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演义》中曹操人物形象分析
摘要：曹操是中国历史上为人熟知的人物之一，人们对他的看法纷纭错杂、毁誉不一。毁者把他说成白脸的奸臣、专门玩弄权术的小人、“宁我负人，勿人负我”的极端利己者；誉者则目之为命世英雄、杰出的军事家、政治家、文学家。有关史书记载，既善恶错出，又真假难辨。其实，曹魏政权是曹操在农民起义的影响下，自己苦心经营出来的。当时尺土一民，皆非汉有，汉朝还有什么可供曹操篡夺的呢？曹操确实是玩弄了一套“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把戏，但这样做，还是为大汉朝延长了二十余年名义上的国祚。假若曹操是奸臣的话，那么，二袁、刘表、刘备、孙权等人中谁是忠臣呢？如果不出一个能维护大汉政权的忠臣来，还能说曹操是奸臣吗？
关键词：曹操精神思想丰富唯才是用悲剧英雄
在丰富多彩的明清小说中，历史演义小说是一个非常兴盛的分支。而在众多的历史演义小说中，《三国演义》无疑是最为成功的典范。西方哲学诠释学认为，对一部文学作品的解读不是读者通过文本把握作者原意的过程，而是读者依据自身的历史性使文本的意义得以不断创生和流动的过程。哲学诠释学的代表人物伽达默尔曾说：“文本的意义超越它的作者，这并不只是
暂时的，而是永远如此的。因此，理解就不只是一种复制的行为，而始终是一种创造性的行为。”《三国演义》自元末明初成书以来，其博大精深的思想文化内涵正是在历代读者的诠释和解读之下才得到不断丰富和发展，从而使这部作品直至今天仍然具有旺盛的生命力。
“拥刘反曹”思想是《三国演义》中无法回避的问题。对于《三国演义》这一“拥刘反曹”的基本思想倾向，在清初毛纶、毛宗岗父子对《三国演义》进行校正、删改、评点的过程中，得到了强化，使《三国演义》的正统彩和伦理道德观念更加浓厚。因此，越来越多的读者在品评曹操这个人物形象时，自觉不自觉地总是把他归为反面人物，并加以夸张，使一个粉脸奸臣、狡诈枭雄、玩弄权术的曹操形象呈现在世人面前。曹操在大众心目中成了一个不折不扣的政治野心家和阴谋家，他代表了封建统治者的诡诈、残忍、多疑、机变等一系列特征。然而历史上的曹操却是一个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下面笔者将从三个层面讨论一下个人对曹操的解读。
三国演义人物评价一、一个精神思想丰富的人物
年轻时期的曹操机智警敏并有随机权衡应变的能力，但却任性好侠、放荡不羁、不修品行、不研究学业，所以社会上没有人认为他有什么特别的才能，只有梁国的桥玄等人认为他不平
凡。桥玄对曹操说：“天下将乱，非命世之才不能济也，能安之者，其在君乎？”南阳何颙对他说：“汉室将亡，安天下者，必此人也！”许劭，以知人著称。据《后汉书·许劭传》记载，他也曾对曹操说过：“君清平之奸贼，乱世之英雄。”《三国志》中评价曹操是“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孙盛《异同杂语》及《三国演义》中亦认为其为“子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也。”曹操精神思想具体表现如下：
（一）生机勃发，勇于进取的政治家风度。董卓作乱，臣束手无策、无奈痛哭之时，曹操站出来说：“从早哭到晚，从夜哭到明，就能将董卓哭死吗？”臣异样，曹操便提出了刺杀董卓的主意，并由他自己去执行，尽管未获得成功，但他顺便来个跪地献刀，暂时瞒过董卓，潜逃乡里。从此，召义兵，会合各路诸侯讨伐董卓。在这条举义讨贼的路上，他历尽艰辛与磨难，却没有知难而退，而是勇于进取，足见其政治家的风度。
