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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现当代文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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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02
沈从文、何其芳、萧乾三位作家的创作道路及人生际遇都是非常独特和典型的,既相互区别,又相互联系。1930年代,他们都被称为“京派”作家;抗战爆发后,沈从文退守于国民党统治下的抗战大后方——西南,何其芳奔赴西北,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走上革命道路,萧乾则既不在国统区,也不在解放区,
而是应伦敦大学东方学院之聘兼职《大公报》驻欧记者,在欧洲采访了七年,成为唯一一位亲历“二战”欧洲战场全程的中国记者。虽然他们三人都始于“京派”,但是由于抗战期间的不同人生选择及创作道路,1945年以后,特别是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后,他们的命运各不相同。他们人生道路的同和异,在其作品中有着很好的呈现,甚至,他们的作品是进入他们隐密内心的一个渠道。将三位著名作家进行比较研究,必定能收到1+1+1>3的效果。本文选择他们的三篇作品——沈从文《萧萧》、何其芳《哀歌》和萧乾《雨夕》,从它们对于封建婚姻的书写进行比较研究。
经比较发现,对于封建婚姻,沈从文的《萧萧》采取的是改造立场,而何其芳的《哀歌》选择了宽容的立场;萧乾的《雨夕》则迥异于前两者,是控诉立场。
沈从文的《萧萧》讲述了一个湘西女孩平静的童养媳生活被一桩丑事打破而又重归于平静的故事。作者对封建婚姻是以超然的哲人和艺术家态度,不加以批判,不加以点评,而是按照自己对美好人性的理解去重塑封建婚姻下的人们,创造出一个近乎纯美的生存环境。这集中反映在五个方面。第一,萧萧是笑着接受嫁给比自己小9岁的丈夫的事实,她既不害羞,也不怕,还只是笑。作者不愿以哭声打扰这个柔美和温馨的“人性小庙”。第二,一反一般认为的童养媳夫妻关系的尴尬和矛盾,萧萧与丈夫间的关系亲密如亲生弟。
他俩不仅可以像两个小孩一样互相撒娇,而且丈夫习惯服从于萧萧,夜里放水拉稀哭醒,只有萧萧才能
将他哄好,婆婆他们是无可奈何的;萧萧让丈夫停止捡花狗打下来的枣,丈夫很乖巧地就不捡;萧萧不让丈夫告诉家人自己哭泣、喝冷水、吃香灰,丈夫果然守口如瓶;萧萧生下跟花狗的野孩子牛儿,夫妻俩又亲密无间起来,丈夫愿意牛儿喊他“大叔”。对于萧萧夫妻二人,牛儿的称呼不伦不类,一个喊“娘”,一个喊“大叔”。然而,所有的人都带上了善良的童心去看他们的关系,所有的人都无视其荒谬。第三,与一般的童养媳受婆家虐待不同,萧萧在婆家所受的待遇宛如她是公婆的亲生闺女。她每天应做的事情是抱抱丈夫,也帮家中做点杂事,能动手的就动手。她嫁过了门,一切并不比先前受苦。祖父还拿女学生开萧萧的玩笑,一家人有说有笑过日子。第四,少良心的花狗引诱萧萧干了那桩错事,这桩错事跟霉菌一样令人厌恶。但是,作者对于花狗追求和诱惑萧萧的过程作了美丽动人的描述。花狗给萧萧唱情歌,情歌优美而不低俗,萧萧由听不懂到渐渐听得脸红心跳,再到听得婚姻生活出了轨。作者对这个过程采取了宽容甚而欣赏的态度,宛如在萧萧平静的童养媳生活中插入一段具有牧歌情调的男女情缘。第五,在今天,红杏出墙是丢人的,在1920年代的湘西乡下农村,那绝对是一桩天大的丑事。按照湘西的规矩,“”要么沉潭,要么发卖。然而,萧萧既没有被发卖成功,更没有被沉潭。她坐月子时,母子都被照料得好好的。更有甚者,丈夫长到15岁的时候,萧萧还能与丈夫正式拜堂圆房,似乎全家人及族中人全都患了健忘症,全然忘记萧萧是个有污点的人。整个生存环境中的人们似乎都在配合着作者放弃野蛮的族规,一切以对人的宽容、谅解和尊重为原则。花狗和萧萧所干的丑事仿佛一石击水,虽有
