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新中国成立60周年。60年来，新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国家由贫穷落后到繁荣昌盛；社会由动荡分裂到和谐；人民生活由缺衣少食到绝大多数衣食无忧，还有不少人家已进入小康；受高等教育的人逐年增多；以人为本、尊重人、关心人的理念逐步深入人心；国际地位空前提高、国外华侨扬眉吐气……这一切，是在党的领导下,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及全国人民几十年艰苦奋斗得来的，也是无数革命先烈流血牺牲换来的。今天，当我们沐浴着祖国幸福的阳光时，我们不应忘却为建造今天幸福生活而献身的无数革命先烈。李大钊、方志敏、瞿秋白……他们为实现自己的崇高理想，为祖国不被帝国主义欺凌，为改变旧中国贫穷落后的面貌，不怕艰难困苦，甚至献出宝贵的生命。
在庆贺新中国60华诞之际，我愈加怀念我的父亲博古（秦邦宪），怀念我的母亲刘先。1946年4月8日，父亲以中共代表身份参加国民参政会宪章审查工作，在从重庆返回延安向党中央汇报请示工作途中，因飞机失事，不幸遇难；母亲14岁当童工，18岁入党，1927年赴苏学习并出席第四届国际劳工大会，会上认识父亲（父亲当时是大会翻译），1930年回国后任女工部部长等职。由于多年的繁忙工作，又参加了艰苦卓绝的二万五千里长征，母亲身体十分虚
弱，于1939年9月赴苏治病，不幸在苏德战争中牺牲。我的父母亲和无数革命先烈一样，在共和国大厦里，有他们铺的一块砖，奠的一块石，付出了一生心血乃至生命。
以身许国 早年投身火热的革命
父亲1907年生,1921—1925年(14岁至18岁)在苏州省立第二工业专科学校学习。苏州工专毕业后，1925年9月被上海大学社会学系录取，瞿秋白与恽代英等老师亲自给他们讲授马列主义理论课。在他们的教育和影响下，不久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当时国共合作，上大党组织决定博古去上海特别市党部，从事国共合作工作。1926年10月，上海市党部选派他赴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
1925年上海发生了五卅惨案，当时父亲才18岁，他是苏州学联负责人。得知这个消息后，他率先在苏州工专举行全校学生声讨大会，并带领20多个学校3000多学生上街游行示威。他当时正患肺病，在登台讲演时，口吐鲜血，周围同学很受感动，劝他休息。他说:“国之将亡，焉顾我身，宁愿生为中华人，死为中华魂。”可见他虽然年轻，但早已以身许国。
同年8月，他出任《无锡评论》编辑部主任。他在《论军事教育——军事教育非有不可，惟须有主义的训练》一文中指出:“主义就是一种思想，一种信仰，一种力量，有了这种信仰为出发点，那么一切活动都为着主义而活动。他信仰的主义时时鞭策他，叫他前去！”那时父亲
以身许国 早年投身火热的革命
父亲1907年生,1921—1925年(14岁至18岁)在苏州省立第二工业专科学校学习。苏州工专毕业后，1925年9月被上海大学社会学系录取，瞿秋白与恽代英等老师亲自给他们讲授马列主义理论课。在他们的教育和影响下，不久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当时国共合作，上大党组织决定博古去上海特别市党部，从事国共合作工作。1926年10月，上海市党部选派他赴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
1925年上海发生了五卅惨案，当时父亲才18岁，他是苏州学联负责人。得知这个消息后，他率先在苏州工专举行全校学生声讨大会，并带领20多个学校3000多学生上街游行示威。他当时正患肺病，在登台讲演时，口吐鲜血，周围同学很受感动，劝他休息。他说:“国之将亡，焉顾我身，宁愿生为中华人，死为中华魂。”可见他虽然年轻，但早已以身许国。
同年8月，他出任《无锡评论》编辑部主任。他在《论军事教育——军事教育非有不可，惟须有主义的训练》一文中指出:“主义就是一种思想，一种信仰，一种力量，有了这种信仰为出发点，那么一切活动都为着主义而活动。他信仰的主义时时鞭策他，叫他前去！”那时父亲
