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的一些国际电影节上，几位马来西亚华裔导演的作品获得了提名甚至拿了大奖，马来西亚电影导演、学者、影评人哈桑·阿布德·穆撒理（Hassan Abd. Muthalib）在2018年3月于槟城举办的“创意行业艺术论坛”上，对这些作品给予了高度肯定。他认为，最近几年本地中文电影作品的品质明显高于其他本地语种电影。不过，这些在电影节、评论界得到认可的作品，于马来西亚电影院线市场中并不受到观众的待见。马来语电影依然是捍卫并稳定本地电影票房收入的主力，其中动作类型片更是引发趋之若鹜观影风潮的市场宠儿，
这股风潮延续到2018年尚未休止。在好莱坞动作片制造无限视觉飨宴与奇观叙事的当下，本地影人亦可拍摄出类似题材的影片，成为了观众支持这些电影的源动力，这正是马来西亚观众在采访时表达的心态。2017年马来西亚电影作品总产量比去年没有显著增长，总票房收入大不及2016年;2018年的年度票房收入较往年增长了1倍，产量则小幅下降，马来西亚电影产业的挣扎也尚未休止。
一、2017至2018年马来西亚电影业困境
10年来，本地电影制作投入成本从2007年约4522万马币增加到2017年的9151万马币（见表1），上升了107%，这中间经历了创作投入的起起伏伏，其中最为显眼的就是2011年全年所有本地电影成本总投入达1亿8千多万马币，为历史最高值。2017年的电影创作总投入虽比前一年多11倍，但仅是历史最高值的约1/20，离本地电影看似发力的状态愈行愈远。回溯到2011年，不少本地电影人希望由此开始打造本地特的电影产业，但时间行走的这七八年间，振奋电影创作的元气没有沉得住，尤其是最近两三年的电影创作被质疑、冷漠的声波所充斥。
在低迷的市场中，2017年上映的三部动作电影是最受青睐的“本地制作”——《大哥法迪
勒2》（Abang Long Fadil 2）、《丛林守护者》（Tombiruo： Penunggu Rimba）与《J变革》（J Revolusi）。《大哥法迪勒2》的票房收入刷新了大马电影票房纪录，成为马来西亚电影放映周期最长的电影之一。该片票房的成功催生了同系列第三部的拍摄，在第二十九届马来西亚电影节（Malaysia Film Festival）上，导演撒齐·尤索夫（Syafiq Yusof）获得了最佳票房奖。但是，据Satr 2报道，该片曾遭遇影院偷拍流传，在报案后影片便从网络上删除①。10月2日，该片发行公司Astro Shaw电影集团对外正式宣布，《大哥法迪勒2》不仅超越了撒齐·尤索夫哥哥执导的《伪信者》（Munafik）的票房，还超越了之前的蝉联两年票房冠军作品《进化警察》（Polis Evo）。
2017年票房收入最好的三部本地电影都是马来语片，并且都是清一的动作类型片。动作电影看似通过暴力行为表述“男子气概的必胜信念”（hypermasculine triumphalism）②与种种救赎，犯罪悬疑、无稽冒险、道德审判与社会劝戒赋予了人物与剧情更多的层次，这三部畅销的马来语动作电影善于将“游戏”的审美态度，弱化了绝对的邪恶。以《大哥法迪勒2》为例，影片延用了该系列第一部的主演兹詹·拉扎克（Zizan Razak），他的表演赋予了小人物在荒谬情境下英雄逆转的说服力。目前，由兹詹出演的电影都有着不错的票房收益，如2011年作品《吉隆坡黑帮》（KL Gangster）、2014年电影《大哥法迪勒》（Abang Long
