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起始与特点
第一，私妓大多数出身于下层市民，而且总体妓龄相对短小。
私妓绝大多数是下层市民、农户、渔家女子，家庭贫困，为生活所迫而为娼卖身。由于私妓不入籍，她们只要攒够了钱，从良嫁人较为自由，因此，私妓大多是在十五岁至二十五岁之间出卖声。除极贫困又艺欠佳者外，很少有超过三十岁仍为生的。
第二，私妓的文化素养与艺术素养较低，其服务方式以售为主。
私妓出身贫寒，其才智素养自然不及官妓，即使卖身青楼后，曾受到龟鸨和名妓的训导，但大多也只是吹弹歌舞。因此，私妓中除少数艺出众的以献艺或艺兼售为主外，绝大部分私妓卖身为业，她们与嫖客之间是纯买卖关系，甚至有时还引诱、欺骗、坑害男子。如有的多次冒充处女，赚取富商豪客的高价梳拢钱，有的假意与男子情投意合，信誓旦旦，但一俟钱财到手，便逃之夭夭。还有的合伙算计他人钱财。《潮嘉风月记》中记有一事：“浙东陈生，游幕海阳，衣食俭朴，从不狎妓，十年后积金近万，因年迈而束装思归。有一得知后，事先买通陈生仆人和船上篙师，然后请陈生赴船上饮酒。酒毕，辞归
上岸时，篙师故意将陈生挤落水中，立即跳入水中救陈生，并推说衣衫都湿了，宿于船中。夜间，陈生挡不住的诱惑而丧志失守。从此迷恋数载，半生心血全归妓有，最后客死妓舟中。”
第三，私妓自轻自贱，易产生心理变态。
由于在中国封建社会中，贞操是女性的第一生命，“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私妓为求生存而出卖贞操，这在心理上造成极端自卑自贱。她们中有的带着负罪心理隐蔽，畏畏缩缩，惟恐被人发现而无地自容；有的破罐子破摔，及时行乐，索骗钱财，成性；也有的被诱拐卖人娼门失身后忍辱苟活，积金赎身，想往从良嫁人。因此，私妓中喜怒无常，性情复杂多变，或强颜欢笑，或悲切痛苦，或刁蛮，或善良纯情。她们的生理与心理在特殊的负荷下已经变态了。
为生活所迫而自愿为妓是私妓的主要来源。有的年幼时就因家境贫困由父母直接卖人娼家，或由人贩子转卖为娼。有的女子因生计所迫或为救治双亲而自卖青楼。如《秦淮画舫录》中写南京张宝龄，“本泰州潘氏女，父母相继去世，其兄无恒业，挟之游江湖，遂堕女闾”。也有的娼妓、鸨母或女伶，教习自己的女儿，教以技艺，使之继承妓业。私妓中
还有一些从良的官妓，因承受不起社会的贱视，又无力自食其力，无奈重人娼门，卖身度日。
其次，私妓中有不少因丈夫逼迫或卖人青楼的，她们已为人妻妾，却成为丈夫的赚钱工具。也有的是丈夫死后，被公婆或大老婆卖人青楼的，她们过着双重的屈辱生活。
第三，一部分私妓是受人诱骗误人风尘或被人掠卖为娼的良家女子。
此外，也有少数女子追求声刺激，羡慕衣食享乐而择取繁华市镇，跻身青楼为娼。
但是，就私妓总体来源看，大多是为生活所迫而出卖声的。因此，一旦她们积攒了血汗钱后，赎身择偶嫁人是她们最好的归宿。此外，转为老鸨蓄营妓业，也是部分私妓的归宿。她们往往一面积攒资财，留意择取佳偶，做赎身嫁人的准备；一面收买雏妓为义女，教以技艺和接客技巧，以备将来自立门户，充当老鸨。私妓中也有看破红尘，出家为尼的；有年长衰，乞讨流浪、贫病交加而惨死路旁的；还有殉情自尽和谢客息业，以针线女红生存的。无论是官妓还是私妓，其归宿大同小异。
所谓家妓、官营妓和私妓，是针对自身的隶属关系以及服务对象而言的。家妓，就是