初步确立了自己的理想、信仰，要为自己选择的信仰去奋斗。那就是共产主义！
父亲担任《无锡评论》期刊主编一年多，几乎每期都有他的文章。他以犀利的文笔，口诛笔伐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强烈要求改造社会，解放民众。父亲协助编印的《血泪潮》成为无锡反帝斗争有力的号角。
临危受命 出任党中央领导人
1926年，父亲赴苏学习,1930年回国,1931年4月任团中央书记。
1931年4月,顾顺章、向忠发先后叛变。他们出卖党组织，出卖共产党人，并供出许多高层领导的住址，许多共产党人被捕，党的组织被破坏。国民党还发出密令:抓住周恩来、瞿秋白赏银元两万，抓住王明、张闻天、博古赏一万大洋。周恩来、王明在上海已无法存身。9月的一天，周恩来与王明一起来到博古家，告诉博古:周要去中央苏区担任书记，王要去苏联任共产国际中国代表团团长，要博古主持中央工作。博古当时很吃惊，提出，这样不符合组织手续，周、王回答，已与共产国际远东局商妥，再告共产国际批准即可。父亲服从党的安排，把党的需要放在第一，不考虑个人安危，就是在这样危险情况下挑起了这副沉重的担子，担任中共临时中央总负责人，时年24岁。
遵义会议后，父亲顾全大局，遵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则，服从党的决议，交出大权，此后一
父亲担任《无锡评论》期刊主编一年多，几乎每期都有他的文章。他以犀利的文笔，口诛笔伐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强烈要求改造社会，解放民众。父亲协助编印的《血泪潮》成为无锡反帝斗争有力的号角。
临危受命 出任党中央领导人
1926年，父亲赴苏学习,1930年回国,1931年4月任团中央书记。
1931年4月,顾顺章、向忠发先后叛变。他们出卖党组织，出卖共产党人，并供出许多高层领导的住址，许多共产党人被捕，党的组织被破坏。国民党还发出密令:抓住周恩来、瞿秋白赏银元两万，抓住王明、张闻天、博古赏一万大洋。周恩来、王明在上海已无法存身。9月的一天，周恩来与王明一起来到博古家，告诉博古:周要去中央苏区担任书记，王要去苏联任共产国际中国代表团团长，要博古主持中央工作。博古当时很吃惊，提出，这样不符合组织手续，周、王回答，已与共产国际远东局商妥，再告共产国际批准即可。父亲服从党的安排，把党的需要放在第一，不考虑个人安危，就是在这样危险情况下挑起了这副沉重的担子，担任中共临时中央总负责人，时年24岁。
遵义会议后，父亲顾全大局，遵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则，服从党的决议，交出大权，此后一
直拥护新的中央领导集体的领导，并与张国焘的分裂活动作斗争。当红军强渡大渡河取得胜利后，他在他主编的《前进》报上发表《前进！与四方面军汇合去！》的文章，热情赞扬、高度评价这一胜利。文章说:“太平天国革命领袖之一——石达开曾率领一支部队，企图渡过金沙江与大渡河，在四川建立太平运动的根据地，但这个愿望终于没有实现，石达开及其率领的部队壮烈牺牲在大渡河边。”“而红军在数倍优势敌人的围追堵截下，我们飞越了石达开所不能渡过的大渡河。这是中国军事史上开创纪录的史迹。”从这里可以看出父亲的气度和胸怀，他刚从最高领导岗位上撤下来，没有计较个人荣辱得失，没有消沉，也没有对立情绪，而是以党的利益为重，站在党的立场上来分析问题。
能屈能伸投身党的新闻事业
1941年5月，父亲在延安主持创办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并出任社长，同时任新华社社长、中央出版局局长，还负责中央印刷厂工作。他常对总编余光生和艾思奇他们说:“在我党领导下已经建立了很好的人民政权和人民军队，我们还必须有很好的人民新闻业，我将终身从事于革命的新闻事业。”他把党的新闻事业看得和人民政权和人民军队一样重要。余光生对父亲废寝忘食的工作态度和对新闻事业的突出贡献，给以了高度的赞扬:“为了这个新闻事业，他竟整天劳作，深夜不寐，虽在疾病之时，也倔犟地拒绝休息。”
能屈能伸投身党的新闻事业
