课程名称：政治传播学
任课教师：季乃礼
政治“常人”与政治“明星”的“堕落”
——评谢明中案
姓名：姜玉洋
学号：0811296
专业：哲学
政治“常人”与政治“明星”的“堕落”
——评谢明中案
政治明星，他的轰然落马并不是一种偶然，政治明星与贪污腐败之间有着怎样的联系呢？本文以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的“常人”思想和法兰克福学派阿多诺与霍克海默的“明星”效应思想为理论根基，以谢明中案为例，试图以政治传播学的视角探讨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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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案例：“超前倒下”的政治“明星”
现年48 岁的谢明中在1997 年任共青团海南省委第二任书记( 正厅级) , 并被列为海南省后备干部重点培养。在5 年的团省委书记任上, 谢明中干了一件颇为轰动的实事: 贫困县陵水县大里乡是海南团省委的扶贫对象, 那里的人们当时依然生活在茅草房里。谢明中为彻底灭危房, 把全乡的茅草房一把火烧了, 然后他筹集了1890 万元用来重建民房, 使320 多户家全部住上新房。由此, 谢明中逐渐被海南省高层赏识。
主政文昌
2002 年11 月, 谢明中就任市委书记时, 文昌正处在发展乏力的困局中。上任第五天, 谢明中在大会上发表“万言演说”, 当天说的两句话与后来的事实对照, 颇富意味。一句是“今后凡是党
政班子不团结的, 党政副手不配合的, 要坚决采取果断措施, 不能让他在岗位上贻误战机,影响单位的发展”。结果是, 在一届任期内, 谢明中逼走了两位市长。第二句是“对那些兢兢业业、勤勤恳恳工作的同志, 要理直气壮地支持和保护, 不让他们受委屈”。结果是,谢明中对文昌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谢晋锯贪污腐败“失察”, 谢晋锯被纪委“两规”不久, 谢明中也出事了。出事之前, 谢明中给人以“想干事、能干事、干成事”的地方官形象。在他的带领下, 文昌的财政收入5 年翻了5 番。
“退官”政策
谢明中上任后实行“铁腕治市”。2003 年夏, 文昌退耕还林在全省倒数第一, 为此, 谢开会只说了一句话:“完不成退耕还林任务, 退官还林! ”一个多月后, 全市超额完成任务, 居全省第一。此后, 谢明中频频使用“退官政策”, 政绩屡获全省第一。
在2003 年文昌市委换届选举中, 谢明中有一句话被广为传播:“文昌人民选我当书记是文昌人民的福气, 文昌人民不选我当书记是我的福气。”前半句后来被诟病, 但后半句被文昌官场认为非常有“政治水平”。
在文昌市第十届党代会前后, 谢明中对原市委班子成员和乡镇“一把手”大调整, 他还绕过市政府直接指挥各职能部门、各乡镇, 架空市长, 一手遮天。同时, 他开动全市所有宣传机器为个人歌功颂德, 说他是“百年一遇的好官”。而有的小学女教师、女高中毕业生、女服务员却陆续被谢提拔为公务员或调进机关“吃财政饭”。谢被抓之前,“桃事件”已是“全文昌人都知道”。谢明中于林瑞阳为什么恨前妻2007 年11 月27 日被“两规”。海南省纪委披露, 他是海南省纪委查办的涉案金额最高的党政领导干部。据推算, 谢收取贿赂金额在1400 万元以上。谢大力推行“经营城市”, 招商引资, 大搞城建, 被认为是“特超前发展”, 同时他也“喂饱”了自己。（据《南风窗》）
二、海德格尔的“常人”与法兰克福学派对大众传媒中的“明星效应”的批判
（一）海德格尔的“常人”思想
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中曾经阐述一种“常人”的思想，他在说明“此在的沉沦”时这样论述道：此在的存在总是我的存在，但并不意味着此在总是占有自身，在日常生活中，此在总是与他人共在，此在总是为他人的差别而操心，并总是企图消除这种差别。此在多半混迹于他人之中，把自己的存在托付给他人，这样此在就是失去了自身的“非本真状态”。在非本真的存在中，此在失去了和他人的差别，完全听任他人的指导。海德格尔称这样的他人为“常人”：
