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瑜对话226个死刑犯的女主播
河南电视台有一档名叫《临刑会见》的节目，这是全国唯一一档对话死刑犯的节目。丁瑜是这个节目的制片人兼主持人。截止到目前，她已经面对面地与226个死刑犯进行了对话……
面对死刑犯
“你认为这就是爱吗?”丁瑜问―个死刑犯。
这名42岁的男子，闯入前妻家中，用一把锋利的尖刀杀死了前妻。行凶之后，还点燃了前妻的房子，企图自杀，最终警察解救了他。他们的女儿，在失去母亲之后，也即将失去父亲。在二审宣判后的法庭上，丁瑜与这名犯人进行了对话。“我不知道。我本来不想伤害她。谁也不想伤害，结果却伤害了她。”男子回答。“一开始，你说要给孩子一个完整的家，直到作案的那一天，还不想伤害你的女儿，可是受到最大伤害的恰恰是你女儿。现在，你在想到你女儿的时候，会流泪吗?”丁瑜问。
“我也不知道是咋回事，我爹死的时候我都没哭过。我杀了她(指前妻)，趴到她身上哭了。”男子回答。“假如时间倒流，你还会这么做吗?”丁瑜问。“那有可能死的人是我。我宁可死，也不愿伤害她。”男子回答。
男子最后对着摄像机向女儿道歉，采访结束了。不久，这名死刑犯的未成年女儿，在《临刑对话》中，见到了自己的父亲。每次采访结束，丁瑜都会向对方道一声“谢谢”，随后站起身，目送警察将犯人带离采访
地点。在另一期节目中，主角是一对20多岁的年轻情侣，女孩的男友杀死了她的外祖父母。过程是：为了偷外祖父母的钱，女孩将放在老人的茶杯内，不幸没有达到效果，老人突然从梦中惊醒，发现了男孩，由此引发争斗。男孩将老人杀死了，为掩盖
罪行，他又放火烧了老人的尸体和房子。女孩被判处12年有期徒刑，男孩被判处死刑。
“为什么没想到给你父母或给他父母要点儿呢?”丁瑜问。“实在是不好意思再要了，我们俩也这么大了，也能劳动了，怕父母担心。”男孩答道。“你有什么话想对她(指女孩)的父母说吗?我可以告诉他们。”丁瑜说。
“请他们以后要坚强地过下去，以后不要再遇到我这样的人。对不起。”男孩说。
采访完了以后，丁瑜觉得不舒服，一直用手锤自己的头部。她说：“他们还这么年轻，就因为―时错误的选择，而付出了生命的代价。没有人不想活着。一个死刑犯，从被逮捕到终审判决，一般要一到两年的时间，他们在这段时间里，也会对自进行―些思考。所以，当死刑真正来临时，这些死刑犯的表现通常会是麻木的，而非如我们一般以为的会腿
软。他们多会因恐惧心理的积压而变得麻木，失去思维，脑海里一片空白。但在等待行刑时，人的意识会产生微妙的转变，开始接受死亡带来的恐惧。这个过程用一个词来概括就是‘自作自受'。”
采访开始的时候，丁瑜会问：“真的要走了，害怕吗?”罪犯们一般会回答：“害怕，但这是我自己要接受的。”或者：“怕不怕，结果都已经这样了，又有什么办法。”
“有的人，会被自己内心巨大的忏悔和悔恨所折磨，只求一死；有的人说不想死，只要法律给予一次机会，他一定会尽他的一切所能，回报这个社会；有的人出于认知的局限，可能根本不知道他自己为什么会错。”
“当然第三种属于少数”，丁瑜在与这些少数人对话时，总是难掩内心的憎恶。
在河南焦作，一伙匪徒了一名12岁的少女，可少女并不是他们预先定好的对象，他们意识到错了以后，并没有将这名少女放走，而是残忍地杀害了她。
“怎么就能下得了那个手呢?又不禽兽。”丁瑜问主犯。“所以说罪有应得吧。”主犯回答，语气和神态毫无悔意。
“采访过这么多案件，我以为我已经见了太多罪恶了，但当我听你描述这些细节的时候，让我的心里很难承受，为那个无辜的少女，所有人应该国际们。”说完这话，丁瑜流下了眼泪。“我很庆幸你被抓获，你是个渣滓。”她最后说道。《临刑会见》的生命关怀
《临刑会见》诞生于2006年，源自于丁瑜在河南电视法制频道一次采编会上突发奇想。
因为死刑、死囚话题的敏感性，节目刚开始制作时，遇到了很多困难，但丁瑜和她的团队一直坚持到现在。
