项英夫人张亮之谜
作者：蔡长雁
来源：《党史纵览》2014年第07期
        我们在编写项英年谱时，曾多方查与项英夫人张亮有关的材料，但由于史料稀少，她似乎始终蒙着一层面纱……
        曲折爱情
        张亮的第一个丈夫是王一飞。王一飞（1898-1928），浙江上虞人，早年入陈独秀创办的上海外国语学社学习俄语，1920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次年被派往苏联，在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1924年上半年，转入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1925年春夏之交，王一飞回国，先在上海执委担任领导工作，后组建中共中央军事部。1927年10月，由中共中央派赴湖南长沙，改组中共湖南省委，并任省委书记，1928年1月组织了湖南，失败后不久被捕，旋遭杀害。
        王一飞从苏联回到国内就追求到了张亮。彭述之的夫人陈碧兰（夫妇俩均为托派骨干）在
回忆中提到过这段往事：“当1925年秋，我因河南当局特别注意，不能在那里活动，于是党中央便调我回上海工作。”“我在旅馆里住了几天，便搬到区委（江苏、浙江、安徽三省联合省委）书记王一飞的家里。那是两间小型的前后楼房，他和他的新婚妻子张良（应为张亮，下文同）住在前房，我便住在后面。当晚餐时，他用带笑的神情对我说：‘因为我需要一个异性，所以就很快地和这位女工同志同居了，由于没有时间搞恋爱，因而就采取速战速决的战略来解决异性的需要。’接着我也以同样幽默的口吻回答他说：‘你很爽气，这才是无产阶级化呀！’大家说说笑笑，便结束了这一话题，但结果终因张亮与王一飞的性格和生活态度不协调，两人同居不久便离异了。”陈碧兰在注释中说：“张良离开王一飞后，被党派到莫斯科学习，于1927年回来。往后成为中央苏维埃副主席项英的妻子。”“1935年5月7日她同周月林（时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国家医院院长）陪同瞿秋白、邓子恢、何叔衡化装经福建回上海，被国民党逮捕，邓子恢脱逃，何叔衡当场击毙，张良供出瞿秋白的真名，结果瞿于当年6月2日在龙岩（被）决，张良跟从了一个国民党的军人。”
        早年参加革命后转为托派的郑超麟对王一飞、张亮的回忆也是有血有肉，他在回顾了当时党内的自由恋爱现象后，说：“在国内，那几年除了一个例外，我未见男同志抛弃在莫斯科的女同志的。这个例外就是王一飞。王一飞初回国时是饿不择食，很快就到一个爱人，名
叫张亮，但也不久，就发现两人性格不合，不能再维持下去了。他于是把张亮送去莫斯科读书，自己很快到性格相合的爱人。此次轮到张亮在莫斯科跳脚，痛骂王一飞了。张亮回国，成了有力的女干部。红军长征时，她留后方。以后，她同瞿秋白一伙人由旧苏区潜回上海，不幸在福建途中全体被捕，供出瞿秋白的真实姓名。我在国民党监狱中看到报纸刊物，有人说她是梁柏台夫人，有人说她是项英夫人，不知孰是。”
