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小姨多鹤》中，严歌苓通过身体认知的视角，揭示出在婚恋关系、家庭关系中女性的生存状态与社会权力意识下女性身份的虚无。严歌苓笔下的身体叙事一直是评论家关注的重点，通过身体认知的视角，可以准确地揭示男权社会赋予女性身体的原罪感及功能化。此外，以小环为代表的女性揭示出中国社会婚姻伦理对女性体的规训，女性体在历史中被赋予了多层含义，却独独失去了自身的意味。当女性的身体对个人价值不再起决定意义时，生命就具有了伸展的可能。
在对《小姨多鹤》进行文本分析时，作者美籍华人的身份不能忽视。这一特殊的身份赋予了严歌苓文本创作的客观视角和丰富的阐释内涵，在多元文化的环境中，作品的评论价值和艺术内涵也日益凸显。此外，作为女性作家，严歌苓在作品中对女性身体的关注值得热议，在对其作品身体叙事的分析中，性别关照同样值得一说。作者笔下的多鹤与小环是大背景下女性命运的缩影，其用细腻的笔触透过身体，审视中国传统文化伦理附加给女性的规约，看待男性社会意识形态赋予女性身体的原罪，体现了社会权力机制对女性的建构和压制。
一、家庭关系中女性身体功能化
在文化理论中，身体不仅仅指代生理上的肉体组合，同时体现了浓厚的社会权力意识。它既是一个被表现的客体，也是有组织地表现出概念和欲望的有机体，两套表现系统相互缠绕和重叠。男性社会权力意识在博弈中不断地将女性身体规训与定义，通过对生育与母性崇高的阐释，最后将其置于家庭关系中。因此，“身体”不再是一个纯粹的有机体，它用来承载生育意义的隐喻，使其更像是一个抽象的符号，体现了历史在女性身体上留下的痕迹。
小环作为中国传统妇女形象，她的身体被刻上了浓厚的历史烙印，其生育能力的缺失使家庭关系出现裂痕。当女性不再具备生育意义时，隐含的是对社会权力意识规训的反叛，因此社会机体将在她的家庭中放入第二具女性身体来使失衡的社会机构重达平衡。多鹤作为日本遗孤，她被迫成为小环家庭中的第二具女性身体，为张家传宗接代。女性在承受社会强力的身体暴力之时，生育成为女性生存的保证，因此作品中多鹤的话语极少，对多鹤的形象描述多从她的行为和表情等身体表征来体现，多鹤勤劳朴实的性格以及个体特征也通过身体部位的表述来展示。她的身体承担着张俭的性欲需求，这种需求也是多鹤悲剧命运的隐喻，在这里，女性身体的延伸阐释模糊了其主体性的真正存在，女性势必要在生育隐喻中寻求迷失的自我。
多鹤被抛弃的经历却间接证实了这一追寻的不可实现性，孩子在多鹤的潜意识中是她的主体性符码，她想通过生育建立起自己的王国，建立下一代代浪村，因此多鹤对于孩子异常的珍视，而在被抛弃辗转回家后，她的孩子因为人为的干预不再能接受她的哺乳。这时，多鹤才清楚地意识到，她作为女性，身体的生育意义远远超过了她个人的价值。这个情节的展示，真切反映了女性身体在家庭关系中被赋予的内涵。
同时，福柯在《规训与惩罚》中指出，身体在体制下完全成为权力的产品，历史有策略、有意图地制造出身体，当多鹤的身体不需要承担生育意义时，历史赋予了她新的内涵——精神需求。张俭在进入劳改后，繁重的劳作击垮着他的身体与精神，而他与多鹤每晚九点互相想念的约定却支撑他度过苦难的岁月，女性的身体在此时超脱了生育隐喻，成为苦难男性的精神支撑，身体的隐喻内涵开始从生育进行延展。
二、婚恋故事中女性身体的原罪
在这里，原罪将作为身体存在的一种特殊状态来进行探讨，与之前对身体功能化的探讨相似，对于原罪的探讨将从某物质存在的形式延伸到意识形态领域。不同于福柯的观念，德勒兹笔下的身体充斥着欲望、能量与意志。作品中，严歌苓并没有明确地刻画男女身体在相
恋中所起到的作用，而女性身体的原罪却恰恰通过众多男性的视线来体现。