1941年5月，父亲在延安主持创办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并出任社长，同时任新华社社长、中央出版局局长，还负责中央印刷厂工作。他常对总编余光生和艾思奇他们说:“在我党领导下已经建立了很好的人民政权和人民军队，我们还必须有很好的人民新闻业，我将终身从事于革命的新闻事业。”他把党的新闻事业看得和人民政权和人民军队一样重要。余光生对父亲废寝忘食的工作态度和对新闻事业的突出贡献，给以了高度的赞扬:“为了这个新闻事业，他竟整天劳作，深夜不寐，虽在疾病之时，也倔犟地拒绝休息。”
的确，父亲全力以赴，带领解放日报和新华社的同志奋发努力，使延安新闻事业有了很大发展。余光生、艾思奇、陈克寒在1946年4月20日的《解放日报》发表《悼念我们的社长和战友博古同志》一文指出:“新华社除文字广播外，还建立了口语广播（延安新华广播电台）、英语广播，在敌后各抗日根据地建立了总分社9个、分社40个，形成以延安为中心的通讯网，这一机构除职业新闻人员外，还有近3万业余通讯员。新华社在宣传党的方针政策、传达中央指示、播放著作、报道根据地人民抗日斗争、向中央提供国内外情况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新华社副社长吴文涛在《忆解放日报》中指出:“《解放日报》从1941年5月16日创刊至1947年3月27日共出版2130期，作为中共中央西北局陕甘宁边区和各解放区人民喉舌，它真实地记录了这个时代风云变幻的历史，报道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过程，全面反映了延安时代革命风貌，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贡献最大、影响深远的革命报纸。”“解放日报在办报过程中还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新闻战士，在新闻史上写下了光辉篇章。”
为了革命无遐顾及母亲和儿女
父亲的革命生涯充分证明，他把理想、信仰、祖国、党、革命事业看得高于一切，重于一切。为了理想、信仰，为了党的事业，父亲全身心投入工作，无暇顾及家庭及子女。我们兄
为了革命无遐顾及母亲和儿女
父亲的革命生涯充分证明，他把理想、信仰、祖国、党、革命事业看得高于一切，重于一切。为了理想、信仰，为了党的事业，父亲全身心投入工作，无暇顾及家庭及子女。我们兄
妹6人之中竟有3人从未见过父亲:从苏联孤儿院回来的小妹吉玛、在奶奶身边长大的大哥秦钢及出生后未满月就丢在穷苦亲戚家的我，都未见过父亲。秦钢、秦铁、新华虽在父亲身边，但父亲工作忙，无暇顾及他们,小时候放在农村奶妈家,到了上学年龄就到学校寄宿，假日才跟父亲在一起吃顿饭。
解放前我们散落在各地，解放后在党组织的帮助下，才从四面八方来到北京,。1950年，当我们兄弟妹在北京第一次见面、团聚时，我们是那样的亲切，又是那样的陌生；我们是那样的高兴，可又是那样的悲凉!因为兄弟姊妹虽然相聚了，但没有了父亲、母亲。我们的脸上既绽开了幸福的笑容，又流下了伤心的泪水。
1946年父亲牺牲时，我们都很小:小弟秦铁6岁，小妹吉玛7岁，二妹新华8岁，大弟秦钢9岁，我13岁，大哥秦钢16岁。我们这些失去父母的孤儿是在党的培养教育下，在继母张越霞关怀下成长的。让我们兄妹自豪和庆幸的是，我们不仅有一位伟大的生母，也有一位伟大的继母。继母张越霞1927年入党，长期从事地下工作，曾两次被捕，在国民党的狱中表现很坚强；解放后曾任北京西城区区委书记、全国供销合作总社物价局局长等职。她1940年与父亲结婚，父亲牺牲时她才35岁。当时延安女同志少，她端庄秀美，完全可以另组家庭，但出于对父亲的感情和对我们兄妹的同情，出于对革命烈士子女的关爱，她毅然牺牲了个人的幸福，
解放前我们散落在各地，解放后在党组织的帮助下，才从四面八方来到北京,。1950年，当我们兄弟妹在北京第一次见面、团聚时，我们是那样的亲切，又是那样的陌生；我们是那样的高兴，可又是那样的悲凉!因为兄弟姊妹虽然相聚了，但没有了父亲、母亲。我们的脸上既绽开了幸福的笑容，又流下了伤心的泪水。
