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随着老龄化问题的加剧和生育率的持续低迷，劳动年龄人口数量的下降与人口红利的减弱成为了制约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为了应对这一挑战，我国政府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中明确提出了逐步延迟法定退休年龄的政策目标，并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强调了优化人口发展战略，建立生育支持政策体系的战略地位。研究表明，隔代照料能有效地缓解女性生育和工作之间的矛盾，减轻女性的生育惩罚，提高子女的生育概率。而延迟法定退休年龄政策则可能会挤出老年人的隔代照料时间，提高年轻人的生育成本，降低他们的生育意愿。在人口老龄化的宏观背景下，延迟退休年龄是大势所趋，而提高生育率也是应对人口老龄化的重要举措。本文基于生育支持政策的视角，梳理了有关生育支持与延迟退休政策的相关文献，分析了延迟退休年龄与提高生育率之间的目标冲突和影响机制，并提出了几点展望。
关键词：生育意愿、生育支持、隔代抚养、延迟退休
一、引言
随着我国生育率的持续走低和预期寿命的不断提高，人口问题成为了影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近年来，我国的人口老龄化和少子化已经成为了一个日趋显著的社会问题，给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带来了巨大的压力。
根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2020年，我国60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达到了18.7%，65岁及以上人口占13.5%，均已超过联合国对老龄化社会的划分标准。与此同时，我国育龄妇女总和生育率仅为1.3，远低于人口世代更替水平2.1和国际警戒水平1.5。2022年，我国人口自然增长率为-0.6‰，自1961年以来首次出现人口负增长。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估计，未来30年内，我国劳动年龄人口将减少1.7亿人，而老年人口将增加近3.8亿人，人口结构的剧烈失衡将导致中国在2050年前后进入重度老龄化阶段。这将对我国的经济增长、社会保障、公共服务等方面产生深远的影响。
为了应对人口问题带来的挑战，我国需要协调延迟退休年龄政策和生育支持政策，以期实现人口结构的优化和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延迟退休年龄政策旨在充分利用劳动力资源，缓解劳动力供给短缺和养老金支付压力，提高经济增长潜力。然而，延迟退休年龄政策也可能对生育率产生负面影响，因为它将可能挤出
祖父母辈的隔代照料时间。而有研究表明，隔代抚养能有效地缓解女性生育和工作之间的矛盾。一是通过提供免费或低成本的儿童看护服务，降低女性生育的直接成本；二是增加女性在劳动力市场上的灵活性和选择性，减少女性生育的间接成本；三是增强女性对未来收入和社会保障的信心，提高女性生育的预期收益。通过上述三方面的影响，隔代抚养可以有效减轻女性的生育惩罚，提高子女的生育概率。
因此，在制定和实施延迟退休年龄政策时，应该充分考虑其对生育率的影响，并结合相应的生育支持政策进行配套调整。具体而言，在延迟退休年龄政策方面，应该采取渐进式、弹性式、分类式、统筹式等原则，根据不同行业、职业、性别、地区等情况制定差异化的退休方案，并给予劳动者一定的选择余地；在生育支持政策方面，应该提供更多的儿童看护服务、教育补贴、税收优惠、产假延长等措施，以降低家庭生育成本和风险，并鼓励社会各界共同参与到生育支持体系中来。
二、关于生育意愿的相关文献
家庭的生育动机是影响家庭生育决策，进而影响生育率的重要因素之一。针对家庭生育动机的研究由来已久。一般认为，家庭的生育动机既有利他性，也有利己性；子女既是消费品，
也是投资品。利他性的生育动机是指家庭出于对子女的爱和关怀而生育，子女是家庭的消费品，给家庭带来快乐和满足；利己性的生育动机是指家庭出于对自身利益的考虑而生育，子女是家庭的投资品，给家庭带来收益和回报。
养儿防老是家庭生育的重要动机之一，子女可以给老年父母提供经济支持和生活照料。在社会保障体系日趋完善的当今中国，受文化传统的影响，养儿防老的观念仍然深入人心。根据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发布的《中国人口与发展报告2019》显示，我国大多数子女(82.8%)和老年人(87.5%)都认同养儿防老的观念。这说明子女对于老年父母的经济和精神需求仍然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也说明家庭对于子女的期望仍然较高。
进一步考察影响个人生育意愿的其他原因。通常个人生育意愿受到经济因素、时间因素和服务因素的影响，这些因素决定了生育的成本和收益。
经济因素涉及收入水平、房价水平和育儿成本等变量。陈卫民(2021)等人研究发现，生育意愿低的直接原因是生育成本高，其中教育费用是最具有普遍性的生育成本。风笑天(2018)发现家庭收入对育龄人二孩生育意愿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经济条件越好的家庭，计划生育第二个孩子的可能性越大。
时间因素涉及女性生育所付出的时间成本，包括就业中断或放弃更好工作机会等损失。Becker(1973)研究发现，生育率和生育意愿并不一定随着收入增加而提高，因为随着个人单位劳动时间收入的增加，生育的机会成本也随之提高。出于成本考虑，高收入体宁愿选择减少子女数量，而加大对子女质量的投资。
服务因素涉及家庭内部、市场和政府所提供的照料服务和育儿政策。祖辈是否参与孙辈的照料过程是影响家庭生育决策的重要因素(靳永爱等,2016;林天水等,2020)，通过时间的代际转移，降低了个人所需抚养子女的时间，从而促进生育水平的提高(严成樑,2018;于也雯等,2021;赵昕东,2021)。国外相关研究也表明，完善的托育服务体系能显著促进育龄夫妻参与劳动(Chen et al.,2011)，而我国由于公共托育资源的短缺，女性难以平衡工作与家庭的关系，进一步降低了育龄女性的生育意愿(杨菊华,2018)。因此，加强托幼照料设施或完善女性育儿制度，对提高生育水平至关重要。
我国的实际生育水平低于生育意愿，存在生育缺口。生育缺口的存在说明育龄人在面临生育决策时受到了各种因素的制约，导致他们无法实现自己的生育意愿。同时，我国的理想子女数低于人口更替水平，也说明即使完全放开生育政策，也不一定能够刺激育龄人增加生育子女数。
延迟退休时间表因此，我国需要推进有关配套政策和服务，以增加育龄人的生育意愿和能力。这些政策和服务包括提高收入水平、降低生育成本、增加隔代抚养和托幼服务供给、完善女性育儿制度等。这些措施可以降低生育的成本，提高生育的收益，激励更多人选择多生或适当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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