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英国能从重商主义中脱颖而出？
纵观欧洲近代经济，从16世纪的农本经济结束开始，大致经历了重商主义、重农主义、古典经济学这么三个阶段，其中，重商主义往往和航海地理大发现、宗教改革、绝对王权联系在一起，而古典经济学往往和工业革命、资产阶级兴盛密不可分。重商主义作为农本经济的对立面出现，而中农主义和古典经济学又出现在重商主义的对立面。欧洲经济在这种否定之否定式的发展中得到成长，以致最终的成熟。其中我们看到实行重商主义的国家大多都最终衰败了，唯独英国，最后走上了工业革命、富国强兵之路。本文将对这个现象稍加分析。
参考剑桥欧洲经济史第四卷，考量欧洲近代经济史要从黑死病说起，这是对欧洲的一场浩劫，在这次浩劫中，欧洲失去了三分之一到一半的人口，大量农耕缺乏劳动力，以至于饥荒肆虐。到了黑死病时期的晚期，肥皂的出现大大降低了黑死病感染的几率，人口重又开始剧增，打破了中世纪以来人口基本停滞的格局，但农业生产的增长却仍然疲软，这表明传统的农业经济模式，基本上还维持着原型。也就是说，农业技术在这个时期完全跟不上人口增长的速度，这个落差造成了欧洲更大面积的饥荒。土地已经不能给欧洲带来必要的财富，传统的农业只是一种勉强维持生计的低标准自给经济，很多国家开始寻能使国家富强、财库充盈的道路。
由于自中世纪后期以来，欧洲较先进国家的商业，尤其是东地中海的国际贸易，已呈十分活跃的景象，各国政府得自商业的捐税，在岁入中的地位也日见重要。因此，一旦人们的目光从农业上移开之后，便自然转投到了商业上。重商的思想也随之而兴。到16世纪，当率先登上新大陆的西班牙转眼间暴发成为富甲天下的殖民大帝国时，其他各国政府便立即认定西班牙是自己的榜样。走西班牙的道路，这就是他们的结论。正如后来约翰·洛克所说，对于缺少金银矿藏的国家来说，“通向财富的道路只有两个：即掠夺和贸易。”随着各国纷纷举起重商的旗帜，欧洲终于开始了一个被亚当·斯密称为重商主义（亦称商业资本主义）的经济发展新时期。
所谓重商主义，认为一国积累的金银越多，就越富强。主张国家干预经济生活，禁止金银输出，增加金银输入。重商主义者认为，要得到这种财富，最好是由政府管制农业、商业和制造业；发展对外贸易垄断；通过高关税率及其它贸易限制来保护国内市场；并利用殖民地为母国的制造业提供原料和市场。我们一般认为它是一种政治理论，而非经济理论。但客观上，这种累积汲取贵金属资源的行为，为后来的资本主义革命，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从自然经济向商品经济转型时期所需要的大量金元，就是重商主义的产物。
具体来看，在航海地理大发现之前，欧洲的海洋贸易是围绕地中海展开的，其经济贸易中心是意大利半岛周围的威尼斯、佛罗伦萨等。在中世纪晚期，世袭商人、海盗和奴隶贩子就开始在地中海积极地开拓市场并且掠夺财富，这是重商主义的早期雏形。当西班牙人从新大陆带回大量黄金白银，世界贸易的重心开始从地中海转向大西洋沿岸。数额巨大的贵金属从北美运到欧洲大陆，在欧洲由西向东地展开了一场商业革命，而世界性的市场网络业渐渐成形。商品流通具有了空前的规模和多样性，大量金属货币作为媒介和催化剂，则极大地促进了商品流通总量和速度的增长.世界贸易的发展，又牵动了工场手工业和城市经济的繁荣，强化了资本的原始积累，为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过渡准备了前提。欧洲尤其是它的先进部分，因而成为世界上最具活力和经济前景最为乐观的地区。在这个时期中，欧洲先后崛起了在东地中海商业世界长期独领风骚并被誉为“第一个资本主义民族”的意大利、曾经控制欧陆一半贸易的汉萨同盟时代的北德意志、财富和威势显赫于世的西班牙帝国、盛极一时的路易十四时代的法国和排特烈大帝时代的普鲁士、“17世纪标准资本主义”的商业强国荷兰、特别是第一个启动世界工业化巨轮并以“世界工场”著称的大英帝国。
