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沅（1767—1855），清代经学家、易学家，字止唐，一字讷如，号清阳居士，又因住宅中有槐树而自号“槐轩”，世人尊之为“槐轩先生”，主要著作汇编为《槐轩全书》。刘沅毕生以儒学经典的研究和教学为己任，致力于建构以易学为核心、以儒学为本宗而融摄佛、道的思想体系，深得时贤后学的认可和推崇。刘沅的易学成就主要体现在其所撰《周易恒解》一书中，另有相关易学观点散见于《槐轩约言》《子问》《又问》《拾余四种》及其所注经典当中。目前学术界有关刘沅易学思想的研究还存在明显的薄弱环节。笔者不揣谫陋，谨就刘沅易学思想及其影响略陈管见，敬祈方家批评指正。
一、刘沅关于《周易》及其成书的认识
众所周知，《周易》在经学乃至整个中国历史文化中都居于核心地位。这也是刘沅对《周易》的基本认识。他说：“《诗》道性情，《书》纪政事，《礼》经人伦，《乐》和天地，《春秋》存善恶是非之公，以经理王
道，而要皆不出《易》之范围。”a “《易》之为书，广大悉备，四圣人发挥尽致，只须详味圣言，得其同中之异、
异中之同，返诸吾身，合于天地……《易》为夫子韦编三绝之学，万理之原诚穷极精微，直是一字增损不
得。”b “孔子十翼发明易道已尽，历代儒者或不尽通其意，而多别为他说。岂知能将孔子本文意义一一得
其指归，则已无余蕴。”c 这表明，在刘沅的学术体系中，易学作为道之大原、道之总纲，占据着核心地位。
《周易》之名最早见于《周礼·春官·太卜》：“太卜……掌三《易》之法，一曰《连山》，二曰《归藏》，
三“《永乐大典》易学典籍辑校与研究”（21VJXT010），博士生导师，历史学博士。
a  刘沅：
《周易恒解》义例，谭继和、祁和晖笺解：《十三经恒解（笺解本）》卷之五，成都：巴蜀书社，2016年，第6页。b  刘沅：
《周易恒解》义例，谭继和、祁和晖笺解：《十三经恒解（笺解本）》卷之五，第6-8页。c  刘沅：
《周易恒解》义例，谭继和、祁和晖笺解：《十三经恒解（笺解本）》卷之五，第7页。刘沅易学思想及其影响
张　涛
[摘　要] 刘沅是清代经学家、易学家，他致力于建构以易学为核心、以儒学为本宗而
融摄佛、道的思想体系。他认同“四圣”作《易》说，主张易学研究应义理、象数兼治而以
六月李易
义理为主，认为圣人作《易》的目的在于穷理尽性以顺性命。他主张融通三教、归宗孔圣，
充分肯定佛、道二教的价值，将其心性之学融入解《易》论《易》中。刘沅的治《易》特
和成就，不仅为刘氏后人尤其是其孙刘咸炘所继承和弘扬，也对后世其他治《易》学者如
蒙文通、马振彪等颇有启示和影响，这些都促进了易学的进一步发展。
[关键词] 刘沅；易学思想；清代；刘咸炘；蒙文通
[中图分类号] B249.9；K249.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8182（2023）02-0024-09
·儒家哲学与中国传统文化·
曰《周易》。其经卦皆八，其别皆六十有四。”a在此基础上，刘沅进一步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三者“同一《易》也，而三代序卦不同，夏曰《连山》，首艮……殷曰《归藏》，首坤”。b他还解释道：“三《易》，《连山》首艮，《归藏》首坤。艮，止也。天地之化，不止则不能蓄生机；人心之神，不止则
