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党伟业的演员 当年，他演过轰动影坛的《小花》，“奶油小生”的帽子一戴就是若干年，险些把他的腰压弯，差点断送了表演生涯。如今“偶像”、“颜值”泛滥，殊不知他才是大陆银幕最早的“颜值偶像”。沉寂多年后，他横空出世、再度出山，演“诸葛亮”，演“雍正”，几乎演一个立住一个。作为演员他似乎该见好就收，急流勇退了，而他又开始饰演。最初时连的女儿都说：“唐国强是演雍正的，能演我爸吗？”然而，太多的疑问、争议都在他一步一个脚印的踏实、努力、勤奋中化为乌有，最终，观众从“唐国强能演吗？”变成了“唐国强还能演别的吗？”
笔者曾多次采访过唐国强老师。2002年，笔者赴深圳《绝对权力》剧组采访时，唐国强曾对演员这个职业下过一番精彩的定义，他说：“演员是什么，或者说演员的本质和本职是什么？一个字，就是演。无论是什么人物和角，你都要演出来。作为职业演员，你总要选择一些可以更好地发掘自己的潜能、拓宽表演空间的角。这部戏本来一开始要我演刘重天，后来
我还是选择了齐全盛。当年演《雍正王朝》，让我扮八爷，我就跟导演说能不能让我演四爷。演员一旦提出想要扮演某个角，肯定会有一些想法，会和以往的角不同，观众和和作者一般会有些疑问：到底行不行啊？这对演员来说是机会、挑战，也是动力，成功的突破往往由此产生。”
1996年，在电影《长征》中，唐国强第一次饰演。他直言当时是非常有压力的，因为演过的演员太多了，而且许多人都得到了观众的认可和喜欢。而他作为一个后来者，如果没有自己的特，观众一定不会认可的。他形容自己从一开始“心理上就矮了三分”，但最后他还是下决心试一把，希望把机会、挑战、质疑全部化作动力，成功地突破以往的形象。唐国强说自己的优势是表演，尤其是在经过辉煌、沉寂、复出的人生和表演历练之后，他可能比一般演员多了一些从容和自信，他决定从戏上和表演上下功夫，“以前扮演过的演员大都是从腔调和造型模仿入手，一开口就说湖南话，不管是湘潭话、长沙话还是韶山话，只要是湖南腔，那就是；在造型上首先参考的是照片，可大多数照片都是在微笑，没有他发怒，更没有流泪。所以，我觉得影视作品在塑造领袖的时候，一开始就走入了艺术创作的误区。要是按照艺术创作的规律去演绎，那就应该说普通话，不是说家乡话。于是，我从第一次扮演开始，就说普通话。另外，我干脆就撇开这个角
度像、那个角度不像的问题，更多地去接近人物，追求神似。我觉得这是走了一条比较艰难的路，但它是真正的艺术创作之路，而不是图一个近、贪一个巧。再有，我是一个熟面孔，我如果是一个生面孔，从来没有演过别的戏，一出来就演主席，观众没有其他的参照物，会比较容易接受。但我演过轰动影坛的《小花》，后来又演过诸葛亮，演过雍正，一开始连的女儿都说：‘唐国强是演雍正的，能演我爸吗？’”
的确，从一开始，观众就对唐国强饰演抱有很大的疑问，而且很难消除。观众看戏的时候，必须把唐国强以前的形象都屏蔽掉，才能进入到对这个艺术形象的审美。这种压力其实是很大的，直到电影《长征》上映后，唐国强第二次在电视剧《长征》中塑造形象时，依旧有相当数量的观众“不信”、“怀疑”。不过，唐国强说电视剧《长征》的拍摄、播出等于又给了他宝贵的时间和机会，一步步引领观众由跟着形象、跟着人物的思想性格走，转而跟着剧情、跟着人物的表演细节走。最终，他成功了。观众从“唐国强能演吗”变成了“唐国强还能演别的吗”，这后一句话，是观众真实的表达，希望唐国强别再演了。可唐国强却说：“我确信自己演上了瘾，就是到了70岁我也演不够，因为太伟大了，需要一个演员用一生的功力去塑造！”
《长征》之后，唐国强又相继在《开国领袖》、《解放》、《延安颂》、《东方》、《中国1945重庆风云》、《五星红旗迎风飘扬》、《大格局》、《建国大业》等众多影视剧中饰演的形象，与此同时，也引出一些对其表演的负面评论，有的还非常尖锐。比如有的说他“成扮演专业户了，打开电视，总看到他在指点江山……他演出了的部分霸气，却没有演出的书卷气”；有的说他“太会演戏，因为太会演，也就太？由了，就失去了本，演的常常是皮毛，而演不出那种咬钢嚼铁的内劲”……
唐国强曾多次同笔者谈到演员的功课和修养问题，他说自己只是一个身为演员的普通人，绝不敢以浅薄达伟岸，“这么多年来饰演，我认为无疑是个智者。他就像宽阔的海洋一样，那种心胸，那种睿智，那种豁达的境界，我们演员如何能够感受得到？如何能够把他身上的豪气、书卷气，把领袖的胸襟、质朴的情感，都恰如其分地在每一个细节中表现出来，这些都是我永远无法完成的课题。”
2011年9月3日，在电影《大格局》开机仪式上，唐国强就曾直言这次扮演心里有点犯难，“我演过年轻时代的、中年时代的，就是没演过80岁的，这次很有挑战。因为是一位精神领袖、伟人，而我只是一个普通人。因为我前一段时间
