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泰”今昔忆夏公
林永蔚 3982
今天，当你走进重庆市渝中区解放碑商业区核心地带，在临江支路、江家巷、青年路和邹容路合围地段, 就能看到2007年12月30日奠基开工再建的，集“展示、戏剧、娱乐、商业”为一体的多功能艺术中心“国泰大戏院”。
新建的“国泰大戏院”建筑设计的灵感来源于重庆湖广会馆中一个多重斗拱构件。整体建筑利用传统斗拱空间穿插形式，以现代简洁的手法表达传统建筑的精神内涵。建筑中互相穿插、叠落、悬挑的构件，高高迎举、顺势自然，这正是重庆人最本质的精神追求。 整个建筑如同点燃的红篝火，在欢乐的燃烧；鲜红的颜代表着中国的传统颜、富贵吉祥，又如同重庆的红油火锅，表现出巴人刚烈率直、热情好客的性格特征。
旧时的重庆“国泰大戏院” 地处渝中半岛柴家巷口，修建总耗资14万银元，是典型的西洋风格建筑，
戏院内单双号分座，楼上楼下设有1500个铁背翻板靠椅座位，天花板上挂有6盏磨砂大吊灯，舞台灯光皆从四周墙壁夹缝射出。顶上有八个吊风扇，两边墙上各有4个排风扇，戏院门口则有霓虹灯构成的“国泰大戏院”5个大字。整个建筑，在当时确实是非常时髦摩登，不愧为陪都艺苑。戏院白天放电影，晚上演话剧，吸引了成百上千的市民摩肩接踵，以能进“国泰”观剧为一大快事。然而“国泰”的遐迩名闻却不仅在建筑设施的华丽，更主要在于抗战时期的话剧演出。
上世纪三十年代后期，日冦肆虐，北平沦陷，上海亦成孤岛，许多文化及演艺界人士，纷纷涌向陪都。在这抗战大后方的山城，形成了很浓的抗战文化及艺术氛围。进步影艺人在陪都，为抗战竭尽宣传之力，上演了许多以抗战为题材的剧作。而这其中的许多作品，都是在国泰大戏院隆重献演，从而在中国戏剧史上，谱写了光辉的一页。
和他一生的显著功绩。
追新忆旧, 77年已过，弹指一挥间。巴渝多英杰，凭栏情萦怀。
重庆国泰大戏院由巴县籍人夏云瑚和郑石均、赵巨旭等人于1936年6月集资兴建，1937年2月8日建成后，夏云瑚任业务经理，同月11日戏院正式开业。
关于夏云瑚，《中华人物》上有这样的简介：
夏云瑚（1903—1968），四川巴县人，中国著名电影事业家。先生于1922年毕业于广益书院商科。他学成后，先办“冰厂”，接后转营影剧。在其 28 岁时便将成都与重庆两地所有电影院组织起来联营，后又在重庆先后创办“上江影片公司”、“亚洲影片公司”，从事电影发行放映事业，并任国泰影院经理。1937年他资助上海影人剧团入川，1941年后提供国泰影院给中华剧艺社演出。1946年后资助组建“昆仑影业公司”，担任影片制片人。1949年后在香港、印度尼西亚、美国等地经营电影发行业务、1957年回国后，任中国电影发行放映公司顾问。
在中国电影史上，上世纪有两部对社会影响极大的影片，一为40年代人们争相观看，感人至深的《一江春水向东流》，二为50年代初，放映后在现代史上引起轩然大波的《武训传》。
这两部影片的制片者都是这位名叫夏云瑚的巴县人。
1929年，夏云瑚在渝蓉两地经商，以豪爽、重义气，声誉江湖，各影院老板都愿意与他合作，并公举为“上江影业公司负责人”。当时巴渝人呼江浙一带为“下江”，所谓“上江”，相对而言，就是巴蜀重庆。
