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荒诞派”刘震云
作者：锦鑫
来源：《齐鲁周刊》2017年第46期
        繼2012年的《我不是潘金莲》后，近日，作家刘震云推出了新作《吃瓜时代的儿女们》，并在首发式上表示，这是他迄今为止最幽默的一部作品。
        对他而言，有力量的幽默是小说里描述的事件本身，以及由一个荒诞事件带出来的更深层次的荒诞。“不是我幽默，是生活本身太荒唐了。但最荒诞、最值得警惕的是，你荒诞，我也荒誕，大家共同把荒诞过成了日子，把荒诞变成了正常。”
        “以幽默表现悲凉、讽刺现实”
        去年，刘震云的小说《我不是潘金莲》被冯小刚导演搬上了大荧幕，这是他第四次与冯小刚合作，在此之前还有《一地鸡毛》《手机》《一九四二》。影评人喜欢评价冯小刚的喜剧是“以幽默表现悲凉、讽刺现实”。其实，这也正是刘震云小说的特点。
        《我不是潘金莲》中，主人公李雪莲为了生二胎，和丈夫假离婚，结果假离婚变成了真离
婚，李雪莲不甘心，为了证明离婚是假的，二十多年来她一次次打官司，一开始她苦苦哀求所有官员帮她的忙，到后来竟变成所有官员求着李雪莲帮忙。
        其实，现实的荒诞在新作《吃瓜时代的儿女们》中屡次出现。作品中，四个素不相识的人，不在一个县、不在一个市、也不在一个省，甚至还处于不同的社会阶层，但他们之间却发生了极为可笑且生死攸关的联系。本来八竿子打不着的事，最后穿越了大半个中国给打着了。
        不同的是，《我不是潘金莲》写的是一个主人公的故事，且其中的人物关系清晰可见。而《吃瓜时代的儿女们》写的是四个主人公的故事，人物关系空白，但也正是因为这种空白，能够填进去的谎言和荒诞的东西就越多。
        除此之外，这部作品的荒诞也升级了——出现了比荒诞更荒诞的事，即人们开始感谢荒诞。
        书中有个故事：市环保局局长马忠诚路过洗脚屋，被拉客的人引进去，结果联防大队突袭检查，把马忠诚抓到了公安局，马忠诚花钱处理了这事。后来他发现自己被骗了，拉客的人、洗脚屋小与联防队队长勾结，说是扫黄，其实是为了搞创收、赚钱。
        他心想这事太荒唐了，但一转念他又感谢荒唐，用钱摆平多简单，他不用名誉扫地，被撤职，大家的生活都可以恢复正常。
        北大中文系教授陈晓明曾评价刘震云“揭示了日常琐事中令人震惊的事实。”
        问他为何如此热衷于揭露荒诞。
        他的回答很平静：“生活就是不断出现荒诞啊，但是每次荒诞的花样都不一样，所以我对荒诞一直很感兴趣。但一个作家写作，如果下一部作品只是上一部作品的滑行，像是在玻璃上的滑行，内容不同，思考相同，那么这样的写作是非常危险的。跟别人不同容易，跟自己不同就难多了，作家需要不断地挑战、突破自己。”
        三十七年前，他在北大的刊物上发表了短篇小说《瓜地一夜》，这算是他发表的第一部作品，如今，年近花甲的他又和“瓜”扯上关系，写下一部《吃瓜时代的儿女们》。
        从瓜地到吃瓜时代，身处的环境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有些东西始终如故，永远不会被时间打败。
        用最简约的方式表达最复杂的事物
        《吃瓜时代的儿女们》最精彩的地方在于作者如何将这些毫不相关的人物串联起来，让事件与事件之间隐形的联系清晰地呈现在人们面前。
        这样的小说十分考验作者的逻辑与推理能力，以及对细节的重视和把控。写这样的小说，不能天马行空地想象，而需要像解题一样，把算式从头到尾算下来，每一步都谨慎严密，不能出错，否则整部小说会直接坍塌。
        对于理科不好的作家来说，这或许是个难题，刘震云却处理得得心应手。
        他说：“文学不只是写实与讲故事，揭露黑暗和展现光明是新闻应该承担的，文学是讲故事背后一层层的联系，它需要触及人性以及灵魂。”
        “作家的责任，就是从别人说不清楚的地方开始把它说清楚。而有些人说不清楚，就是因为他数学不好。”
        刘震云的数学一直很好。在成为作家之前，他的理想是当个数学家。
        早年当兵时，在戈壁滩上，天气冷，风沙大，没有什么娱乐项目，只能一头扎进书里。
他读得最多的就是数学书，夜晚一个人在煤油灯下研究代数、方程、函数，自学大学数学的课程。
        1978年，高考恢复的第二年，20岁的刘震云参加了考试，和他一同进入考场的多是在社会上颠沛流离好多年的人，发怵的恰是数学，基本上都考个位数，而刘震云数学考了89分，一下子就拉开了80分的差距，并因此成为当年河南省的文科状元，随后进入北京大学中文系学习，自此踏上了文学之路。