常人是某种中性化的、平均化的、无人称的、不确定的人，所有人都是常人，又好像没有人是常人。“这样的共处同在把本已的此在完全消解在‘他人的’存在方式中，而各具差别和突出之处的他人则更其消失不见了。在这种不触目且而又不能定局的情况下，常人展开了他真正的独裁。常人怎样享乐，我们就怎样享乐；常人对文学艺术怎样阅读怎样判断，我们就怎样阅读怎样判断；竟至常人怎样从‘大众’抽身，我们也就怎样抽身；常人对什么东西愤怒，我们就对什么东西‘愤怒’。这个常人不是确定的人，一切人——却不是作为总和——倒都是这个常人。就是这个常人指定着日常生活的存在方式。”此在总是处于常人的独裁下，常人代替此在作决定，也同时将此在的责任包揽过来。
在非本真的状态中，此在总是从它自身脱离出来，投入消散于和世界的操劳活动中，这就是“沉沦”。沉沦表现为闲言、好奇和两可。闲言让人鹦鹉学舌、人云亦云从而丧失了与事物的原始联系；好奇使人不愿意逗留而获得对世界的真正领会；这两者又使得真实的创新变得陈旧，使得事物在公众面前变得模棱两可。他们都使得此在从自身处脱离，陷入常人的公众意见之中。海德格尔写道，“闲言、好奇和两可标画着此在日常借以在“此”、借以开展出在世的方式……在这些特殊中以及在这些特殊的存在上的联系中，绽露出日常存在的一种基本方式，我们称这种基本的方式为“此在的沉沦”。由此看来，海德格尔所言的“此在的沉沦”来自于
“常人”对公众的霸权。
（二）法兰克福学派对大众传媒中“明星效应”的批判
在《启蒙辩证法》一书中，阿多诺和霍克海默对大众文化工业进行了批判，他们认为大众文化本质上是资本主义商业生产的延伸。他们特别分析了大众文化中的明星效应，指出它本质上是使人失去个性。使人们依附于明星，这是一种“施虐-受虐”的过程。“明星”和“英雄”都以偶像的形式成为操纵者，而大众文化的接受者则成为模仿者、崇拜者，成为卸除了个性投入到受操纵的一体化潮流中去的牺牲者。更广泛的说，大众传播媒介（如电影、电视、报纸、甚至畅销书）对于接受者来说无不起着一种模式的作用，这种模式在意识中成为权威，成为操纵意识和行为的权威。在这种“操纵-牺牲”关系的一端，是在商品拜物教形式下作为偶像出现的大众文化产品；而在另一端，则是信徒般狂热地拜伏其下从而祭献了自身个体性的大众文化接受者。这是被社会的物化体系所扭曲的结果。阿多诺认为，大众文化代替了一种确证了压抑的普遍性的意识形态，成为对物化意识的统治形式。商品拜物教首先把文化商品的使用价值转化为抽象的崇拜价值。去欣赏一场音乐会，不如说是去仰慕托斯卡尼尼的名声；去看一场电影，也只是因为对某一明星的着迷。在文化市场上，艺术成为奢侈品，而明星无非是
这种商品的商标和广告。同时，明星成为偶像，在这种偶像面前，大众只能纷纷成为模仿者。影星的发型和语调，歌星的姿容，在这里无不执行着操纵性的功能。于是，个性泯灭了：在杂志封面上出现的是同一种美女的笑容。在总体化意识形态中的选择的自由，永远是选择同样货的自由，趣味的差别可以使人喜欢暴力影片，或爱情歌曲，或侦探故事，然而这无一不陷入文化工业事先设置的标准化圈套内。这样，“趣味”和“选择”在本质上就是某种受控制的形式，是对异化的、可操纵的意识的生产。他认为文化工业的“施虐性”就在于它永远禁止个体的发展和独立，永远以中性化的、剥夺了个性权利的产品充斥市场。文化工业在表面的翻新时髦下实际上隐含了操纵大众趣味的一体性形态，它用一种强迫一律的方式窒息了个体的生命力。同时，接受者的受虐狂性格也暴露无疑，他们是那种拒绝成熟和独立的幼儿，在压抑性的、将他们一统化的文化面前祭献了自己的个性。大众文化是它的接受者患上了青春痴呆症，在成熟的外壳内包含了极度的幼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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