封 建 婚 姻 的 不 同 书 写
——沈从文《萧萧》、何其芳《哀歌》和萧乾《雨夕》比较研究
东游记何仙姑离婚摘 要:对于封建婚姻,沈从文的《萧萧》采取的是改造立场,而何其芳的《哀歌》选择了宽容的立场;萧乾的《雨夕》则迥异于前两者,是控诉立场。沈从文举重若轻,抱着一种积极、开明和成熟的态度,将文学理想通过对形象和社会环境的改造而实现,写理想状态下的封建婚姻。何其芳则以一种静观、怨而不怒的态度,将白描的手法和温柔的抒情方式相结合,写美好回忆中的封建婚姻。与前两位作家的含蓄节制不同,萧乾的《雨夕》对封建婚姻的弊端痛心疾首地直接暴露,是对现实主义手法的运用。关键词:《萧萧》 《哀歌》 《雨夕》 封建婚姻 比较
○吴晓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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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78
XIANDAI YUWEN
2010.02
震动,也起波澜,但旋即又归于平静,因为潭水本身就是和谐宁静的。
何其芳的《哀歌》描述了三个女性充满哀愁和爱情的故事。由于封建婚姻制度,她们按部就班等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出嫁前禁闭在闺阁里度过单调、无聊和幽怨的日子。然而,相比较于都市的新形式婚姻下的少女,作者更欣赏于过去时代的女子。“现在,都市的少女对于爱情已有了一些新的模糊的观念了。我们已看见了一些勇敢的走入不幸的叛徒者了。但我是更感动于那些无望的度着寂寂的光阴,沉默
的,在憔悴的朱唇边浮着微笑,属于过去时代的少女的。”[1]作者欣赏她们,一是因为她们的柔美。脸苍白,纤长,多病,是她们的外貌特征;终日默默地在小窗上凝望,在窗沿下刺绣、赶嫁衣。家里有精巧的花园:石台、瓦盆、各种花草、水池、亭阁,还有阴暗的长廊。纤弱的姑娘生活在幽僻宁静的环境中,确实惹人怜爱。二是因为她们生命的悲惨和短促。“嫁了,又死了。死了又被忘记了。”[1]作者正是要反抗遗忘,将她们描画出来,虽然她们没有轰轰烈烈的事迹,却也有一段柔美和幽怨令人感动,这是对普通人的生命价值的尊重和挖掘。作者故意让这三妹无名,无名即共名,代表封建时代的中国女子。“三个,或者七个”[2]虚指,代表多个,甚至所有。三个姑娘都英年早逝,“嫁了,又死了”,是病死?还是因为婚姻不幸福,受虐待致死?作者只字不提。作者没有追问她们怎么死的,死得有多悲惨,这些不是作者要关注的。作者认为这不重要,重要的是应当记住这些逝去的女性。对生命的尊重,对人的内在尊严、对平凡人、普通人的生命的尊严的看重和珍惜,可见作者心胸的善良和博爱。
何其芳的《哀歌》与沈从文的《萧萧》在人性的善和美上获得统一,而萧乾的《雨夕》则与沈从文的《萧萧》在对恶性势力的厌恶上殊途同归。
《雨夕》讲述的是一个童养媳被弃、遭人及发疯的故事。将《雨夕》与《萧萧》比照起来,老天对这个童养媳的命运安排是极不公平的。该童养媳嫁入村中的老爷家,丈夫在北京念师范学堂,可以算是嫁入开明的家庭,嫁给受过高等教育的文化人。而萧萧是嫁在以农事为主的家庭,萧萧婆家显然不如该女孩婆家殷实,丈夫也不如这位少爷识文化、讲究文明。按理说,这位童养媳要比萧萧幸福,然而,她