        从他们的回忆看，张亮当时是一个革命女工，很可能已经是共产党员了。据《中共上海区委会议记录》记载，1925年“9月17日中央局会议决议：尹宽（当时的区委书记）病，允请假静养，区委书记职责兼宣传部暂指派王一飞担任”。“12月19日，上海区委发出第26号通告：中央局派罗觉（罗亦农）为上海区委书记”。显然，王一飞担任上海区委领导是在1925年的9月至12月期间，估计在11月之前，张亮就远赴莫斯科了。张亮在莫斯科学习2年，于1927年回国，这是陈碧兰回忆的时间，大体可信，因为当时一般学习只有2-3年时间。回国后，张亮的党组织关系编在中央直属机关，所以张亮也应当在中央机关工作，或者是由中央机关派出去做工人运动。当时在中央机关管理文件的张纪恩回忆说：1928年7月，党的六大召开后，在上海逐步建立中共中央机关。年底，中共中央开始建立直属支部（简称“直支”，代名“植枝”），并组成“直支”干事会，开始时由邓颖超任书记，蔡祯（张采真）、恽代英、张
国虚、吴季岩（俨）任干事。干事原为4人，后又增加3人，共7人。由于工作需要，干事人选常有变动。干事会下有分支部，分支部下为小组。“在成都路池滨桥小菜场附近一幢石库门房子朝东前楼某同志家里开过一次支分部会，参加者有张亮、张纪恩等五六人，邓颖超也参加了会议”。
        张亮的后一任丈夫是项英。项英是中共公认的工人运动领袖，1928年初就成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六大上又被选为常委，是中共核心领导之一。当时，项英就住在上海，他与同在中央机关的张亮相识相爱是完全正常的。可惜，我们没发现这方面的史料。1930年底，中共中央派项英赴中央苏区。此时，张亮因有孕在身不能随行。等女儿项苏云几个月大时，她就把女儿托付给了徐明清（当时是上海晨更工学团主任），自己离开上海去了苏区。1932年2月，张亮与刘晓、陈琮英（任弼时的夫人）、罗明（福建临时省委书记）等人，在日本军队进攻上海的炮声中，乘坐外国轮船离开上海前往中央苏区。张亮到苏区后，一直在项英身边，两人又育有一子，小名阿狗，后不知所终。早年参加革命后叛变投敌的龚楚在回忆录里曾说到此时的张亮：“项英是个心地坦白、平易近人的人物，他无权位思想，上下级同志均能融洽相处，在苏区内很多同志都喜欢和他接近，我就是其中之一，因他有太太在身边，我每到瑞金，都到他家里聊天、食饭，他和太太都很喜客，故无寂寞之感。”
        1935年2月4日是春节，项英夫妇接受房东的邀请，一起吃米糕共度春节，张亮还送了蚊帐和一些衣服给房东。这是张亮与项英共度的最后一个春节了，他们的幸福日子已经所剩无几。由于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最后坚守苏区的项英，不得不决定分散突围。张亮此时又有孕在身，项英只好下狠心让张亮和瞿秋白（36岁，已因肺病吐血15年）、何叔衡（61岁）、周月林一道向白区转移。先去福建，然后从香港转往上海。张亮一行在突围中不幸被捕，但暂时没有暴露身份。当时捕获她们的国民党军认为女人没有什么用，关押还要浪费饭钱，就把周月林和张亮都拿来卖钱。上杭县城一家糖果店老板，名叫林鸿昌（又名林晴光）的，没有孩子，相中了张亮，就将其保释出去，讲好张亮生下腹中的孩子归他所有。可由于叛徒出卖，瞿秋白身份暴露，已保释的张亮、周月林又被再次收羁，并被判刑。在狱中，张亮生下儿子项学诚。
        抗战开始，国共再度合作，张亮得以出狱。长期的狱中磨难和山水远隔并未耗损她的爱情，所以一出狱她就奔向那个思念了3年的人。1938年春，她带着儿子项学诚辗转来到南昌，在南昌中共中央东南分局驻地与她朝思暮想的丈夫见面。他们在一间房子里谈话，儿子交由警卫员李德和带着在门外玩。项英和张亮大约谈了个把钟头，由于项英已知道张亮1935年春突围时在福建被国民党军俘去，而且俘去后的情况当时无法查清，故没有把她留下，而