不是拍了一个电视剧《五星红旗迎风飘扬》吗，那个是60年代到70年代。当年拍电影《长征》的时候，是初生牛犊不怕虎，也就演了，到后来我从‘长征’进入‘开国’时的形象的时候，我就觉得有挑战了，当时无论从年龄还是身材上来说差距都挺大，后来经过努力还是闯过了这一关，而这回这一关我觉得挑战更大，因为要演到79岁的，这个时候这个状态，对我来说还是有很大的难度……”
拍电视剧《长征》的时候，唐国强在后期担任导演，当时他和摄像师说：“你不要顾忌我像不像，你先考虑把整个画面流动起来。我觉得一集戏里面能有五处让人感到外形挺像就够了，不可能做到重现照片那样，要真这么拍就完了，这个角肯定就毁了。我更多地追求的是人物在流动中的状态。首先是情感，因为情感是最能和老百姓沟通的。父子之情、夫妻之情、同志之情等这些情感是能够打动老百姓的，抓住这一点就要对人物细节精细雕琢。比如看地图，按照模式化思维，他一定是像《决战前夕》那幅？由画一样，背着手，挺着腰或者掐着一支烟在看墙上的地图。如果演员按照这样来演就不恰当，因为影视作品是流动的，它不是？由画，不是照片，老是这么端着把人物架起来，戏就完了。在拍《开国领袖》的时候，我就说，能不能把地图铺到地上——地图太大，几个地图放在一起就要摆在地上。地图的位置一变，整个场面调度、形体变化、人物的感觉就全不一样了。
可能就是蹲在地上、跪在地上，甚至拿个放大镜撅着屁股往地上看，其他所有人物来这个场景交流，整个镜头呈现的画面就‘活’了起来。再如《建国大业》里‘重庆谈判’一场的人物刻画，去见蒋介石，两个人从楼梯上下来，毕恭毕敬地伸出手来握。我觉得这是他独有的胸怀，也是他另一面的表现：能伸能屈。这一刻他是‘屈’着的，可柔中有刚。《建国大业》里的表演，的心理活动不明显，大多是通过一些动作、眼神来完成的。比如，斯大林当时对中国政局的意见是划江而治。而说：‘中共会议决定了，4月渡江。’这就是不动声的抗议。淮海战役胜利了，坐在那里说：‘江北从此无大战。’接着下一场戏是喝多了，坐在缸上像孩子一样笑，那是他心理活动的展示。所以我觉得，这就是影视作品中能有所突破的地方：怎么去表现这个人物，不在于他喝不喝醉酒，而是在于表达他的心情。又如和李济深谈话的时候，李济深说，我杀过共产党，蔡和森就是我杀的。这时的稍微愣了一下，咳嗽了一下，喉骨咽了一下，但还是接着讲：‘我们往前看吧。’这是一个政治家胸怀的展现，这一瞬间的停顿是非常正常的艺术手段，而不是那种随意的、轻描淡写的‘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吧’。这个停顿包含着对痛失挚友的伤心和悲痛，这就是心理活动上的处理，人性化的处理。《建国大业》中有一段在政协会议上讲话，当演讲完后，赢得了全场热烈的掌声，在这里导演用了升格镜头：很
慢很慢地看着大家，他眼睛里面有一点湿润，也轻微有一点惊愕：‘我是得到这么多人的拥护吗？’还有阅兵一场戏，从车里面出来，导演跟我说‘你先愣一下’，表现出当时也没想到有这么多人围了过来，然后才有他顺理成章地说，‘希望大家帮忙打开共和国的大门’。编剧和导演给剧情中的设置了很多这样有意思的小细节，这些细节就是不按常理出牌，但可能就出现意外效果。”
《长征》之后，唐国强拒绝了不少请他做导演的邀约，他说：“毕竟从1970年到现在也搞了四十多年表演，拍《长征》我有体会，从前期筹备、看剧本、选演员到后期剪辑完成就得一年时间，作为演员，这一年我可以演两部戏。另外拍戏当中，2/3的精力放在总体考虑和看别人表演上，1/3的精力看看剧本就赶紧上场，这样我总觉得愧对表演。最后还是决定集中精力干好演员这一件事情。”
对于影视圈的浮躁之风以及演员自我修养问题，担任多年相关协会领导工作的唐国强有着相当深刻的认识，他一针见血地指出：演员只有积累得多才能付出得多，“再肥沃的地，要是种了收收了种，喘口气的工夫都没有，早晚也得贫瘠掉，养护草原的办法也是让它喘口气。喘气的工夫就是积累的过程，积累得多才能付出得多，才有的可挖掘。演员有时就像登山运动员，越爬到最后越难，往往会有遗憾，因此怎么改变，改变多少，有时很难把握。”
唐国强还表示：“每个演员都有局限性，在自己有限的条件内尽量拓宽自己的戏路，更重要的是走深，因为观众需要的是文化和哲理性的思考。影视作品也需要文以载道，许多历史题材、政治题材的电视剧受到观众欢迎，就说明大众的欣赏水平不断在提高。一部戏不能单纯靠情节、感官方面的东西来推动。演员演到最后还是要靠文化的、思想的积淀，因为感觉、感性的东西毕竟是支离破碎的，代替不了理性思考。对于演员来说，表演的难度实际上是越来越大，过去，演员比较神秘，观众接触少，距离产生美。现在，有追星，有炒作，演员演戏的机会也多，观众对你越来越熟悉，神秘感没有了，期待感没有了，你被锁定的几率却增加了，观众不希望破坏他们心目中固有的形象，这样一来，演员就要自觉地突破自己、拓宽角。好在电视剧和电影不一样的地方是一天天地改变你，让观众逐渐接受你所诠释的新的角，最后达到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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