们的遭遇恰恰相反。这个童养媳跟丈夫圆房一年后,丈夫从城里带回一个描眉打鬓的时髦女性,闹着要休掉结发妻子。结发妻子是孤儿,无依无靠,不肯离开,整天遭打骂致疯。夜里给家人关在外面,遭人怀孕,从此,这个弃妇更遭人厌弃,伦为游荡野外的疯子,人们远远地避开她。这个弃妇的丑事和萧萧的丑事相比,前者是被迫的,后者是半推半就,或者说是主动的,前者完全是个受害者,而她们的结局截然相反。作者对弃妇的外貌、神态、行动做了近镜头
的入木三分的刻画,是对弃妇境遇的逼真回放,弃妇的遭遇震撼人心。这其中最突出最让人印象深刻的是作者以一个小
孩天真无邪的眼光看去冷漠、阴毒、血雨腥风的大人世界,在幼小心灵上产生极大的疑惑和撼动。污浊的社会环境对童真的影响让人难以释怀。
虽三篇文章同写封建婚姻,思想和风格却迥异,这背后是他们不同的文化心态。对封建婚姻的苦难及矛盾,沈从文的《萧萧》将理想与现实的矛盾在人性善和人性美强化后获得和谐的统一。何其芳的《哀歌》处理这种矛盾的方法是回避,《哀歌》主要是叙写个人内心世界,一个带着诗化的回忆的世界。萧乾的《雨夕》对这个矛盾是一针见血地揭露。在文学理想上,沈从文实践着“我只想造希腊小庙。选山地作基础,用坚硬石头堆砌它。精致、结实、匀称,形体虽小而不纤巧,是我理想的建筑。这神庙供奉的是‘人性’。”[3]沈从文并不是无视封建婚姻制度的弱点,而是希冀人性的尊严、人格的独立,因而在
他笔下对现实生活中的生存境遇进行了理想性描画。何其芳的《哀歌》对艰难岁月进行温馨回忆,叙写的是情感浸润后的回忆中的社会文化生活,为逝去的封建少女记录下存在的足迹。萧乾的《雨夕》则希望“褒善贬恶,为受蹂躏者呼喊,向黑暗进攻”[4],用现实之笔反映苦难的事实,以引起疗救的可能。在行文风格上,沈从文举重若轻,抱着一种积极、开明和成熟的态度,将文学理想通过对形象和社会环境的改造而实现,写理想状态下的封建婚姻。何其芳则以一种静观、怨而不怒的态度,将白描的手法和温柔的抒情方式相结合,写美好回忆中的封建婚姻。与前两位作家的含蓄节制不同,萧乾的《雨夕》对封建婚姻的弊端痛心疾首地直接暴露,是对现实主义手法的运用。
如果将封建婚姻喻为一潭死水,沈从文将其化为清澈明丽的活水,而何其芳从死水里寻出美丽,萧乾则直指死水,让天下人发现和声讨,以求改变。
注释:
[1][2][3]何其芳:《何其芳全集》第1卷,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16页,第119,第115页。
[4]沈从文:《〈从文小说习作选〉代序》,《沈从文文集》(第11卷),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16页。[5]萧乾:《〈人生采访〉前记》,《萧乾选集》(第4卷),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55页。
参考文献:
[1]沈从文.沈从文小说选集[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2]何其芳.何其芳全集・第一卷[M].石家庄:河北文学出版社,2000.
[3]萧乾.萧乾全集・第一卷[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5.[4]沈从文.沈从文文集・第十一卷[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0.
[5]萧乾.萧乾选集・第四卷[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吴晓玲 福州 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 350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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