是给她一些钱让她走了。谈话后，项英到东南分局副书记曾山处去了一下，然后返回军部驻地，此后再没有与张亮见过面。1938年4月，张亮将项学诚送到了延安，从此后即杳无音信。
        忠贞革命
        从张亮大女儿出生的时间推断，张亮与项英结婚当在1930年或此前。那时的上海严重，共产党员接二连三地被捕杀，张亮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与在上海从事工人运动的共产党领导人项英相爱并组成家庭的。可惜没有史料能反映当时张亮的情况。
        张亮到中央苏区后，具体做什么工作，我们也是不得而知。关于张亮在中央苏区的工作，笔者目前只到了两份材料，有的还是转过几次手的，可信度大打折扣，但也没有其他办法，姑且立此存照吧。有本文学彩很浓的书，叫做《红军留下的女人们》，其中有一段专门讲了张亮。书中说道：兴国县长冈乡泗望村籍老红军战士刘恋（原名刘在雄），现年90岁。1931年5月，他16岁时给项英当“公差兵”，1932年4欧阳靖老婆月到福建汀州无线电学校学习，毕业后调到中央三局（通讯联络局）工作。后与项英一块留下打游击，抗日战争时期在新四军军部任电台队队长。刘恋与项英及其夫人张亮在一起工作，在长期接触中，张亮在刘恋脑海中
留有深刻印象。他介绍：张亮身材适中、略胖，与项英一块去过苏联（项英与张亮并不是一块去苏联的，张亮是1927年以前去的，项英是1928年去参加六大的。引者注），有文化，操一口四川口音，不善言辞。她是1931年来到中央苏区的（应是1932年，引者注）。期间，张亮任红军总司令部的副指导员，康克清任指导员，总司令部下设6个局，指导员主要负责俱乐部工作，开展文化、体育活动，也做战士的思想工作。业余时间，张亮经常弹风琴，那时，总司令部只有一架风琴，别处也没有见过这种会唱歌的木箱，大家都觉得很新鲜，很洋气。人们对张亮也就投以另一种眼光。张亮还有几个特点：她有一双缠过后中途放了脚的小脚，比标准的小脚大一些，当时叫“解放脚”；另外，张亮还会吸烟，女同志吸烟在当地人眼中也是个稀罕事，她吸的是那种铜制的水烟筒，用纸媒点燃，吸起来“呼噜呼噜”直响。张亮虽任副指导员，又是副主席项英的夫人，但生活仍十分艰苦，她吸烟连烟草也没有，常常是捡些豆叶掺着烟骨子吸。龚楚在回忆录中也记录了一件与张亮有关的事：1933年5月下旬在瑞金中央政府内召开了一次党、政、军高级干部会议，讨论土地政策和农民政策。龚楚提出我们的农民政策，应修正为“反对地主，消灭地主阶级剥削制度”，“中立富农，以稳定农村生产”，“以中农、贫农、雇农为基础，充实与巩固人民阵线”。这个意见，得到许多同志的赞成。但不合国际路线，被否决了。会后，龚楚到项英家里，跟他和张亮3人共进
晚餐。项英很沉重地说：“龚楚同志，你今天的见解虽然有充分理由，但太过激了。”说到这时，中共的高级干部贺昌也来了，他急忙问道：“老项！你同意他们的政策吗？你看事情还有什么发展？”项英笑道：“我看事情不会那么简单，龚同志要当心一点！”张亮虽然是个旧式女子，但社会经验非常丰富，她劝龚楚道：“龚同志你这么心直口快，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本来是很好的，但以后还是含蓄一点好。”龚楚听了很受感动。不管怎么设想，张亮在苏区总是要照顾项英生活的，这个工作也非常重要，在领导中央苏区革命时，项英很玩命，往往整夜不睡觉，四年下来身体不垮，张亮自有其功。