1946年父亲牺牲时，我们都很小:小弟秦铁6岁，小妹吉玛7岁，二妹新华8岁，大弟秦钢9岁，我13岁，大哥秦钢16岁。我们这些失去父母的孤儿是在党的培养教育下，在继母张越霞关怀下成长的。让我们兄妹自豪和庆幸的是，我们不仅有一位伟大的生母，也有一位伟大的继母。继母张越霞1927年入党，长期从事地下工作，曾两次被捕，在国民党的狱中表现很坚强；解放后曾任北京西城区区委书记、全国供销合作总社物价局局长等职。她1940年与父亲结婚，父亲牺牲时她才35岁。当时延安女同志少，她端庄秀美，完全可以另组家庭，但出于对父亲的感情和对我们兄妹的同情，出于对革命烈士子女的关爱，她毅然牺牲了个人的幸福，
关心照顾我们这些孤儿，是一个了不起的母亲。(我们兄弟姊妹六人,只有小弟秦铁是越霞妈妈所生,我们五个孩子是先妈妈所生。)
后来我又从继母和姑妈那里知道,父亲从1932年在上海与我祖母一别去江西至1946年4月8日黑茶山遇难，竟14年未能见我祖母一面。听姑妈说，父亲不到9岁时我祖父就去世了,家庭生活很困难，我祖母不得不变卖一间祖传的老屋来维持生活，父亲兄妹三人与我祖母相依为命。父亲是家里的长子,是我祖母的第一依靠和指望,父亲很孝顺我祖母，体谅我祖母的艰辛。在无锡上学时，父亲尽量为我祖母分担家务，处处为弟妹着想。当时我祖母无力供兄妹三人读书，祖母要姑妈停学把钱省下来让我父亲继续读书，可父亲执意不肯，他体谅我祖母，也关心妹妹的前途，宁肯自己另谋出路也不愿妹妹停学。后经多方努力，父亲上了免费的苏州省立第二工业专科学校。父亲和我祖母分别后，常思念我祖母，但忙于革命工作却14年未能再看一眼老母。祖母日夜思念着我父亲，翘首盼着我父亲能去看望她、接她,可父亲却杳无音信。因担心他的安全，我祖母经常伤心落泪。最近，听一直在祖母身边的堂弟秦训（叔叔的小儿子，在新疆的一个中学当老师，也已退休）说:“祖母把眼晴哭瞎了。直到临终她都未见上儿子一面。”父亲就是这样，把理想信仰、祖国、革命事业看得高于一切。为此，他把对母亲的思念、对儿女的爱埋在心里，而把更博大的爱献给党，献给人民解放的伟大事
后来我又从继母和姑妈那里知道,父亲从1932年在上海与我祖母一别去江西至1946年4月8日黑茶山遇难，竟14年未能见我祖母一面。听姑妈说，父亲不到9岁时我祖父就去世了,家庭生活很困难，我祖母不得不变卖一间祖传的老屋来维持生活，父亲兄妹三人与我祖母相依为命。父亲是家里的长子,是我祖母的第一依靠和指望,父亲很孝顺我祖母，体谅我祖母的艰辛。在无锡上学时，父亲尽量为我祖母分担家务，处处为弟妹着想。当时我祖母无力供兄妹三人读书，祖母要姑妈停学把钱省下来让我父亲继续读书，可父亲执意不肯，他体谅我祖母，也关心妹妹的前途，宁肯自己另谋出路也不愿妹妹停学。后经多方努力，父亲上了免费的苏州省立第二工业专科学校。父亲和我祖母分别后，常思念我祖母，但忙于革命工作却14年未能再看一眼老母。祖母日夜思念着我父亲，翘首盼着我父亲能去看望她、接她,可父亲却杳无音信。因担心他的安全，我祖母经常伤心落泪。最近，听一直在祖母身边的堂弟秦训（叔叔的小儿子，在新疆的一个中学当老师，也已退休）说:“祖母把眼晴哭瞎了。直到临终她都未见上儿子一面。”父亲就是这样，把理想信仰、祖国、革命事业看得高于一切。为此，他把对母亲的思念、对儿女的爱埋在心里，而把更博大的爱献给党，献给人民解放的伟大事
业。
才华横溢一切活动都是为主义
父亲在1925年6月的《病榻琐记》中写到:“一切活动都是为主义（理想）而活动。”他一生辗转南北，担任过多种工作，不论是在笼罩的上海，还是在受到敌人接连“围剿”的江西战场；不论是在艰苦卓绝的长征路上、大江南北、与国民党唇舌剑的谈判桌上，还是在长江局、南方局组建新四军、恢复组建南方13个省市党委和工委、建立健全党的秘密交通网、在延安清凉山艰苦创业办报纸，对待党的工作，不论地位高低、职务大小，不论是担任中共中央党的总负责人，还是担任与国民党谈判的中共代表、南方局组织部长、新华社社长、《解放日报》社社长、中央出版局局长，不管顺利还是困难，也不管遇到多少挫折、受了多少委屈，他总是满腔热忱、尽心尽力地工作，为人民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父亲博学多能，才华横溢。许多老同志在回忆文章中都赞扬父亲的才华。林默涵在悼念文中写道:“在去解放日报前，听过他的讲演，他说话不快，记下来就是一篇完整的文章，几乎没有一句废活。”“他是解放日报社社长，又兼新华总社社长，每天工作很忙，他不但主持言论，就是新闻的编缉也不放松，他写的国际新闻总合报导，许多人一看就知道的，因为他的文章锋利，分析深刻，特点很明显。”午人在《怀念清凉山》一文回忆:“比如要提笔写评论，