（二）唯才是举，随能任事的博大胸襟。曹操和刘备“煮酒论英雄”，说“今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本初之徒，不足数也。”这句话充分体现了曹操的自信，袁绍、袁术、刘表等无论见识、才干、能力、用人的确都不如曹操，这点是无可争议的。他不拘一格，唯才是用，求贤若渴。他身边的文臣阮瑀投其门下时颇有些喜剧彩。当初，曹操闻其名，征阮瑀出来做官，
阮瑀不应，曹连连逼促，阮瑀乃遁入山中。不料，曹操有一颗火热的心，不肯罢休，使人放火烧山，阮瑀招架不住，只得出山，投其门下。这就说明曹操求贤若渴。不仅如此，徐庶、关羽、周瑜他都想聘其门下，他曾以强力乃至欺骗将徐庶骗至营帐，而徐庶到达曹营后方知上当，从此徐庶一言不发，一策不献。曹操攻下徐州和小沛后，劝降关羽并约法三章，其中一条便是：“如果有一天到刘备下落，不管天涯海角，我都要追随哥哥而去，请丞相勿拦。”关羽降曹后，曹操美酒玉食，锦衣美女，好生伺候着关羽，并将吕布的赤兔马赠与关羽，可知道，这匹赤兔马，曹操的世子曹丕向他请求了数次他都没有答应，由此足见曹操对人才的渴望和留住人才的赤诚之心。他也曾想聘任周瑜：“曹闻听周瑜年少有美才，乃秘密下扬州，遣蒋干往说周瑜，可惜周瑜不为所动。否则，赤壁之战这一页将是另一种写法。”长坂坡对赵云又何尝不是动了惜才之心，起初不忍杀之，只可活捉，只是后来拼杀的过程中赵云锐不可当、越杀越勇，曹操不得已方痛下杀令。
（三）赏功罚罪，严正不苟的法治思想。曹操能统领百万雄师，靠的是严正不苟的法治。古者有云：“法不加御尊”，而曹操则不然。他的战马受惊，误入农田，按照曹操军法，应当斩首，自己制法又犯法，他觉得不加法于己则无法服众，于是想出了割发代首之计。这既打破了“法不加于尊”的古训，又维护了军阀的权威。况且割掉几根头发并没什么大碍。曹操在《
败军令》中说：“司马法将军死缓，是古之将者，军破于外，而家受罪于内也。自命将征行，但赏功而不罚罪，非国典也，其令诸将出征，败军者抵罪，失利者免官爵。”可见他赏功罚罪，正大光明。
（四）勇往直前，开拓创新的精神。汉朝末期可谓“家家欲为帝王，人人欲为公侯”的时代，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并吞八荒，权势越来越大。身处汉朝后期的曹操，看破了大汉气数将尽，有取而代之之心，也有取而代之之行，但他终究还是没有改号称帝，不是没有胆量取代大汉皇朝，而是不愿意自己开这先河而成为雄的众矢之的，于是他选择了“挟天子以令诸侯”，如此看来，曹操是多么聪明。面对曹操的“嚣张”与日渐雄起的霸业，各路公卿、士大夫既妒之又怯之，各路诸侯都打着“兴复大汉”的旗号，高喊着“诛杀曹贼”的口号，起而攻，人人都想”啖操肉，寝操皮”。而曹操却毫无怯意，傲视雄，一如既往地继续致力于扩展自己的事业从而一统中原。如“火烧白凤楼”一辑，曹营将士抓住了带头起义的耿纪，将其带至曹操面前，曹问耿道：“你为何杀我？”耿答：“我杀的是篡国贼。”操言：“大汉气数已尽，我替大汉兴复天下，有何过错？你们没有看到现在中原地区百姓生活幸福安康，乐享天年吗？这一切是谁的功劳？是我！曹操！我就不明白你们为何还死守着这个俨然已成废墟的大汉有何用？愚忠啊，愚忠！”这一小节正体现了曹操的远大理想，却也展露了他四面楚歌的悲境。
从这些思想层面来看，笔者一直以为，曹操虽然奸诈，但是奸诈得直爽，他从不会去掩饰自己的贪婪，他从不会认错却绝对会有错改错。他想要取代汉朝而建立自己的魏国，他不掩盖自己的野心，挟天子以令诸侯，光明正大地在满朝文武和世人面前展现自己对天子的震慑力。
二、一个唯才是用的多疑者
曹操曾经提出两个用人的观点：一是贤人多出自社会下层，“曾不出闾巷”，如“被褐怀玉钓于渭滨”的姜子牙就是其中的典型人物。因过去只注重在社会上中层选拔人才，导致社会下层的贤人没有机会发挥才能。二是用人必须唯才是举，如按东汉时期以德行取士的标准，就得不到陈平这样的人才，如果只选用廉士，齐桓公也不可能称霸。