不能养元德……首坤者，万物皆致养于坤土，天地之元，亦惟中黄胎育。是二者皆示人天人合一之义……然特以其致功之要言之，实则天地未尝有为，而以人合天，静存动察内外本末之功，亦非二卦所可尽也。故文王首乾、坤，而夫子从之。《连山》《归藏》，其名亦只就艮、坤取义，周则国名，以别于二《易》也。”c也就是说，《连山》《归藏》的命名都是取其首卦卦义。《连山》以艮为首卦，艮卦象征山，有止义；《归藏》以坤为首卦，坤卦象征地，有藏义，但二者皆不足以尽天人合一之义。而《周易》之周则取其国名，同时《周易》以乾坤两卦为首，乾为天，坤为地，足以贯通天地而合于天人。刘沅所论，对于我们认识《周易》之名的产生还是具有一定启发意义的。
关于《周易》经传文本的生成，东汉班固《汉书·艺文志》曰：“易道深矣，人更三圣，世历三古。”d汉唐学者主要沿袭此说。马融则首开“四圣”作《易》说，即伏羲画卦，文王作卦辞，周公作爻辞，孔子作十翼。“此说的依据在于，爻辞中有不少文王以后的事情，且周公具备作爻辞之背景、条件和德行。”e此说后为陆绩、孔颖达等人所接受。至宋代，朱熹将伏羲画卦称为“象数”，将文王周公所作卦爻辞称为“卜筮”，将孔子所作《易传》称为“义理”，并且指出：“八卦之画，本为占筮。方伏羲画卦时，止有奇偶之画……文王重卦作繇辞，周公作爻辞，亦只是为占筮设。到孔子，方始说从义理去。”f至此，朱熹将其进一步概括为“恭惟三古，四圣一心”。g此后，陈淳、胡一桂等人亦持此说。
在这个问题上，刘沅亦倾向于“四圣”之说，主张“卦词文王所作，爻词周公所作”，h注重周公在《周易》文本生成史上的重要作用，指出：“文王为后天八卦方位，又更其序，始乾坤而不从夏商，为之彖词。周
公为爻词，是发前圣所未发者。”i他还进一步强调：“其或只言三圣，以子统于父也。按之经文吻合，无庸异议。”j刘沅进而将此概括为“四圣人各有其意，四圣人实无二意”。k“六十四卦，特阴阳动静之所推，然其穷幽达显，占变知来，大之极乎天地之高明，小之尽乎物情之纤细。”l可见，刘沅不仅认识到四圣对易学发展各自的独特贡献，而且从中把握到了四圣作《易》背后所深藏的阴阳动静变化之道。
刘沅敏锐地洞察到，历代易学家解《易》或附会于文辞，或执迷于卜筮，皆有悖于圣人作《易》之旨。他指出：“程、朱《易传》《本义》，学者所遵，谓其优于前贤也。然其瑕疵，亦复不少，不可概为附会，今亦折衷取之。学者若无穷理尽性之功，而但求诸文字，其不穿凿矫勉而失真者几希。”m“既外性命，而何有天地，又何以有人？外圣人以言理学，不以圣为师，而拘守先儒，先儒之说合乎圣则可矣，外乎圣而亦曲从之，可乎？”n也就是说，在刘沅看来，即便是程颐《易传》和朱熹《本义》也存在文字上的瑕疵，因而不
a郑玄注，贾公彦疏：《周礼注疏》卷二十四《春官·太卜》，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影印本，第1732-1733页。
b刘沅：《周官恒解》卷三《春官宗伯》，谭继和、祁和晖笺解：《十三经恒解（笺解本）》卷之八，第121页。
c刘沅：《周易恒解》义例，谭继和、祁和晖笺解：《十三经恒解（笺解本）》卷之五，第5页。
d班固撰，颜师古注：《汉书》卷三〇《艺文志》，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1704页。
e张涛：《秦汉易学思想研究》，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第274页。
f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第六十六《易二·纲领上之下·卜筮》，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1622页。