私人蓄养的女乐，专门以声侍奉家主，隶属于某个男人所支配，所专用的。官营妓，则是隶属于由官府开设并经营的业，专门为各地方官府和军镇提供声服务的。而私妓，是指那些不入籍的以卖笑为生的，她们或由鸨母经营，或采取隐蔽的方式为商人和市民服务。
1．家妓的生活和命运
既是历代帝王后宫充盈，美女如云，那么，上行下效，各官僚贵族，上至王侯将相，下至士大夫富豪，纷纷在家中蓄养美女或歌舞伎人，供其享乐。就如《太平御览》中所述： “宠臣下，亦从风而靡；王侯将相，歌妓填室；鸿商巨贾，舞女成。竞相夸大，玄有争夺，如恐不及，莫为禁令。”
历代以来，蓄养家妓已蔚然成风，家妓既是官僚贵族纵欲享受的工具，又是竞奢斗宝、炫耀权势地位和钱财的手段。有的王侯贵族、富豪财绅家妓数百，少的也不下十余人。如：
《晋书·钟雅传》：“梅陶，家庭侈糜，声妓纷葩。”
《拾遗记》：“石崇，诗人美艳者数千。”
《魏书·薛真度传》：“薛真度，有女妓数十人。”
《洛阳伽蓝记》：“元琛，三百人。”
《南史·萧嶷传》：“萧嶷，妓妾千余人。”
《梁书·夏侯夔》：“夏侯夔，后房妓妾，亦有百数。”
《隋书·焚子盖传》：(帝王赐予)“女乐五十人。”
《全唐诗话》：李逢吉，有“姬四十余人”。
《太平广记》：李愿，“女妓百余人”。
《宋朝事实类苑》：韩琦，“家有女乐二十余辈”。
《龙川别志》：李允则，“有家妓百数十人”。
这些家妓，有的是帝王赏赐的，有的是他人赠送的，有的是购买或掠夺来的，也有的是从奴婢中挑选出来的。她们是家主的私有财产和专有玩物，或打或骂，或宠或爱，或虐杀或赠人，全凭家主意愿。
在家庭中，妻子是主妇，负责治内。《礼记·内则》说：“礼始于谨夫妇，为宫室，辨外内。男子居外，女子居内，深宫固门，阍寺守之。男不入，女不出。”同是侍奉家主，但从家庭地位来看，妻子比妾和家妓高得多，无论是妾还是家妓，都必须敬从家主妇。由于男子在纳妾蓄妓的同时，必定会冷落妻子，因此，家妓是很容易遭到家主妇妒恨的。
唐代的《王氏记闻》中有一则故事：“蜀吴宗文以功勋继领名郡，少年富贵，其家姬仆乐妓十余辈，皆其精选也。其妻妒，每怏怏不惬其意。一日鼓动趋朝，已行数坊，忽报云放朝，遂密戒从者，潜入遍幸之，至十数辈，遂据腹而卒。”
当然，一般家妓都是艺兼优，而且具有一定的文化素养，使她们比妻妾更能受到家主的赏识与宠爱，这就使妻妾即使有妒意，也不能过分得罪家妓，以免引起家主反感。而在家主的心目中，妻妾是治内管家、生儿育女的；婢女则侍候主人的衣食住行；只有家妓可以与他们一起欣赏艺术，谈古论今，作诗填词，因此，他们往往由此而会专情于一个或几个家妓，
宠爱并时时相伴。
家妓的主要生活内容是侍奉家主，如陪饮、陪游、陪宿以及演奏歌舞等。这种活动有时在家中进行，有时随家主外出游访时进行。
杨政 凡遇到朋友、上司等来家做客，家主就命令家妓歌舞侍宴，为客人斟酒、行令和陪饮。如果来客是文人学士，擅长诗文的，家妓往往随机应变，她们用客人所作的诗词填曲歌舞，使主客皆悦。这既是家主炫耀自己和取悦宾客的手段，也是家妓显露才能以得宠于家主的机会。因为一般贵族官僚、文人士大夫和富豪之家，都蓄家妓以撑门面。在聚会设宴时，谁家的家妓年轻貌美，技艺出众，那么这家的男主人会显得十分体面而倍受推崇。