Fadil）、2016年《进化警察》（Polis Evo）。因为《进化警察》的高票房也让电影公司决定在2018年推出《进化警察2》。兹詹在出演的这几部动作犯罪类型片時，不经意间都会显露他“喜剧的根底”（comedic roots）③的表演优势，张弛有度。票房榜第二的电影《丛林守护者》是根据本地作家南利·阿旺·莫歇德（Ramlee Awang Murshid）的同名小说改编，人物设置与造型同“人猿泰山”（Tarzan of the Apes）有几分神似，健硕的男性，生活在原始丛林的树端，处在原始文明与现代化扩张的边缘，真相渐渐显露的同时，纠缠着对原始暴力与人性真谛的质疑。电影集结了马来西亚众多优秀的演员，包括2016年马来西亚电影节最佳女演员娜比拉·胡达（Nabila Huda）、2014年马来西亚电影节最佳新演员奖获得者祖·阿瑞芬（Zul Ariffin）。“包括小角演员在内的演员阵容，于片中精湛的演出，真正有效地提升了作品的整体水准”④。祖·阿瑞芬在另一部高票房电影《J变革》中也有精彩表演，饰演一位突击队长。《J变革》是一部典型的将好莱坞动作警匪片本地化拍摄的作品，整个主创团队都在力争把这类好莱坞片的类型编码用进马来西亚语境之中，提供给本地观众对这一类型片本地化的猎奇欲，炫酷打斗、汽车追逐、战等视觉奇观的场景设置在吉隆坡双峰塔等地标性环境当中。
2017年里，没有“新鲜”的成功创作案例，《大哥法迪勒2》远远超越了该系列第一部的
票房，创造了1800多万的本地票房新神话，在第一部的口碑基础上，一如既往地将本地黑帮题材发扬光大，摆脱了第一部中功架式的打斗，在动作犯罪类型的框架内，善用本地知名演员的专长型表演。《J变革》在票房上取得的成功，进一步巩固了制片方投拍续集的计划，《J变革2》预计于2019年在马上映。SKOP电影公司与Astro Shaw电影公司在过去的几年间，分别推出了不少颇受院线认可的电影作品，票房收入前十的作品排序中（见表2），均占有相对较多的席位，两家公司联合制作的《大哥法迪勒2》成为2017年最抢眼的作品之一，亦是强强联手力保马来西亚电影品质之举。2015年至2018年，动作类型电影依然霸占了主流院线，与这两家电影公司的创作重心有着直接的关系。
2017年有13部动作类型片，占全年产量的22%;2018年上映了10部动作片，占全年产量的20%。在电影制作人与电影观众的反复博弈与磨合中，商业电影类型的创作趋于常态，这些作品虽然对生活的真实有种种匪夷所思的偏离、变形，甚至模仿西方社会形态，但在深层次的精神结构上，始终以观众的特定需求保持着亲密的关系。很明显，马来西亚的商业类型片通过重复性的生产提供相似的审美对象，才保证需求可以一而再，再而三地得到满足。
2017年的中文电影市场可谓几分欢喜几分愁。2016年仅6部进入院线，2017年有15部
中文电影上映，产量有了明显增加（见表3）。其中，有四部电影在春节贺岁档上映，分别是《今年不回家》《新年圆》《全家私房钱》与《我係李+x》。小华导演的《今年不回家》是唯一一部票房过百万的作品，该片讲述了家乡的老人家到城市和无法回家乡过年的子女们过年。故事围绕市民阶层的思维特征，选择性格化的平民代表为代言人，由贺岁片常见的几位本地艺人（如林德荣等）出演，在主题的开掘上渗透着人性与人情。2017年有几部中文电影在华文媒体的曝光频繁，如《海墘新路》《分贝人生》《我来自纽约2：当我们在一起》等。苏忠兴执导的《海墘新路》是马来西亚第一部以槟城福建话为媒介语的电影。这部半传记片的剧本是根据苏导演的家族历史和他跟母亲间疏远的关系而写。其实，在2017年该电影问世之前，苏导以“海墘新路”为名的舞台剧，于2014年在马来西亚联合国世界遗产城市庆典便开演过。2016年，张爵西执导的《我来自纽约》是仅次于《辉煌年代》票房的中文电影，约600万马币票房收入，《我来自纽约2：当我们在一起》是2017年最卖座的本地中文电影，收获了约415万马币。从总票房收入的数据来看，2017年的中文电影总票房收入约1012万马币，远不及2016年2068万的票房收入。2016年的《辉煌年代》（Ola Bola）这一部电影的票房收入就达到了1666约万马币，因此，在乏院线青睐的中文电影的年份里，票房也就略显凄凉了。