g朱熹：《周易五赞·述旨》，朱杰人等主编：《朱子全书》（修订本）（第一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10年，第164页。
h刘沅：《周易恒解》义例，谭继和、祁和晖笺解：《十三经恒解（笺解本）》卷之五，第5页。
i刘沅：《春秋恒解》卷七《昭公》，谭继和、祁和晖笺解：《十三经恒解（笺解本）》卷之七，第288页。
j刘沅：《周易恒解》义例，谭继和、祁和晖笺解：《十三经恒解（笺解本）》卷之五，第5页。
k刘沅：《周易恒解》序，谭继和、祁和晖笺解：《十三经恒解（笺解本）》卷之五，第3页。
l刘沅：《周易恒解》义例，谭继和、祁和晖笺解：《十三经恒解（笺解本）》卷之五，第3页。
m刘沅：《周易恒解》义例，谭继和、祁和晖笺解：《十三经恒解（笺解本）》卷之五，第6页。
n刘沅：《子问》卷之一，谭继和、祁和晖笺解：《十三经恒解（笺解本）》卷之十，第114页。
可一味附会、曲从其义，只有结合穷理尽性的工夫论才能对其有更加深刻、准确的理解。就后者而言，“全部《周易》所为，以吉、凶、悔、吝教人也。为善去恶，人生正理，岂为求福避祸而然”？a“惟其理介两可而不能决者，则卜筮决之，非谓平日不讲究穷理功夫，专恃卜筮以定指归也。”b但是，“历代习术数者多神异，然其归不本于忠孝节义，反罹殃咎，皆舍理求象之过”。c这里，刘沅反对的是研习术数者执迷于卜筮之术的神异性，从而忽视了其背后隐藏的道德价值。
我们知道，“穷理尽性”语出《周易·说卦传》：“昔者圣人之作《易》也，幽赞于神明而生蓍，参天两地而倚数，观变于阴阳而立卦，发挥于刚柔而生爻，和顺于道德而理于义，穷理尽性以至于命。”d“圣人之作《易》也，将以顺性命之理。”e刘沅据此认为圣人作《易》的目的就在于穷理尽性以顺性命。在此意义上，“圣人只是人情物理通达之至耳”。f刘沅此论，还是合于易学发展规律的，有着明显的合理性。
二、刘沅汉宋兼采，象数、义理并重
当代学者潘雨廷在评价清代易学发展时曾指出：“今论易学，必分汉易、宋易为二大系统。核实而观之，确有不同的内容及不同的研究方法。自清代乾嘉朴学盛行，不期而汉易兴宋易衰，然继承宋易者未尝无
其人。然而自朴学兴起后，形成汉宋对立之势，此大不利于学术发展。主汉学、宋学者相互攻击，而治汉易、宋易者各执是非，不相容尤明显，由是对吾国整体文化殊多损失。”g可见，在刘沅所处的时代，由于主流学术倾向于坚持汉易而排斥宋易，造成了易学领域汉宋两派的对立之势，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易学的进一步发展。刘沅指出：“《易》故为文字之祖，王功圣德之全，而历代诸儒，或仅貌玄虚，或徒求术数，即言理之家，亦每舍经而从传，顾此而失彼。圣人之教，不其隐乎？”h也就是说，《周易》本为内圣外王之作，而先儒治《易》往往各有所偏而非彼即此，很难真正揭示《周易》原本的思想内涵。针对清初以来重象数而轻义理的易学时弊，刘沅主张易学研究应以义理为主，兼治象数，认为“象不可废，亦不可泥；数不可无，亦不可拘。理散于万象，象统于一理”。i
实际上，这一治《易》原则源于刘沅对象数和义理之间关系的认识，而刘沅对象数和义理之间关系的认识又远绍朱熹等先儒。朱熹极为重视象数和义理之间的关系，认为二者之间有着内在的必然联系。例如：“有是理，则有是象，有是象，则其数便自在这里。”j刘沅则进一步指出：“一名一象，一动一静，以暨于经世理物，微显阐幽，无不有恰好道理。”k基于此，刘沅阐述了象数的价值及其与义理之间的联系：“君子观象玩占，要在慎动修身。平昔讲明义理，临事而有不决，则卜筮以叩于神明。……圣人自是以善教人，因愚民百姓不能尽明善以诚身，特假象数以昭理。”l“卜筮为《易》之大端，然圣人本意，欲人知吉凶生于善恶，而天人本无二理。”m也就是说，象数固然是易学中的重要内容，但圣人作《易》的本意却并不在此，而