文本中女性的身体永远被他人观望，多鹤在繁重的家务劳动中，很少与他人有眼神上的交流，因此无论是张俭，抑或是小彭、小石，对多鹤进行身体的关照总是处于“偷窥者”的角。手指、体毛作为身体的一部分，在张俭心中是具有独特含义的。在二人的性爱过程中，引起张俭注意的，是多鹤的頸上不同于他人的体毛，引起张俭恐慌的，是多鹤在后来有意无意通过手指对他的抚摩。在二人的相识过程中，张俭由冷漠逐渐变得“心里打了个秋千”，直到爱上多鹤，这具女性身体的诱惑都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而在多鹤跪在地上擦地时，撅起的屁股使小石移不开眼睛，多鹤身体对小石的引诱瞬间将两个男人拉到了生活的对立面。社会权力机制从身体层面对个体实行管制，而女性身体对男性的引诱使两性在主流意识与女性意识之间的夹缝中斡旋。
男性对女性的身体关照被社会权力体制称为女性身体的原罪，而女性在面对自己身体时的恐慌恰恰证明，男权机制对女性的压制已从身体进入精神。小环在多鹤进入张家生活后，进入了半失语的状态，甚至对自身生育能力的丧失也抱有着一种仇视态度。偶然的一次相遇，她发现多鹤的身体与她大大不同，能够哺乳的女性身体使她酸涩，甚至多鹤不同于她的
繁重体毛也令她恐慌，女性加诸于自己身体的罪过，使她主动承担了社会机制强加给她的社会伦理观念。
哪怕小环的女性身体也因纤细的腰身而不断被看，使她得到短暂的心理满足，而社会机制下的社会伦理观念对女性的反叛本能总会在不经意间将失衡转为平衡。多鹤与小环对身体政治的反叛在新一代的言语与行为中继续成为空中楼阁，大孩对多鹤身体的抚摩与对小坏说出的“不是亲妈，才会记仇”，体现出在性别意识形态的建构中，女性身体依旧扮演着功能化的角，原有的中国婚姻伦理观念仍在桎梏着女性。
三、历史社会中女性身份的虚无
《规训与惩罚》中，福柯所提出的身体政治将政治、经济、法律机制都摆放到了身体的对立面。人体是被操纵、被塑造、被规训、被糟蹋的，它服从、配合，变得灵巧、强壮。文本中，男权意识形态对女性的控制不仅体现在家庭秩序等强制性体制中，也体现在“传宗接代”的社会伦理观念与主体身份的虚无中。
小环深谙“传宗接代”的社会伦理观念，因此她的反抗最终会走向妥协，叛逆在真实的社
会权力层面很难展开。从对小环的审视来看，人们能更加清晰地审视女性的被压制的状态及反抗的努力。面对公婆的决定，小环选择了隐性的缓解方式，通过将她的母爱寄托在多鹤生养的孩子身上，来取得精神上的纾解和发泄。从这个角度出发，小环对女性身体功能化的不解与对母性的叛逆，使她在历史社会中处于失语状态，因此在社会进程中，她被迫承担了她的母性角来寻求主体性的存在。
而多鹤面临的窘境使她看到，女性对于主体性的追寻是不可能实现的。大孩有意识地成为社会权力机制的维护者，同时揭开了社会给予女性的母性崇高的谎言。当小环追着大孩，迫使他遵守女性的规则——进屋脱鞋时，大孩表达了强烈的不满与不认同，多鹤为了缓和矛盾，上前屈身，为大孩脱鞋，大孩突然的一脚使小环意识到，她对于女性主体性的追求势必要遭到男权社会机制的反抗。同时，多鹤因大孩的一脚清晰地认识到母性崇高的虚妄，因此她长时间地直不起腰了。
在男权主流意识统治的社会，通过家庭生活中细小的准则所进行的隐性主体性建构努力是隐蔽的，在被边缘化的角落可以积蓄、释放自身的能量，但社会统治秩序对其进行的再次规训在张铁的身上明显地显示出来，也进一步投射到对女性身体特征的遮蔽上，多鹤宽大且
永远不合身的衣服，女性劳动者单调的衣服式样，都进一步地揭示出，在意识形态的背后，女性身份逐渐变成了一种虚无。
《小姨多鹤》中，作者将身体的主体性建构与复杂的社会权力机制运作过程有机地结合起来，从身体认知的视角可以清晰地感知到多鹤与小环在性别意识形态中的抗衡轨迹。女性在多重关系下被压制是历史进程中的常态，通过对女性身体决定其个人价值的揭示，为女性认识自身提供了更大可能性。当女性不再因其身体决定个性价值，不再因自身的生理被他人批判其身体具有原罪，也不再受传统婚姻伦理的禁锢时，女性的生命将开始获得延伸的可能。
（哈尔滨师范大学文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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