本地制作的泰米尔语电影向来备受市场的煎熬与考验，唯《农场》（The Farm： En. Veettu Thottathil）的票房相对较高，约18万马币。该片受“小红帽”（Red Riding Hood）故事启发，被抹上黑暗系的叙事。在马上映前，该片参加海外（如美国洛杉矶、墨西哥等）电影节的展映单元，在北爱尔兰举办的的黄热印度电影节（Yellow Fever Indie Film Festival）获得了最佳电影金奖。2017年9月28日在新加坡与马来西亚同步上映，收到了评论界不错的反响。总体来看，2017年泰米尔语电影的产量较去年增加了4部，共计泰国演员bee6部，但是本地泰米尔语电影票房收入垫底的情况依然存在，剧情片《园艺》（Thottam）仅拿到4089马币的票房⑤。本地泰米尔语电影的市场容量相对较小，主流院线（如金屏影院Golden Screen Cinemas、丹金村影院TGV Cinemas）因缺乏一定规模的观影人数，在排片方面就会出现相对较少放映场次的情况。
二、缺乏创新导致电影创作风险突出
马来西亚电影发展局的列出了2017年电影产业十大功绩（见表4），其中有六点是针对提高产业自主性，分别从市场、投资、机构化转型、许可证颁发、人才发展的角度，展现了2017年马来西亚电影产业取得的成果。多年前，马来西亚的一些地区便着力打造
其独特的电影拍摄地，2015年的美国动作悬疑片《骇客交锋》（Blackhat）在吉隆坡与霹雳州均有取景，2011年的中国电影《夏日乐悠悠》在丁加奴州的浪中岛主要拍摄。马来西亚电影发展局与本地大型电影发行公司都设有青年电影人才的培养项目，如Astro媒体集团设有奖学金支持优秀影视人才去往海外深造求学。准讲述自己故事的姿态，准确借助战略伙伴的依托，让一些电影人在2017年有了国际奖项的加持，因此，收集、分析并纪录马来西亚电影在世界舞台上的成功案例，在这一年也跃上了功绩榜。
电影业不仅仅是一个独特的行业，它通常是高风险、不确定，甚至有点没章法。电影制作从本质上来说就是“冒险”，现实情况与人们普遍认为电影总会赚钱的观点会有所差异。捷报林作为一个电影门外汉投资演出2015年推出贺岁中文电影《一路有僵尸》（Zombies vs. The Lucky Exorcist）后，2018年又推出贺岁喜剧《来自星星的傻孩子》（Amazing Titanman），兩部作品票房惨淡，逼着这位“富商”导演宣布“结束多年以来追求电影的梦想”[1]。每一部电影都是一个独特的商品，它设计一套不同的环境、协议与参与者，而每一个电影商品都有独特的品质，尽管可以预测电影产业总的趋势，但总会出现例外的情况。《来自星星的傻孩子》的高投入与低票房形成的落差，似乎是不可预见的，但其实，恰是市场在专业与不专业这二者中取舍的必然结果。“电影业的发展与一般经济循环是密不可分的”[
2]，电影发展局供给一些本地电影拍摄资金，但不少电影依然依靠商业资本的助力，《一路有僵尸》与《来自星星的傻孩子》就是典型的且颇具话题性的例子，有学者在《来自星星的傻孩子》获得政府拍摄资金后，痛斥该片，认为是“浪费”纳税人的钱，批评团队内没有所谓的能人，谈不上品质。
在马来西亚电影发展局发布的2017年电影产业十大功绩中，并没有体现出与“创新性”相关的内容。在对反复使用的构思、已经证明成功的故事和电影改编的倚赖中，包含有经济方面的考虑，市场给予不了强有力的补养针剂，那么，创新与风险也就是被划为同一范畴，2017到2018年，本地电影对故事与人物的复制，也被赋予了重要的本地影视文化的意义。《大哥法迪勒2》等以黑社会为叙述背景的作品，还是在“复制”《吉隆坡黑帮》⑥这样的黑帮电影的剧情段落元素、人物设定等。在创新性的这一层面上，经济收益挥动着指挥大旗，保证票房收益是投拍电影的公司与政府机构最为看重的，因此，对“创新”的界定也就仅仅局限在叙事层次当中。《大哥法迪勒2》是在2014年成功案例的基础上，铸打的同类型影片，该片获得市场给予的积极回馈，也让一批同类型作品在这一年普遍得利，如《J变革》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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