不久，夏云瑚在上海结识了阳翰笙、蔡楚生等左翼电影工作者，接手负责发行《夏伯阳》、《列宁在十月》、《列宁在1918》、《游击队之女》等苏联影片。在“重庆国泰”放映《列宁在十月》时，他毅然安排将一幅巨形列宁油画挂在戏院门口，大胆的宣传效应使得放映空前成功，极大地鼓舞了大后方人民抗击日寇的斗志。“813” 之后，在重庆国泰大戏院辉煌炫丽的舞台上，许多中国戏剧史及电影史上的杰出人物，都留下了他们不朽的艺术形象。白杨、赵丹、张瑞芳、秦怡、舒绣文、金山，陈波儿、黎莉莉、蓝马这些名字象闪烁的星，照亮了国泰大戏院的舞台，也照亮了灰蒙蒙的雾都天空和抗战时的中国戏剧界。
1937年10月1日，怒吼剧团在国泰大戏院首演《保卫卢沟桥》，这是抗战话剧演出在重庆的发端。演出中，当台上演员喊出“我们为全民族而战”时，台下观剧的官员、商人、军人、学生们情鼎沸，全场雷动，“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呼声震天动地，经久不息。此后，“国泰”
便成为抗战时期后方话剧演出的基地。《放下你的鞭子》、《八百壮士》等著名的剧目，都是在此首演。
中国话剧史上，有几次著名的“重庆雾季公演”。这些公演，主要是在“国泰”进行。在雾季公演里，夏衍的《法西斯细菌》、陈白尘的《结婚进行曲》、欧阳予倩的《忠王李秀成》、老舍的《面子问题》等经典剧作广为后人称誉，是为我国现代戏剧史上的璀灿明珠。
1938年10月，日军对我国展开大规模进攻，民众掀起募捐高潮。重庆影剧界决定在国泰大戏院上演《为自由和平而战》，预计募集5万元制作5万件寒衣捐送前线。海报贴出后，普通门券（票价为1元、2元、5元、10元，当时一般公务员每月的伙食费才3元）被一抢而空，荣誉门券（票价为50元、100元、500元，500元相当于10两黄金）也相当热销。这次演出收入，夏云瑚未留分文，悉数捐献给了伟大的抗战大业。盛大的募捐演出不仅展示了进步演艺界人士披肝沥胆的拳拳赤子之心，也卓有成效地激发了陪都民众的爱国热情。 ，
战时夏云瑚经营的“国泰”演出从未长时间中断。大后方的影剧明星们既在战火中演出，更像打仗一样参加抗日救亡演出。1942年10月17日晚上，夏衍创作的大型话剧《第七号风球》在“国泰”首演，白杨等人在后台忙着化妆。突然，日军的飞机窜到山城上空，白杨等人连忙
带着妆与观众一起进入防空洞。空袭过后，演员与观众又回到戏院，在一片暴风骤雨般的掌声中，舞台又拉开了帷幕。
夏云瑚先生因无偿帮助进步话剧团演出，弄的自已身无分文，但他毫无怨言，仍尽力借债来维持演出，从而使《芦沟桥之战》、《流民三千万》、《汉奸》、《黑地狱》等名剧得以顺利上演。1941年在国民党控制的形势下，又在夏云瑚的“国泰”演出了《大地回春》、《天国春秋》、《法西斯细菌》以及著名的《屈原》等话剧。
在抗战时期，夏云瑚先生对共产党领导下的进步电影事业给予了热心的援助和支持。皖南事变后，国民党反动派猖狂地反共反人民，残酷地迫害共产党干部和进步文化人士，在这场斗争中，夏云瑚不怕担当风险，利用他的企业和社会地位为地下党传递密信，并舍死忘生掩护阳翰笙、陈白尘、蔡楚生、郑君里等同志和进步文化人士，为党做了不少有益的工作。
那年，阳翰笙从上海飞广州，被特务阻挡，差点上不了机，结果夏云瑚动用自己的江湖关系，亲自护送阳翰笙上机起飞，并托人把他送去香港。
在周恩来的指导下，为了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成立了“中华剧艺社”。先后组织演出十多部
