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G OF YELLOW RIVER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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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结构安排和灵活的作曲手法，讲述了一个扣人心弦、感人肺腑的爱情故事，歌颂了梁祝二人爱情的坚贞。
第三，我国传统戏曲文化为艺术歌曲的创作也提供丰富的养分。戏曲是我国独有的文化形式，积淀了深厚的文化底蕴。因而，戏曲元素的融入，也赋予了我国艺术歌曲独特的民族文化魅力。比如，赵元任的艺术歌曲作品《教我如何不想他》，在西方作曲技法的基础之上，吸收了京剧中的西皮原板过门的曲调，体现了鲜明的民族音乐特；再如，陈啸空的声乐作品《湘累》，在西方创作手法中，融入了京剧中青衣的唱腔特点：幽咽婉转、若断若续。通过三个乐段的吟唱，增加了作品凄婉哀怨的彩。
（二）民族音乐元素与西方创作技法的“中西合璧”
第一，在艺术歌曲创作中，以西方创作技法为基础进行了创作融合。在初期，我国艺术歌曲基本沿用了西方创作手法。为了体现当时艺术创作的“国性”主张，作曲家们纷纷在西方音乐语言的基础之上，融入一些体现民族音乐特征的元素。比如，青主的艺术歌曲作品《大江东去》，在曲式上采用了西方的二段体，在曲调上选择了宣叙调展开和咏叹调抒情的呈现方式，在伴奏上运用了传统的钢琴伴奏，在整体结
构上又体现了中国民族音乐起承转合的特征；再如，青主的另一部声乐作品《我住长江头》，同样在西方创作的技法中，体现了民族音乐的特点。歌曲在伴奏上采用了西方传统的大小调式，伴奏部分融入了五声调式与和弦。同时，为了体现原作的诗文意蕴，曲作者通篇采用了吟唱结合的创作形式，通过旋律的长短疾徐、轻快重缓来塑造如诗如画的意境。此外，还有很多经典的艺术歌曲在创作技法上体现了“中西合璧”的艺术特点。如著名作曲家黄自的代表作品《玫瑰三愿》，同样运用了西方二段体的创作框架，在西方和声功能性逻辑的基础之上，加入了很多民族音乐常用的二度音程和弦外音，使和声句法清晰，又具有一定的彩性。
（三）民族音乐风格与西方创作技法的“兼容并蓄”
随着中国艺术歌曲发展的不断成熟，创作者们在技法的运用上更加娴熟、灵活。他们将民歌曲调、民族乐器、民族旋律、民族和声等元素融合在声乐作品创作之中，使艺术歌曲形成了民族音乐风格与西方技法并重的创作风格。
第一，在伴奏风格上的创新，我国艺术歌曲不再局限于钢琴一种伴奏乐器，而是融入了箫、琵琶、二胡、古筝等民族乐器。比如，声乐作品《美丽的草原我的家》，
前奏中使用了蒙古族传统乐器马头琴，通过悠长奔放的旋律塑造了草原一马平川、牛羊遍地的辽阔意境，带给演唱者无限的想象；再如，声乐作品《花非花》的创作中，除了钢琴伴奏外，曲作者还融入了
梁祝的歌词民族乐器二胡、古筝等，通过中西方乐器音的配合，共同塑造了沉静柔和、优雅舒缓的音乐基调。
第二，在曲调风格上具有特，我国的艺术歌曲创作越来越多地采用民族音乐曲调。比如，一些声乐作品直接采用民间音乐的旋律，在此基础上融入西方创作方法，如结构布局、和声运用等。黎英海的艺术歌曲《在那银的月光下》，曲调取自新疆塔塔尔族的一首民间曲调，在钢琴伴奏的基础上运用了新疆特有的增二度音程，赋予了作品浓郁的异域风情。再如，改编传统民歌也是中国艺术歌曲的取材之一。施光南的声乐作品代表作《吐鲁番的葡萄熟了》，便是由新疆民歌《牡丹汗》改编而得。在作品中，新疆维吾尔族音乐的节奏贯穿始终，通过伴奏、演唱的配合，生动描述了维吾尔族姑娘阿娜尔罕对戍守边疆的情人克里木的思念之情。此外，丁善德的《玛依拉》、瞿希贤的《牧歌》等经典艺术歌曲作品，均改编自少数民族的民歌。
第三，和声风格日趋民族化也是中国艺术歌曲的特点之一。和声是不同的音构成的整体，对作品风格的塑造就有重要的作用。西方钢琴传统的和弦形式为三度叠置和弦。在创作实践中，我国作曲家往往采用四五度叠置和弦、附加音和弦等非三度叠置和弦来突出和声的民族性。比如，江定仙的声乐作品《静境》中，曲作者采用了大二度音程和四五度叠置和弦，来弱化和声的功能性，突出民族元素的彩性。黎英海的声乐作品《唐诗三首》中，三首作品均在和声中融入了民族音乐元素。如第一首《春晓》中运用了二度音程来塑造环境；第二首《枫桥夜泊》中体现了五声纵合性和声功效；第三首《登鹳雀楼》，四五度和弦结构贯穿始终，制造出了空灵、悠远的意境。
二、我国艺术歌曲多元化创作发展的思考
（一）扎根民族文化底蕴，创造经典作品
我国民族文化源远流长，内容丰富多彩，为艺术歌曲提供了创作源泉和沃土。纵观各个时期的艺术歌曲艺术特征，从《大江东去》的豪迈洒脱，到《嘉陵江上》的悲愤激情，从《枫桥夜泊》的绵绵乡愁，到《水调歌头》的淡淡忧伤，无一不是汲取民族文化的营养而进行创作和呈现的，将深厚的民族文化底蕴进行了淋漓尽致的彰显。此外，艺术歌曲是文化传播的载体。它通过伴奏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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