才华横溢一切活动都是为主义
父亲在1925年6月的《病榻琐记》中写到:“一切活动都是为主义（理想）而活动。”他一生辗转南北，担任过多种工作，不论是在笼罩的上海，还是在受到敌人接连“围剿”的江西战场；不论是在艰苦卓绝的长征路上、大江南北、与国民党唇舌剑的谈判桌上，还是在长江局、南方局组建新四军、恢复组建南方13个省市党委和工委、建立健全党的秘密交通网、在延安清凉山艰苦创业办报纸，对待党的工作，不论地位高低、职务大小，不论是担任中共中央党的总负责人，还是担任与国民党谈判的中共代表、南方局组织部长、新华社社长、《解放日报》社社长、中央出版局局长，不管顺利还是困难，也不管遇到多少挫折、受了多少委屈，他总是满腔热忱、尽心尽力地工作，为人民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父亲博学多能，才华横溢。许多老同志在回忆文章中都赞扬父亲的才华。林默涵在悼念文中写道:“在去解放日报前，听过他的讲演，他说话不快，记下来就是一篇完整的文章，几乎没有一句废活。”“他是解放日报社社长，又兼新华总社社长，每天工作很忙，他不但主持言论，就是新闻的编缉也不放松，他写的国际新闻总合报导，许多人一看就知道的，因为他的文章锋利，分析深刻，特点很明显。”午人在《怀念清凉山》一文回忆:“比如要提笔写评论，
困于道理说不透，论据不充分，心急纳闷，最容易想起同志们以敬慕的语言，谈说社长博古，他做报告总是那么清楚，没有讲稿，不看提纲，涉及的事件、时间、地点都准确无误。若遇形势紧迫，必须及时发表评论，博古常亲自动手，当晚写出，次日见报。始信古人赞叹倚马可待，并不是传奇……”祖春《忆博古》中说:“他是个聪明绝顶的人，许多事别人想半天，他却马上能了解它的中心意义，指出它的原因与本质，给你一个方针，一个明确的方针。清凉山上编报的人，谁都惊叹这种天才，他是清凉山上公认写文章最快、读书最多又最快的人。”新华社副总编吴文涛在《社长博古》中写道:“他写文章的一个特点就是旁征博引，才情横溢，他在社论中用红叶诗的典故来讽刺重庆权贵们同敌伪暗中调情，曾为报社同志们所传诵。”
在工作十分繁忙的情况下，父亲博古写了许多文章，还翻译了多本马列著作。他翻译了大量马列著作，主要有《苏联共产党历史简明教程》《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基本问题》《共产党宣言》《卡尔·马克思》《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发展》《论一元论历史观之发展》等书，校改了《唯物论与经验批判论》和《党的组织与党的文学》等短篇。解放前《共产党宣言》有六个中文译本，博古译本流传最广，发行量最大。在七大号召各级干部加强理论学习，至少要读五本书，其中有三本书（《共产党宣言》《社全主义从空想到科学发展》
在工作十分繁忙的情况下，父亲博古写了许多文章，还翻译了多本马列著作。他翻译了大量马列著作，主要有《苏联共产党历史简明教程》《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基本问题》《共产党宣言》《卡尔·马克思》《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发展》《论一元论历史观之发展》等书，校改了《唯物论与经验批判论》和《党的组织与党的文学》等短篇。解放前《共产党宣言》有六个中文译本，博古译本流传最广，发行量最大。在七大号召各级干部加强理论学习，至少要读五本书，其中有三本书（《共产党宣言》《社全主义从空想到科学发展》
《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是博古翻译的。