        他的文学创作是从1982年毕业之后开始的。
        1987年后刘震云连续在《人民文学》发表了《塔铺》《新兵连》《头人》《单位》《官场》《一地鸡毛》《官人》《温故一九四二》等描写城市社会的“单位系列”和干部生活的“官场系列”的作品。
        刘震云的官场小说，开了很多先河，但和现在比较流行的诸如《沧浪之水》《人民的名义》《侯卫东官场笔记》等一味揭露腐败不一样，刘震云的官场小说有着很生活化的描写，显得更加真实。
        他的语言有自己的风格，最大的特点是简洁，极少出现形容词，熟悉他文字的读者说“闭着眼睛听也能知道是刘震云的作品”。然而，这种简洁并不等同于简陋，而是用最简约的方式去表达最复杂的事物。
        这样的文字特点与他对数学的兴趣和擅长不无关系。
        “数学要求精确，这对写作还是非常有好处的，它让人不容易写出来那种特别大而无当的东西，里边好多形容词，这形容词对数学都没用。”
        生活中，刘震云也是一个寡言干脆、讨厌啰嗦的人。
        今年年初，在《朗读者》节目上，他说，自己平时和女儿通话不会超过两分钟，他特别喜欢跟两分钟内能搞定事情的人打交道。
        前几年，刘震云的妻子郭建梅接受采访时亦提到，刘震云年轻时在《农民日报》工作，同事对他的评价就是没见过他说话，身边的一些朋友也觉得他和哑巴似的，特蔫儿。
        其實刘震云的文字特点、说话风格、做事方式背后都有一个共同的逻辑，即不把精力放
在没有用的事上——形容词没用，不写；废话没用，不说；不会的事绞尽脑汁也做不出來，那就放弃，然后把自己会做的、喜欢做的事情做到极致。
        “真正创作的过程是在马路上、公园里、菜市场、黄河边”
        刘震云不是一个高产的作家，这次新作距离上一部作品隔了整整五年的时间。
        他总是评价自己说话慢、脑子慢，也因为“慢”，他选择了写作之路。“因为写作允许慢，好作品都不是速成的。”
        刘震云有个姓刘的舅舅。这个舅舅是个木匠，一辈子都在做桌子、柜子、凳子这样的物件。
        木匠的木雕做的精巧细致，别人两个时辰做成一个柜子，他要用五个时辰。做着做着，周围的木匠就越来越少，他成了方圆几十里唯一的木匠。在常人眼里，杨树就是杨树，柳树就是柳树，在木匠眼里，他们就是桌子、凳子、柜子、椅子。
        这位舅舅告诉刘震云：我做木工，并不是为了别人说好，那样的话，做不好的，我做的
好是因为我喜欢，我看到好的杉木、松木、红木、杉木就想，这个打桌子，这个打柜多么得好。
        2011年刘震云的《一句顶一万句》获得了我国文学界最高奖项：茅盾文学奖。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刘震云提到了这位舅舅，他说自己还未必达到舅舅的这种状态，但是他非常向往这种状态。
        从青年时代创作《塔铺》《一地鸡毛》等中短篇，到中年开始创作《一句顶一万句》《我不是潘金莲》等长篇小说，刘震云在写作这条路上，越走越深，越写越能体会出写作的滋味，于是一辈子就干了这一件事，专注地把会做的事做到极致。
        除了写作外，跑步和在街上转悠是他最大的爱好，他的构思也是在这两项活动中完成的。
        从14岁当兵开始，他就养成了晨跑的习惯，每天跑两小时、十公里，无论刮风下雨，雷打不动，几乎跑遍了世界的主要河流。
        跑步时，他兜里会揣一张小纸条和笔，想到什么就记下来。“跑步会让人产生一种浑身
特别舒畅的感觉，而且人在运动的时候，脑子特别活跃。我有许多好的想法，都是在跑步中形成的。”
        没事的时候，他还喜欢在路上闲逛，观察来来往往的路人。他并非刻意为之，积攒写作素材，而这对他而言就是一种爱好，能够滋养他和生活的关系。
        “街上走来走去的每个人都会让你感觉不一样，走路的步子不一样，高矮胖瘦不一样，他们的心情也不一样，有人愁眉苦脸的，有人兴高采烈的，有人刚刚愁眉苦脸突然自己又笑了一下，我觉得这些微妙的东西特别有意思。”
        从小跟着他满街转的女儿刘雨霖也说：“父亲真正创作的过程是在马路上、公园里、菜市场、黄河边，是他一个人在街上背手散步，或是在马路边个椅子坐下默默观察的时候，他坐在电脑屏幕前打字，只是把眼里攒到心里的细节落到文字。冯小刚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