然而，不难发现，上述的强国富邦，由重商主义而起，但大多又因为重商主义而衰。在经历了高奏凯歌的一幕以后，一个个都逐渐地衰弱了。其中能够从重商主义中脱颖而出，最终成
为实力持久的工业强国的，只有英国，其原因为何？这个问题让我想到了李约瑟难题，为什么欧洲能从一片荒芜中一举崛起，迅速迈入近代。其实这在欧洲，就变成了：为什么英国和其他国家一样实行重商主义，却只有英国跨入了工业时代，而其他国家则都是昙花一现。
大多数观点认为，重商主义创造了一个有利于资本主义成长的大环境，但是重商主义不能使每个国家都久盛不衰，更不能保证每个国家都能直接地和工业化的前途联系在一起。批判重商主义的经济学家认为，重商主义作为理论出发点的“财富即金银货币”这一命题，实际上是凭直感而作出的片面结论，是对“财富”的历史性误解。重商主义夸大了货币和商业的作用，而曲解了真正的财富来源。
在重商主义盛行的年代，农业和工业都被不同程度地遏制或鄙视。人们过于关注零和的商业游戏，使得在一些国家农业凋敝，一些国家工业停滞不前。重商主义的功能是极尽所能地吸取财富，这种财富却片面地单指贵金属，所以很容易地就会产生货币过剩的情况，那么过剩的货币流向什么地方呢？在资本主义发展早期，由于物质生产部门的引力微弱，作为重商政策实施主体的国家又没有或缺乏近代产业的意识，加之货币本身十分活跃的特性，因而，过量的货币便会游离于工农业生产领域之外，或循环投向商品流通领域，或成为生息资本，或
投掷于当时无休止和大规模的战事，或消耗在上层社会奢侈淫逸的生活上，而不论哪种情况，都只能进一步削弱物质生产部门在经济生活中的地位。
我们看到西班牙虽然累积了巨大的财富，但是奢侈淫逸的生活方式，让西班牙像一张嘴，把财富吃进来，嚼了嚼，吞进了欧洲的肚子，除了一些残渣，什么也没留下来。在法国，重商主义者柯尔柏为了降低商品成本，下令禁止本国粮食出口而同时又允许外国粮食进口，以强制性地压低本国粮食价格。在德国，随着国际粮食市场价格上涨，容克地主的庄园经济获得很大发展，但由此却导致了17、18世纪“农奴制再版”的历史悲剧。意大利长期呈现先进的商义与落后的农业、富裕的城市与贫困的农村并存的局面，在城市经济衰败之后，意大利才发觉自己原来还是一个十分落后的农业国家。
因此，学者们对重商主义失败的原因有此分析：重商主义走向衰败的最重要原因和它的根本要害，就在于始终不能把发展物质生产力摆在经济活动的中心地位上。其后果是：工业难以充分发展，农业日益落后，国内市场狭窄，工业化历史走向无法形成。不论是主要依靠过境贸易而兴旺的商业国，还是主要依靠武力支撑的军事强国，由于缺乏雄厚的物质基础，最终都难免成为历史的匆匆过客。
英国也是一个典型的重商主义国家。较其他国家的区别在于，英国能够最大限度地持续发挥重商主义的积极历史作用，同时又能最大限度地克服重商主义的消极影响。从理论上看，英国的重商主义思想家是第一流的，其中最杰出者托马斯·孟(1571~1641)的代表作《英国得自对外贸易的财富》，被马克思称为“重商主义的圣经”。在该书中，托马斯·孟把重商主义早期的“货币差额论”改造成更为积极、进取的“贸易差额论”，提出了“货币产生贸易，贸易增多货币”的著名公式，并辟专章讨论其具体的途径和手段。
