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秋川：父亲浩然和他的朋友们
（二十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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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年12月1日清晨，一夜未睡安稳的父亲从河北省三河市的“泥土巢”来到北京，参加《北京文学》第三届董事会。在中午宴请与会人员时，父亲从市文联一位领导口中偶然得知杨沫病危，住在北大医院。这消息如同晴天霹雳，惊得父亲好似失魂落魄，作为主人的他没有等到宴
会结束，便不顾礼节的提前退席，赶往杨沫所住的医院。
在病房里，父亲看着仰卧在病床上紧闭双目，呼吸微弱的杨沫，不由得想起他们间真挚的友情、共度的特殊岁月，想起替她担的那些“罪责”，忍不住悲从心生……
杨沫1914年8月25日出生在北京一个没落官僚地主家庭，1931年夏季，为抗婚离家出走，一年后接触到左翼进步青年和进步书籍，开始向往革命，1934年发表了第一篇作品，1936年
加入中国共产党，后赴冀中，投入到抗日战争中，做妇女工作和宣传工作。新中国成立后，先
在北京市妇联工作，1952年调中央电业局剧本创作所任编剧，后转为北京电影制片厂编剧，1963年调入北京市文联成为专业作家。1958年出版了其成名作《青春之歌》。
父亲与杨沫的初次相识，是在1962年12月30日晚间，中国作家协会举办的在京会员迎新
年宴会上。那时，父亲任《红*旗》杂志的编辑，正在西山八大处撰写自己的第一部长篇小说《艳阳天》。相识以后，两个人开始了交往，除了在一些活动中经常碰面外，父亲也曾到东便
门附近的国务院宿舍大院里去看望过她。在一次看望她的时候，杨沫对父亲说：“看了你描写
农村新生活的小说，常常使我想起当年的那些跟我们并肩作战的老房东，那些村干部。如果没
有农民的支持保护，我们这些人不要说抗战，连活都活不过来。在农村打几年游击，我认识到
中国农民真伟大！那时候根据地搞过一回《冀中一日》的征文，我就打主意，等到胜利了，有
条件了，我一定写一部歌颂农民的小说。——可惜这几年我的身体总不好，不能再像以前那样
去跟农民一块儿生活，所以写不了，真急人！……”由于对农村，对农民的共同感情，更多的拉
近了两个人的距离和关系。1964年父亲也调入北京市文联，从事专业文学创作。随着北京市
文联专业作家队伍的不断壮大，人员最多时达到近二十位全国一流的作家。杨沫对所有的同事
都十分友好，但与之来往最多的则是出身于农家的父亲与李学鳌。由于两个人交往越来越多，
增加了相互间的了解。在经历了一些特殊的考验后，他们成为能够相互交心的忘年之交，而交
情至深牢不可破。
有一次文艺界在民族文化宫举行集会，中间休息的时候，父亲在西厅与杨沫相遇。杨沫把父亲拉到靠边处坐下，兴致勃勃地说：“我这会儿身体好多了，我想到农村去，写写社会主义的新
农民。你对下边熟，我跟你一块儿去。”当下父亲跟杨沫商定，等创作中的《艳阳天》一发排，就结伴到郊区农村。后来父亲把下乡的地点选在万里长城外边的山区，可杨沫那时已经被全国
劳动模范徐庆文的事迹所吸引，就另了李学鳌当“向导”，两个人来到京郊房山县南韩继村住下，跟农民吃住在一起，共同参加集体劳动，体验农村的新生活。过后李学鳌曾对父亲说：“老杨沫到农村如鱼得水，要多住些时候，创作一部新农村的青春之歌。”只可惜杨沫的意愿还
没有实现，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父亲与杨沫先后回到北京市文联参加运动。
文*化大革命运动轰轰烈烈地开始了。在运动初期的那段特殊岁月里，父亲与杨沫都经历了很
大的人生坎坷和磨难。在这些坎坷和磨难中，两个人都发自内心地相互关心，相互帮助，为他
们把真挚的友谊保持到生命的终结，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966年6月下旬，父亲结束了在京郊怀柔县得田沟的“四清”任务，从工作队回到北京市文联
参加运动，先是被工作组推举为文联革委会筹委会的副主任，后经众选举，成为正式革委会
的副主任。过了半年的光景，也就是刚刚进入到1967年，父亲便因“执行刘、邓资产阶级反动
路线”，被文联的造*反派组织——造*反派联络站夺了权，被“罢官革职”，成为主要的被批判对象，遭到三个多月的持续、猛烈的批判，数次检查都不能过关。在被批判的最初阶段，由于对
造反派的一些言行难于理解和接受，自然就在会议上有所表露，结果是引来更猛烈的批判，处境极其困难和危险，稍有不慎就有可能被置于死地。危险和困难的程度，大概只有经历了那段时光的当事人才能够体会到。许多朋友和关心父亲的人都为此担着心，捏着汗，杨沫就是这些人中的一个。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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