曹操的用人思想，概括起来有两句话：为我所用，唯才是用。曹操与袁绍曾经讨论时局，袁绍说：“吾南据河，北阻燕代，兼戎狄之众，南向一争天下。”曹操则曰：“吾任天下之智力，以道御之，无所不可。”这句话道出了曹操的政治谋略：把人才问题看作政治斗争中最根本的战略问题。陈寿先生的《三国志》最后有一段评价：战胜袁绍是曹操一生中最重要的功业，曹操为什么最终能够“克成鸿业”呢？有两个原因，一是曹操精于谋略，二是曹操“各因其器”，
善于用人。可见用人之道对于事业的成功是极其重要的。
东汉末年，政治腐败。相比较而言，曹操的政治基础不如袁绍、孙权。因此曹操知道用人，首先要有人可用，这便要解决如何网罗人才，如何让更多的人才为我所用的问题。为了让更多、更全面的人才为我所用，曹操可谓用尽苦心，他的用人策略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广施恩惠，打造爱才的形象。这是曹操用人思想的基础。曹操的爱才，是因为他确实需要人才，所以从内心深处真正爱惜人才，他想方设法集聚人才，为自己所用；当然光爱才不行，还必须让天下人知道自己爱才。因此他对人才态度谦恭，充分展现自己的爱才之意。只要高士来，曹操就情不自禁，喜形于。如初平二年，荀彧弃绍投操，被操赞为“吾之子房。”建安五年，许攸来投，曹跳出迎之抚掌笑曰：“子远，卿来，吾事济也。”另外他也广施恩惠，大义收买人心。张绣降曹操又叛离曹操，还差点要了曹操的性命，就连曹操的大儿子曹昂、侄子曹安民也死于张绣手中。后来，张绣又投向曹操，曹操不计前仇，封他为侯。容忍过五关斩六将的关羽等，曹操把爱才的心意展示得淋漓尽致。
（二）建立制度，积极营造求才的氛围。为了网罗人才，曹操先后发过三次求贤令，这也是曹操的高明之处，也说明曹操的“人才工程”是一个实实在在的系统工程。“孟公绰为赵魏老则
优，不可以为滕薛大夫。”这句话出自《论语》，是孔子说的一句话，意思是：“孟公绰叫他做晋国赵氏、魏氏的家臣，那是力有余裕的，却没有能力做滕、薛这样小国的大夫。”曹操引用孔子这句话，说明有德者未必有才。
建安十九年（公元214年），曹操发布第二次求贤令，令中说：“夫有行之士未必能进取，进取之士未必能有行也。陈平岂笃行，苏秦岂守信邪？而陈平定汉业，苏秦济弱燕。由此言之，士有偏短，庸可废乎！有司明思此义，则士无遗滞，官无废业矣。”明确提出对人才不能求全责备，再次强调不能以德行作为取士的标准。建安二十二年（公元217年），曹操第三次发布求贤令：“昔伊挚、傅说出于。管仲、桓公贼也，皆用之以兴。萧何、曹参，县吏也，韩信、陈平，负污辱之名，有见笑之耻，卒能成就王业，声著千载。吴起贪将，杀妻自信，散金求官，母死不归。然在魏，秦人不敢东向；在楚，则三晋不敢南谋。今天下得无有至德之人放在民间，及果敢不顾，临敌力战。若文俗之吏，高才异质，或堪为将守。负污辱之名、见笑之行，或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其各举所知，勿有所遗。”在这次求贤令中，曹操列举商代、春秋战国和西汉的一批将相之才，这些人或出身微贱，或曾是君王死敌，或负污辱之名，或不仁不孝，但都有治国用兵之才，古代君王起用他们，故而成就了王霸之业。伊挚即伊尹，他本来是陪嫁奴隶，商汤把他从奴隶中提拔出来，作为自己的助手。
伊尹助商汤以七十里起家，灭夏桀建立商朝。傅说是商王武丁的贤臣，武丁“举傅说于版筑之间”，傅说辅佐武丁治国，使武丁成为中兴之主。管仲是齐国贤相，他曾用箭射伤齐桓公，但齐桓公不计前嫌，把齐国交给管仲治理，成就“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的伟业。吴起是战国名将，魏、楚的强大都有他的功劳，但此人曾杀妻求将，母死不奔丧，可谓不仁不孝。萧何、曹参、韩信、陈平都是西汉人，萧、曹本为沛县县吏，韩信曾忍受胯下之辱，陈平有盗嫂受金污名，这四个人辅佐刘邦成就王业，“声著千载”。曹操以这些人为例，希望不拘一格起用人才，成就自己的王霸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