在英国，与重商主义相伴出现的，首先是商品经济向广大农村的不停顿进军。13~14世纪，在西、北部崛起的畜牧地带，为这一进军铺垫了最初的出发点。1485年都铎王朝建立后，英国开始长期系统地推行重商主义政策。由养羊业带动起来的外向型毛纺织业，以农村为基地迅速地发展起来。14~17世纪，英国产毛羊由450万头增加到1200万头，全国毛纺品的一半销往国外。除毛纺织业外，采矿、炼铁、制皂、造船等乡村工业也均兴起，从而开始了美国学者门德尔斯所谓的“原始工业化”的进程。与此同时，粮食生产也呈现较明显增势。这是因为，自14世纪英国农奴制消亡以后，自耕农成为农村基本众，自耕农一般每户拥有30英亩份地，且货币地租固定，农民的生产条件和生产积极性均获得改善和提高。有的学者估算，其年净余率可达20%，当时粮价又持续上升。在托马斯·孟著作中，曾提及每夸特小麦国内价
格为25先令，而到1770~1779年间，已上升到45先令.1便士。手中有了余粮的农民，成为具有市场意识和一定购买能力的市场参与者，农村商品经济因而拥有广泛的众基础。在英国对外贸易发展的同时，国内市场也日益被开拓，这是其他重商主义国家难以做到的。此外，英国政治和行政的统一，统一的货币、度量衡（仅兰开斯特例外）、关税制度，特别是政府一系列出台的保护工业、航运业、奖励出口的法令，对于英国国内市场的形成和商业霸权的确立，也都起了十分重要的保证作用。
圈地运动
英国用农村商品经济这根坚韧的纽带，把商业和农业紧密地连结在一起，有效地解决了其他重商主义国家难以克服的矛盾，从而提供了商业、农业、工场工业同时并举和相互促进的成功范例，这也是英国在近代经济发展道路上具有深远影响的起步。
法国重农主义在英国思想界也有一定的影响。不过，显而易见，对英国这样一个农业社会已经解冻并被卷入一场真正商业革命中的国家来说，歧视商业的观点，在实践中更是行不通的。然而，重农主义的积极方面，是农业革命在英国这样一个农业落后的国家得以实现，通过圈地运动、玫瑰战争、亨利八世的宗教改革这些时期，通过机械化、四轮作、良种培育等技术的引入，让英国农业的生产规模、经营方式、生产技术都有了革命性地改善。从17世纪
末开始，英国又通过广泛应用一系列农艺学和农牧业生产技术的新成果，开展了更大规模的农业技术革命。到18世纪中叶，英国已兴办起许多面积不少于300英亩的农场，耕地面积从1688年至1795年约扩大400万英亩，1700~1800年间，每一农业劳动者从能够养活1.7人提高到2.5人。1700年，英国谷类开始大量出口，在此后60多年间，出口量约增加1倍。1750年达20万吨，占英国国内粮食消费量的13%。这说明，英国粮食生产已稳定地达到了自给有余的程度，英国开始以“欧洲的粮仓”，而著称。众所周知，英国农业革命以牺牲农民利益的圈地运动作为重要前提，也就是说，是付出了极为痛苦代价的。然而，农业革命的开展，毕竟表明英国继农村商品经济起步之后，又走上了对其工业化前途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新途程。
由此可见，能否有效地将资金纳入本国原始积累的轨道，也是关系一国经济发展的关键。在商业革命、农业革命中诞生的英国新贵族，不同于西、法寄生性的封建贵族，也不同于锐气日丧的荷兰商业资产阶级。他们热衷实业、熟悉市场、精于理财、崇尚吝俭、乐意采用新技术。16世纪在英国兴起的清教，一方面鼓励人们为证明自己是上帝的选民而尽快发财，一方面提倡禁欲主义，反对奢侈浪费，用宗教的语言进一步宣扬了原始积累时期英国资产阶级的价值观和道德观。英国新贵族和新兴资产阶级因而能够在经济生活中更好地发挥其主导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