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进步革命戏剧。这些戏都是在夏云瑚任经理的“国泰大戏院”上演的。在国民党统治区，能有一个上演进步戏剧的地方实属不易。比如郭沫若的话剧《屈原》，虽演的是古代人，骂的却是蒋介石。为此，国民党反动派对夏云瑚先生施加种种压力，不许“国泰”上演《屈原》。但是夏云瑚在这场尖锐的斗争中，面对国民党反动派的威胁，他毅然决然地拍着胸脯对阳翰笙说：“你们尽管演好了，我来想办法对付他们。”夏云瑚在当时国民党反共气焰十分嚣张的形势下，敢于顶着恶浪支持党的文化宣传工作，使《屈原》能按原定计划顺利地上演，成为进步势力投向顽固派的重磅。
1943年，“国泰”的话剧被国民党政府当局明令禁演，但这以前总计已上演了94出。
重庆的夏天酷暑高温，观众大厅内温度也很高。当时“国泰”在重庆虽是一流影剧院，但仍没有冷气设备，只有几台大吊扇，很难降温。夏云瑚在经营“国泰”期间，为使观众能在较凉爽的环境中看好影戏，经他多方联系，决定用鼓风机把附近防空洞中的冷空气抽送到观众大厅降温，这在当时是独一无二的创举。
起初的“国泰”，观众席是木质后背椅，长期使用极易繁殖臭虫，观众经常被咬。当时市场上
的杀虫剂又会对大厅空气及坐椅造成污染。听取了多方意见后，夏云瑚决定用高温压力蒸气来杀灭臭虫，尽管费时费事费用高，但无污染，杀虫效果也十分明显。
抗战胜利后，夏云瑚先生又竭尽全力，资助昆仑影片公司的成立。他亲任制片人，使昆仑影业公司出品了《八千里路云和月》、《一江春水向东流》等优秀影片。
建国初期，夏云瑚先生在香港、印尼、美国等地经营电影事业。除制作《武训传》外，还有《珠江泪》、《羊城恨史》等影片。
1957年回国后，先生出任中国电影发行公司顾问，他以自己多年积累的电影发行放映经验，为我国在计划经济下的电影发行放映工作做出了贡献，发表了《“椅子质量”、“椅子成本”谈影院经营者管理》等多篇论文。
夏云瑚平易近人，不仅交友甚广，而且热心公益事业。据文化界老人回忆，先生平时爱穿一身西装，人们都喊他夏经理。南岸马鞍山胡夏的资料131号是夏云瑚的重庆故居。著名艺术家白杨是先生的干女儿，她和许多演职人员都当年都经常来夏寓作客。此地后山有一处美国大使馆的房子，1946年夏云瑚将其买下来开办职业学校。学校从孤儿院招收学童，许多娃娃毕业后或在
国泰就业，或跟师学艺，其中不乏出类拔萃之人。先生主持“国泰”时还买下了大同路97-99号两楼一底的一幢房子给演员们住宿，抗战胜利后演员离开重庆，这幢房子便成为了“国泰”高层员工的住宅。
1968年12月16日，夏云瑚先生在“”高潮中，因病溘然长逝，终年65岁。
1979年，国家文化部在北京隆重举办“著名电影事业家夏云瑚先生追悼会” 。先生挚友阳翰笙致悼词，沈雁冰、罗青长、周扬等文化界老领导和劫后健在的生前好友们均前往灵前，恭送花圈。《人民日报》为此刋发了追悼会专题报道。
夏云瑚先生共有五个子女，三女两儿，枝繁叶茂，现分居于香港、美国、加拿大、北京、昆明，他们都是医生、化学家、翻译家和教授，由此可见巴渝夏氏文脉的源“深”流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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