父亲那么年轻就担任团中央直至党中央主要领导，毕竟缺乏革命经验，曾经教条地执行共产国际路线，以为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就必须忠实地执行共产国际的一切指示。并依靠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一个不了解中国实际的外国人，来指挥反第五次“围剿”，给革命造成了损失。为此，他很痛心，多次检查。但他光明磊落，知错就改，无论在什么岗位上，都一如既往地忠诚于革命事业。正如《我的父亲》一书所说:博古“诚恳地接受了党对他的批评和诚恳地作了自我批评”，“他为人磊落真诚知过能改”。正因为如此，1945年党中央召开“七大”时，他被选为中央委员。
飞机失事一代英豪以身殉职
抗日战争胜利后，蒋介石实行独裁、内战的反动政策。为保卫和平，反对内战，建立独立、自由、富强的新中国，我党派出、周恩来、王若飞赴重庆与国民党谈判，历经40多天，签订了《国共谈判会谈纪要》。同年又派周恩来、王若飞、叶剑英等同志赴重庆参加政协会议，后又增派我父亲参加政协宪章起草工作。在谈判和宪章起草过程中，因全国停战协定、整军方案以及政治协商会议关于宪章原则、人权保障、和平建国纲领等决议的实现遭到重重阻力，王若飞和我父亲急于与中共中央商讨坚持上述各项协定的办法，于张柏芝的儿子1946年4月8
父亲那么年轻就担任团中央直至党中央主要领导，毕竟缺乏革命经验，曾经教条地执行共产国际路线，以为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就必须忠实地执行共产国际的一切指示。并依靠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一个不了解中国实际的外国人，来指挥反第五次“围剿”，给革命造成了损失。为此，他很痛心，多次检查。但他光明磊落，知错就改，无论在什么岗位上，都一如既往地忠诚于革命事业。正如《我的父亲》一书所说:博古“诚恳地接受了党对他的批评和诚恳地作了自我批评”，“他为人磊落真诚知过能改”。正因为如此，1945年党中央召开“七大”时，他被选为中央委员。
飞机失事一代英豪以身殉职
抗日战争胜利后，蒋介石实行独裁、内战的反动政策。为保卫和平，反对内战，建立独立、自由、富强的新中国，我党派出、周恩来、王若飞赴重庆与国民党谈判，历经40多天，签订了《国共谈判会谈纪要》。同年又派周恩来、王若飞、叶剑英等同志赴重庆参加政协会议，后又增派我父亲参加政协宪章起草工作。在谈判和宪章起草过程中，因全国停战协定、整军方案以及政治协商会议关于宪章原则、人权保障、和平建国纲领等决议的实现遭到重重阻力，王若飞和我父亲急于与中共中央商讨坚持上述各项协定的办法，于张柏芝的儿子1946年4月8
日冒着恶劣的天气，由渝乘飞机回延安。被释放不久的新四军军长叶挺夫妇及其儿女、出席世界职工大会的解放区职工代表邓发以及王若飞的舅父——贵州省老教育家黄齐生等亦同机回延安。飞机在黑茶山失事，机上人员全部不幸遇难，以身殉职。父亲终年39岁。真是祸不单行！我们兄妹不仅失去了母亲，又失去父亲，成为了孤儿。
可以告慰父亲和先烈们的是，他们的未竟事业终于完成。在党的领导下，新中国早已建立，改革开放以来祖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他们所为之奋斗的国家独立富强、社会和谐、人民幸福安康的社会逐步实现。我们兄弟姊妹5人在党的培养下，大学毕业后，都在各自平凡的工作岗位上自强自立，以父亲为榜样，勤恳工作，即便遇到困难或身处逆境时，也不断进取，没有辜负党和人民的培养。现在我们都已退休，但一直关心着国家的建设和发展，也享受晚年生活的安逸与幸福！
可以告慰父亲和先烈们的是，他们的未竟事业终于完成。在党的领导下，新中国早已建立，改革开放以来祖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他们所为之奋斗的国家独立富强、社会和谐、人民幸福安康的社会逐步实现。我们兄弟姊妹5人在党的培养下，大学毕业后，都在各自平凡的工作岗位上自强自立，以父亲为榜样，勤恳工作，即便遇到困难或身处逆境时，也不断进取，没有辜负党和人民的培养。现在我们都已退休，但一直关心着国家的建设和发展，也享受晚年生活的安逸与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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