        1935年2月，敌人已将中央苏区包围压缩在狭小区域里，形势已十分恶劣。项英不得不决定将苏区中央分局与中央政府办事处的机关人员分派到各地各部队去，进行分路突围，并决定让病得厉害的瞿秋白、年老体弱的何叔衡、中央苏区妇女部长周月林和怀孕在身的张亮等4人撤离中央苏区，经福建、广东去香港或上海，及时就医和做秘密工作。邓子恢到福建永定、龙岩一带领导游击战争，与他们同时出发。
        2月17日，张亮一行人在武装护卫摸了敌人的岗哨后进到了武阳山。在山上，瞿秋白和周月林谈了这次突围转移的计划和打算。他说：“我们不管是到了香港，还是到了上海，都要
尽快设法到党组织。”周月林对瞿秋白说：“你是病人，得抓紧时间治病。”瞿秋白又关照说：“我当真住了院，你不要把我的住址告诉张亮，连你的住址也不要叫她知道。她口快容易露嘴。”周月林说：“张亮讲过，她要跟着我的。”瞿秋白说：“我们在到党组织之后，把她交给党组织。请组织来安排她。”当晚他们下山，向福建长汀转移。在武阳附近的下州坝过绵汇河。过河时，4副担架一起浸湿了。过河以后，就在黄田的袁屋祠堂烧了一堆火，烤衣服，做饭吃。吃完饭已经天亮了。他们一行继续往白竹寨走，在老虎炼碰到了武阳游击队。这时，刚巧敌人也到了这里，武阳游击队立即与敌人接火，听到声，大家加快步伐前进。在武阳游击队的掩护下，他们安全到达白竹寨。19日，他们到达福建长汀县四都区小金村。在这里作短暂休息后，由福建省政治保卫局特务队护送。21日，到达福建省委所在地琉璃乡汤坑之汤屋，与省委书记万永诚见面并商讨突围计划。26日，经坪埔、山田、陈屋、梅迳到达灌田水口近处的露潭。晌午，在渡汀江时，被驻水口敌保安团钟绍葵部发现，在牛庄岭山上被敌包围。突围时，邓子恢脱险，何叔衡牺牲。
        瞿秋白与周月林、张亮等3人藏在塘边草丛中，为搜索敌军发现，被俘。6月18日，瞿秋白在长汀遇害。周月林在回忆他们过汀江时说：护送他们的部队装出押送犯人的样子，一部分战士在前面开路，一部分战士押后，他们5人在中间，每人戴着假面罩，身边还有两个
战士“押”着。到达敌人占领的水口村附近时，因唯一的一座桥驻有保安十四团1个营，无法通过。他们便决定在半夜时从桥的下游偷渡。护送队临时扎了副担架，准备抬瞿秋白、何老过河。半夜过后，到达河边，有几个战士已在河里，邓子恢也下河了。周月林看水不太深，就对张亮说，我们快过河吧。张亮不肯，她要等担架。周月林想，她怀孕在身，而2月的河水还很冷，便没有勉强。最后，担架又扛回去，把张亮抬过来。这样来回三趟，就耽误了一些时间。当到达一个小村时，天已拂晓，大家准备吃了早饭再走。刚刚休息一会儿，饭还没有吃，突然传来声——这是村口哨兵发现敌人来了的讯号。护送队一面掩护，一面催促他们赶紧转移到村南的大山上。随后，战士也撤上了山。但是，敌人尾追不放，他们跑散了。周月林回头来他们，先到瞿秋白，向前走时又看到了张亮。她也掉了队，正坐在那里干着急。他们3人一起走着。后来到了一间没有顶的破屋前面，瞿秋白实在走不动了，要到这个破屋子里休息一下。张亮也说要进去休息。于是，周月林把他们送进屋里，又叮嘱他们，在里面不要说话，自己出来到草丛中隐蔽起来。过了一会儿，张亮出来了。后来瞿秋白也来了。他靠近一棵小树坐了下来，万万没有想到，他的身子碰着了树身，树枝摇动，被山上敌人发觉。只见敌人向我们这儿搜索过来，还说：没有风，别的树都没有动，为什么那棵会动，可能有人。敌人来到草丛前，一时不敢进来，对着草丛喊叫：里面有人没有？3人都不作声，敌人又一连喊了3次，然后向草丛中搜来，就这样3个人被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