只要是一审判了死刑的案件，在理论上，丁瑜的团队就可以去报道了，采访的时间和地点就是二审开庭的时候，和法官一起，因为从2007年开始，死刑案件，二审必须开庭审理。
丁丁 杨坤
“二审法官开庭时，会把罪犯提出来。庭后采访，那个时候，我们很省事，庭的法警和我们配合，法官和我们配合。我们采访完再把罪犯送回去。”还有另外一种情况是，丁瑜的团队没有和法官凑到一起，就是二审还没有开庭或者二审已经开过庭。没有机会见到罪犯，丁瑜的团队就只能是协调看守所，到看守所去采访。
丁瑜的团队会在节目中打上“此案正在进行二审，或者本案的判决结果需要最
高人民法院审核”。“实际上的临刑会见，比如8点执行，我们可能会在7点赶到看守所。只有一小部分节目会采用。尤其是这一两年。我不太选择这样的时刻。”“我不想再送他们。”丁瑜解释，一个是要在那个时候采访有很多条件限制，公检法司都要协调好，需要费很大精力去协调。她也不想让自己的内心太沉重。是否接受丁瑜的采访，完全取决于罪犯的自愿。绝大多数情况下，犯人都可以正常表达。当然也会有无法正常表达的，但这样的情况并不多。去年春天，丁瑜在郑州市看守所见到了死刑犯张广新，当问及他的成长经历时，他的回答要么是记不清了，要么是答非所问，一个人自言自语，已无法正常表达，
丁瑜只得放弃。还有一次，2010年冬天，郑州看守所的一名犯人原先答应接受采访，但等丁瑜的团队赶到，对方又反悔了。丁瑜也无可奈何。
“已经面对面采访了226名罪犯，应该有一大部分都离开了这个世界，受到法律最严厉的惩罚。我觉得每次跟他们交流之后，他们会变得很平静、很释然。内心不再充满了怨恨，悔恨不再吞噬自己的每一个细胞，不再像以前那样度日如年。也许我们的访谈会让他们的心灵得到一些平静，我愿意做这样的事情。”丁瑜告诉记者。
“我们可以通过节目为死刑犯的家人朋友转述一些情况，通过我们的节目死刑犯可以有机会向他的家人倾诉自己的内心。”丁瑜说。有一个名叫吴艳艳的罪犯，杀死了自己的丈夫。吴艳艳表示，作案前受到了丈夫的打骂。吴的父母去公婆家，谢罪，祈求轻判。后来双方的老人手拉着手坐在一起――这样的场景出现在节目镜头里。法官最终判决吴艳艳死缓，受害方获得了经济补偿。这样的节目呈现出来的是对夫妻双方家庭的深切关怀。
然而，关怀不仅限于此。“《临刑会见》从责任和社会效益的角度，通过对特别
案例的剖析和访问，使观众能得到警示，避免悲剧的发生。”中国政法大学的顾永忠教授这样评价道。
通过与法院、特别是河南省高院的密切合作，《临刑会见》在选材上获得了非常大的便利。他们更注重
情感、婚姻、家庭的关系，青少年犯罪和邻里纠纷范畴内的恶性犯罪案件。该节目的编导王李说：“案件中犯罪者人性的挣扎、变异，更能给人巨大的心理震撼。这些案件的犯罪环境大家都很熟悉，能让普通人到自己的影子，到自己的心魔。”
丁瑜介绍说：“我们会从对罪犯的生活轨迹、犯罪轨迹的观察与分析，来了解和探究他的犯罪心理。邻里纠纷的案件有一个比较典型――为了20元的一棵树，杀了一家四口，无效的沟通是导致犯罪的首要原因。我们选择在生活中可以得到共鸣的案件，与老百姓生活近似的，可以使人们得到一些警示。这是我们选题的大标准。”
“曾有一个犯罪分子，因犯罪入狱，妻子离开了他。他知道后，遂产生了杀妻之念，女儿知道后，阻止了该名犯罪分子的杀妻之念。但该名犯罪分子仍将仇恨转嫁到与其妻年龄相仿的30多岁女子身上，形成二次犯罪。一些观众朋友会来信说了他们的类似经历。”丁瑜说。
大量的观众给节目组打来沟通电话。在一次与观众互动
的交流会上，一位年逾五旬的男子感慨道：因与父亲矛盾深重，自己曾经也动过杀死他的念头。正是看了《面临刑会见》，才悬崖勒马。“伸出的手缩了回来，拿出的刀收了回来。”
2010年10月，澳大利亚著名纪录片导演罗本?纽厄尔来到郑州，跟踪拍摄了两期《临刑会见》后，制作了同名纪录片。去年10月下旬，在意大利举行的第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