如宋代苏辙的《龙川别志》中记载说：“(李)允则自雄人奏，过魏。魏守，寇莱公也。谓允则曰：‘闻君在雄，筵会特盛，能为老夫作小会否?’允则曰：‘方人奏，不敢留，还日当奉教。’及还，莱公宴之，幄峦器皿，饮食妓乐，百物华侈，意将压之。既罢，谓允则曰：‘君许我作会，来日可乎?’允则唯唯，公顾谓左右妓乐如今日，每设百戏，幄峦床榻以假之。允则曰：‘妓乐百戏，皆如今日，其他随行略可具也。’明日，视其幄皆蜀锦，床榻吴越漆作，百物称是，公已愕然矣。及百戏入，允则曰： ‘恐外尚有杂技。’使召之，则京师精技至者百
数十人，公视之大惊，使人伺之，则床榻脱卸毡裹，驰载杂技变服为商贾以人。明日荐于朝，极称其才。”
这段记载可以看出，雄州太守李允则，拥有家妓百数十人，奢华无比，魏太守寇莱公见了都大吃一惊，自愧不如，由此而敬慕允则，立即把他推荐给朝廷。可见家妓的优劣多少已成为当时社交的一个砝码。
除了在家中侍筵佐酒，侍奉宾客外，家妓还常常奉命陪家主一起外出游玩或赴会。每遇外出，家妓必须在各种不同的场面上，根据家主的喜好和目的，殷勤侍奉，恰到好处，既风流迷人，又不失轻浮；既显示家主的荣华富贵，又能曲尽其意，察颜观，博得主客欢心。
但是，家妓毕竟只是家主的私有财产和玩物，她们没有人身自由，失去独立人格，在各种场合中，她们只不过是被作为一种装饰，一种手段或一个砝码，因此她们的言行举止必须看家主的脸行事，必须为家主赢得体面，或达到某种目的，稍有不慎，违背了家主的意愿，就有可能招来灾祸。她们十分清楚地知道，这只不过是前台演戏似的一种角扮演而已，至于后台真实的自我，又是另一种面貌了。
家妓在物质生活上大多较为优越，因为一般能够蓄养家妓的，都是经济富足的家庭，而且，为了显示家主的气派，家妓们往往衣饰艳丽，容颜姣好，并且有机会学习技艺。她们风流妩媚，与家主接触的机会多，又能得心应手地配合家主应付各种社交场面，因此，常常能侍寝献身，在性生活方面甚至优于妻妾。但是，她们却失去了作为一个独立人格的女性的权益，她们实质上是专门提供声服务的奴隶。
在家主的眼里，家妓如同一饰一物，只是私有财产之一，家主对她们有所有权、支配权和使用权，家主能肆意处置她们。
家主可以把她们作为性欲工具和狎昵玩物，甚至冬天用她们的肌肤御寒，或把她们当成进餐时的餐桌：“岐王少惑女，每至冬寒手冷，不近于火，惟于妙妓怀中揣其肌肤，谓之暖手。”“申王每至冬月，有风雪若寒之际，使妓密围于坐侧，以御寒气，自呼为妓围。”(《开元天宝遗事》)“(孙)晟事李升父子二十余年，官至司空，家益富骄，每食不设几案，便众妓各执一器环立而侍，号肉台盘，时人多效之。”(《旧五代史·孙晟传》)
家主也可以随意把家妓作为礼品赠人。在家妓侍宴、献技时，只要宾客中有人见而爱之，为取悦朋友或巴结上司，家主往往会当场赠送。也有的家主为了晋职升迁或获取买卖交易巨
资，他们时时选择艺俱佳的家妓赠送对方。对于家妓来说，她们是无法违抗家主的意愿的，有的家妓被当作赠品，几易其主。且不论她们的生活遭遇如何祸福无常，就被当作赠物本身来说，对这些失去人格尊严的柔弱女子就是一种难以忍受的人权践踏。
家主还可以肆意虐待甚至残杀家妓。既然家妓只是家主的一件私有物品，因此，家主虐待、摧残她们，也无人过问。如：“江东兵马钤辖王瑜……婢妾稍不承意，辄剥其衣，缚于树，削蝶梅枝条鞭之，从背至踵，动以数百；或施薄板，置两颊而加讯杖；或专棰足指，皆滴血堕落；每坐之鸡笼中压以重石。暑则炽炭其旁，寒则汲水淋灌，无有不死。前后甚众，悉埋于园中。”(《夷坚志支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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