a刘沅：《子问》卷之二，谭继和、祁和晖笺解：《十三经恒解（笺解本）》卷之十，第138页。
b刘沅：《周易恒解》义例，谭继和、祁和晖笺解：《十三经恒解（笺解本）》卷之五，第6页。
c刘沅：《周易恒解》义例，谭继和、祁和晖笺解：《十三经恒解（笺解本）》卷之五，第6页。
d王弼、韩康伯注，孔颖达疏，于天宝点校：《宋本周易注疏》卷第十三《说卦传》，北京：中华书局，2018年，第472页。
e王弼、韩康伯注，孔颖达疏，于天宝点校：《宋本周易注疏》卷第十三《说卦传》，第475页。
f刘沅：《俗言》，谭继和、祁和晖笺解：《十三经恒解（笺解本）》卷之十，第221页。
g潘雨廷：《宋易叙论》，潘雨廷：《潘雨廷著作集》叁《易学史丛论》，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第349页。
h刘沅：《周易恒解》序，谭继和、祁和晖笺解：《十三经恒解（笺解本）》卷之五，第3页。
i刘沅：《周易恒解》义例，谭继和、祁和晖笺解：《十三经恒解（笺解本）》卷之五，第6页。
j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第六十七《易三·纲领下》，第1646页。
k刘沅：《周易恒解》义例，谭继和、祁和晖笺解：《十三经恒解（笺解本）》卷之五，第6页。
l刘沅：《周易恒解》义例，谭继和、祁和晖笺解：《十三经恒解（笺解本）》卷之五，第6页。
m刘沅：《周易恒解》义例，谭继和、祁和晖笺解：《十三经恒解（笺解本）》卷之五，第6页。
是假借象数以彰显天理。如果仅以象数来定义《周易》，则是简单地将《周易》视为一部推测吉凶祸福的工具书，并且容易使人们过于迷信而误入歧途，更遑论将《周易》中所蕴含的圣人教化人心的思想展现出来，从而极大地弱化了《周易》的历史、文化和社会价值。象数学在易学运用中有其价值和意义，但象数学的价值从最终功用来说，则是以义理学为体现。刘沅此说既阐释了象数义理之间的密切联系，又将易学从其社会价值上进行了身份规正，易学不仅是卜筮之学，更是穷理尽性之学。
刘沅解《易》以义理为主，主要表现为他通过解释《周易》经传文字以阐发其思想内涵。例如，他在解释同人卦时说：“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五伦以正相与，共成有情之世界，则反否为泰，同人之所以次否也。第同人者，必有至公至明至诚至虚之量，始能合四海为一人。同人于野，即是意也。六爻皆无全吉，故文王开端不第言同人，而言同人于野，盖特揭明同人之义。……故孔子申之曰惟君子为能通天下之志，类族辨物，则至公至明至诚至虚该焉，是所以通天下之志也。圣人以天下为一家，中国为一人，而情无不孚、恩无不洽者，岂非同人于野之意哉？……综观六爻之义，圣人贵人之同，又欲人别同中之异，以化异于同，故取君子之贞，又陈小人之状，莫非所以勉人于中正而已。”a刘沅此论已不再是简单
地从词句上进行解释，而是上升到了圣人作《易》的价值层面，认为同人卦蕴含了天下大同的思想，表达了圣人作《易》以弘扬君子之德的意义。
