围护结构保温节能、空调采暖节能、照明节能实现节能目标，通过地热、太阳能、风能和生活垃圾发电等技术手段来实现能源自给。
3.“立体城市”必须带动高新技术发展。
未来的“立体城市”不再沿用现在的建筑方式和建材，而是一个高度集成的大系统，是强大的科技、管理、组织、协调工程。其作用类似于美国的“登月计划”，所不同的是，“立体城市”是为了衣食住行而不是军备竞赛。“登月计划”拉动了与之相关的各行业的发展，“立体城市”要在消化现有高科技的基础上，产生强大的集聚效应，拉动与之相关的科技和产业发展。要对新材料科技、环保科技、能源科技、安全保障科技、信息化智能化科技加以利用和推广，要对社区管理、信息管理、人流物流的运筹学和神经网络学等软科学加以利用和推广。
4.“立体城市”要增强居民城市生活幸福感。
现在城市居民幸福感之所以下挫主要是因为房奴、车奴等各种精神压力和生活压力的不断加大。“立体城市”要以减轻居民生活压力、提高城市生活幸福感为目标，实现低房价、只需步行就可上下班、出行不受挤车堵车之苦、办事方便快捷、购物便捷、自由时间增多、治安秩序良好、人际关系良好、休闲运动场地多样、内外环境优美、空气清新等来满足人们的幸福自由需求，提高居民城市生活幸福感。
5.“立体城市”要对城市经济有拉动作用。
“立体城市”是一个超大体量的系统性工程，需要消化吸收巨额资金和带动更为庞大的产业并形成系统性的新兴产业集。在此基础上，要实现对城市经济的拉动作用。这个作用需要进行估算，要以超过现有房地产业对经济的拉动效应为最低目标。
五、结语
“梁陈方案”已经成为历史，从城市规划科学来看，它既有值得借鉴的价值，又有本身视界的局限，对其规划思想加以继承、扬弃与创新，走一条超越现代城市蔓延的新道路——
—兴建“立体城市”，是可行的、科学的、可持续的。“立体城市”是解决中国“城市病”的一把钥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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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2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278X（2011）03-0028-04
[收稿日期]2011年1月
[作者简介]李永乐（1974年～），男，四川西充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博士后，研究方向：城市规划、土地经济、房地产。
编辑：张圈地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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