众所周知，与世界上任何一部经典都不同，《周易》同时拥有两套关系密切的话语体系，即一套独特的符号体系和一套与之相应的文字体系，其中文字体系产生于符号体系之后，是对符号体系蕴含的价值意义的进一步阐释。这里需要说明的是，清儒将图书学归于象数学一脉，认为“汉儒言《易》多主象数，至宋而象数之中复岐出图书一派”。b图书学由此被认为是象数学的组成部分。刘沅对象数学的研究就是从这个思路展开的，他在《周易恒解》中对卦体、爻位、卦主、易图（包括太极图、两仪、四象、河图、洛书、先后天八卦等）进行了分析、阐释，并在此基础上将其蕴意上升到义理学，对《周易》的思想内涵和价值归属进行深度阐发。应该说，从象数学入手，可以更直观地解释卦或图的组成部分，说明各卦的卦意、各图的蕴意以及各卦的由来。在注解《周易》的过程中，刘沅坚持以义理为主而不废象数的原则，多有独到之论，也使《周易恒解》成为不朽之作。刘沅对象数和义理的梳理取舍，有继承，有扬弃，始终贯穿着其对圣人作《易》之旨的理解，标志着其学理的系统化。
三、刘沅融佛道心性说以论《易》
“以孔子为宗”，c同时会通佛道心性之学，这是刘沅治《易》的重要特。需要说明的是，“以孔子为宗”是刘沅在建构易学与佛道会通的思想体系的过程中始终遵循的一个前提或基本立场，其中有两层含义，
一是思想宗旨归属儒家，二是上追孔孟，不以程朱为师。与此同时，刘沅不排斥佛道思想，反而援佛道入儒、会通《易》与佛道。他认为，从根本上来讲，支配宇宙产生、运行、发展的因素只有一个，老子称之为“道”，孔子以其为“太极”。d实际上，将“道”与“太极”联系起来的做法并非始自刘沅，而是源于三国时期的阮籍。阮籍在《通老论》中说：“道者……《易》谓之‘太极’，《春秋》谓之‘元’，老子谓之
a刘沅：《周易恒解》卷二，谭继和、祁和晖笺解：《十三经恒解（笺解本）》卷之五，第63页。
b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二《经部·易类二·易数钩隐图》，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5页。
c刘沅：《周易恒解》序，谭继和、祁和晖笺解：《十三经恒解（笺解本）》卷之五，第3页。
d刘沅在《又问》中指出：“老子曰：有物浑成，先天地生，吾不知其名，强名之曰道。谓太极也，而不以太极名。夫子衍其义曰：《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是孔子始言太极。”刘沅：《又问》，谭继和、祁和晖笺解：《十三经恒解（笺解本）》卷之十，第205页。
‘道’。”a基于儒道发展史，在刘沅看来，后世道士已经无法认识“道”的真谛，仅以肉体长生为修炼目标，最终只能贻误后学，b而儒者则不愿相信儒道会通，更不愿承认儒家道德性命之学与道家修炼之方的内在联系，尤其是程朱一脉的儒者更是混淆概念，不明孟子提出的“存心养性”究竟所指为何。c于是，刘沅所要做的便是重新回归孔孟，借用佛道中与儒学相契合的部分学说，理解孔孟心性思想的本质。
刘沅易道会通、易佛会通思想尽管主要集中于心性之学方面，但他并不是简单地比较二者之间的异同，而是本着正本清源的初衷，重新审视儒道之间的内在联系，这也正是其学术体系被称为“新心学”的一个重要原因。d《周易》由于其文本形式、思想内涵方面的特点和优势，恰好能够成为儒释道三教之间实现沟通、融合的媒介和津梁，e成为刘沅借以阐发其独特学术思想理念的重要载体和平台。
刘沅这一治《易》特与巴蜀地区自古以来的易道会通、易佛会通的学术传统和学林风尚有着密切关系。巴蜀地区自古便是道教兴盛之地，易道会通的历史尤为悠久。例如西汉严遵，蜀郡成都人，以卜筮为业，认为“卜筮者贱业，而可以惠众人”。f史称其“专精《大易》，耽于《老》《庄》”，g他借《周易》中太极生两仪之说，提出“太极之原，天地之先”的观点，融合《老子》“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等说法，对宇宙生成过程进行论述。严遵是易学史上将易道融合的开山人。严遵的弟子扬雄继承了其融合易老的学风，“严君平见黄、老作《指归》，扬雄见《易》作《太玄》”。h可见，在巴蜀地区，严遵、扬雄已首开易老思想融合之风，并自成一系，独具特。此后，随着佛教传入，巴蜀地区的易佛会通也逐渐发展和兴盛起来。
至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时期，伴随着象数易学的延续和发展以及玄学易学的广泛传播，巴蜀地区易道会通、易佛会通之风均有了新的发展。例如，范长生治《易》，号称蜀才易，推尚象数易学。卫元嵩作《元包》，再效扬雄，何妥则尊郑玄之《易》。李鼎祚兼宗象数与义理，在象数废坠的大势中，博采汉魏象数易学，纂成《周易集解》，存其绪余，延其生机，其功尤著。赵蕤注《关氏易传》，以术数见长。
后蜀石经，经注兼采，王弼易学存而见扬。至如宗密易佛相参，于佛教易学自有其功。彭晓为《周易参同契》分章作注，对道教易学颇多发挥，在一定意义上启发了宋代图书易学。i至宋代，随着儒释道进一步合流，易学与道教、佛教的会通也不断加强，特别是儒家士大夫普遍将道教、佛教理论内化于儒学当中，从而拓展、丰富了以佛道心性之学释《易》的路径。例如，陈抟在四川游访，在象数学基础上将儒家修养、道教修炼和佛教禅观等融为一体。蜀地苏东坡精于佛老之学，也体现在其易学思想当中。此外，周敦颐、程颐等曾在巴蜀传道授业，都对当地以佛、道治《易》的学术文化传统有所影响。可以说，融通佛道心性之学以解《易》已经成为巴蜀易学的典型特点之一。
正是这样的文化土壤，孕育了刘沅以佛道心性之学治《易》的学术特点。关于易道关系，刘沅提出：“圣人以尽性立命教人，欲人返回先天之本然，道教所谓取坎填离，即吾儒之克己复礼。天理无人不有，
a阮籍著，陈伯君校注：《阮籍集校注》卷上《通老论》，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第160页。
b刘沅说：“老曰：存神养气，即存心养性也。徒以世俗僧道养空空之心、存后天之气，便以为异端，而其实养浩然之气、不动心之义不明，真大道之贼，则误天下后世苍生于无穷者也。”刘沅：《又问》，谭继和、祁和晖笺解：《十三经恒解（笺解本）》卷之十，第214页。
c刘沅在《又问》中说：“韩昌黎全不知道，见一切异端托于老子，遂贬斥老子。宋儒以理学自命，而谓知觉之心即天命之性，并不知人心、道心，从何而分？今数千年矣。若再不明辨，存心养性之功，何以
实践?”刘沅：《又问》，谭继和、祁和晖笺解：《十三经恒解（笺解本）》卷之十，第205页。
d详参谭继和：《十三经恒解》总叙，谭继和、祁和晖笺解：《十三经恒解（笺解本）》卷之一，第6-15页。
e参见张涛：《易学研究新视野：从综合百家到融通三教》，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年，第239-242页。
f班固撰，颜师古注：《汉书》卷七十二《王贡两龚鲍传》，第3056页。
g常璩著，任乃强校注：《华阳国志校补图注》卷十上《先贤士女总赞论》，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532页。
h陈寿撰，裴松之注，陈乃乾点校：《三国志》卷三十八《蜀书·秦宓传》，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975页。
i参见金生杨：《汉唐巴蜀易学研究》，成都：巴蜀书社，2007年，第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