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弟媳王士琴
作者：秦九凤
来源：《党史博览》2014年第03期
        2002年10月6日5点多，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将笔者从睡梦中惊醒。蒙眬中，笔者听到话筒里传来了低沉的声音：“喂，是老秦吗？我是北京秉和。老人家今天凌晨2点走了，她走得太突然了。老人家生前常念叨的老家人就是你。因此我们把这个不幸的消息尽快告诉你。根据她的生前意愿，她是小民一个，因此淮安老家方面的其他人、其他单位我们就都不通知了。你认为可以告诉的人和单位就请你帮助我们通知一声。”
        打电话的周秉和是周恩寿、王士琴夫妇六位子女中的老五。他在电话中说的“老人家”指的就是他的母亲王士琴。在近20年与周家的交往中，他们几乎把笔者当成家庭中的一分子。笔者曾50余次拜访王士琴。在笔者的印象中，她是一位慈母、老师，也是一位生活低调的平民。
        当时笔者已经退休一年了，但仍以最快的速度向淮安市有关单位及时告知丧讯。随后，笔者自费赶往京城，到设在老人家中的灵堂致哀，并到八宝山向老人作最后告别。
        姨父和周恩来是南开学校同窗密友
        王士琴，满族，1914年4月18日生于吉林。据王士琴生前对笔者讲述，她祖父属于俄罗斯与中国交界处的一个小民族，是个什么族她已记不清了。后来为生活所迫流落到中国的黑龙江省，和满族姑娘结了婚。当时，中国是清政府统治，因此，王士琴的父亲便随母加入了满族。王士琴6岁左右时随父亲迁居哈尔滨市。
        王士琴的父亲王洪杰是一名受过洗礼的东正教教徒。王洪杰幼年家贫，靠自学成为一名俄语专家。20世纪二三十年代，王洪杰在中东铁路担任俄文翻译处处长，并兼任哈尔滨工业大学的客座教授。其间，他还做过中国驻海参崴的副领事，经济收入比较丰厚。王洪杰通过自己的生活经历深感个人奋斗和自食其力的重要性，故十分重视对子女的教育。他为孩子们请了家庭教师，让他们学习俄语，同时也学习英语和日语。他说：“我没有什么财产留给你们，只能给你们留下一个饭碗（指一个能挣钱吃饭的手艺或技能），好让你们日后有一碗饭吃。”
        王士琴的大哥早年去世。二哥王语今后来成为一名小说翻译家，曾翻译过苏联著名作家尼·奥斯特洛夫斯基的小说《暴风雨所诞生的》。抗战期间，王语今在重庆中苏文化协会工作，还曾为周恩来和许多民主人士做过即席翻译，新中国成立后在北京地质学院当过俄文教授。
        王士琴高中毕业后本想东渡日本学习医学，但时逢父亲退休，家庭收入锐减。王士琴为了照顾家庭，替父亲分忧，遂放弃了留日计划，考入哈尔滨电业局做了一名文秘。
        王士琴5岁丧母，继母陈玉文出身于书香之家，毕业于吉林女子师范学校。陈玉文有一个夫名叫张鸿诰，是周恩来在南开学校时的同窗密友，后来又和周恩来一同赴日本留学。1919年周恩来离开东京准备回国前，曾手书两年前出国留学时写的《大江歌罢掉头东》赠给张鸿诰留念，如今这份珍贵的周恩来早期手迹保存在国家博物馆。1936年夏，王士琴经姨父张鸿诰介绍，嫁给了正在哈尔滨税捐局工作的周恩寿。
        新中国成立后，有一次张鸿诰赴京，周恩来在西花厅招待老同学。席间，周恩来还曾笑着问：“老同学，我们是老同学、老朋友，一直以兄弟相称；可是现在士琴叫你姨父，我该怎么称呼你呢？”张鸿诰笑着回答说：“士琴叫归她叫，我们还是兄弟。”说到这里，满桌人都笑了起来。
        1943年，周恩寿为躲避日本人的盘查，带着全家移居天津，与嗣母杨氏（四伯母）一起生活。王士琴在哈尔滨时生有长女周秉德（第一胎周秉哲夭折）和长子周秉钧；移居天津之后，又生次女周秉宜和次子周秉华。
        1947年3月，蒋介石命令胡宗南率部进攻延安，周恩来随转战陕北。国民党实行保甲连坐制度，周恩寿被邻居检举，导致他被国民党天津警备司令部拘捕。王士琴忧心如焚，带着四个孩子在担惊受怕中度过了三个多月。后来，经周恩来在南开学校时的化学老师伉乃如和同学常策欧等出面作保，周恩寿才得以获释。
        周恩来夫妇帮助照顾孩子
        1949年初，天津、北平相继解放。王士琴随丈夫一同赴北平见到了他们日夜想念的兄嫂周恩来、邓颖超。当周恩来问王士琴是哪里人时，王士琴告诉他：“我的老家不好，我是东北哈尔滨人。”因为东北早在清末就被沙俄统治，后来又被日本强行占领，所以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导致关内人对东北人的歧视。谁知周恩来一听，马上瞪起眼睛说：“东北有什么不好？我就是吃东北高粱米长大的。东北的寒冷和高粱米饭才使我练就一副好身体。”
        周恩来没有因周恩寿是自己的亲弟弟而给予特殊照顾，而是要求他立即去华北人民革命大学学习，待世界观改造好了，再等待组织分配工作。要强的王士琴向周恩来表示她也想出来参加工作。她的要求得到了周恩来和邓颖超的理解与支持。在他们的安排下，周恩寿和王士琴的四个孩子很快被送进了寄宿制的中小学和幼儿园。周末，孩子们可以回到中南海西花
厅居住。当时，周恩来和其他干部一样都是供给制，不发薪金，由组织上负责干部及其家属的生活，生活水平都不高。1952年改为薪金制后，孩子们的学费、生活费仍由周恩来负担。王士琴减少了后顾之忧。1950年，她受聘于北京女四中，任俄语教师。
        周恩寿和王士琴当时有四个孩子，周恩来没有孩子。他们提出要将周秉宜过继给大哥，原因是六伯父周嵩尧当年在西花厅说小咪（周秉宜小名）这孩子长得挺像她奶奶。因此，周恩来夫妇对周秉宜也就多了一分喜爱。于是，周恩寿就向兄长提出把周秉宜过继给他们。但是，周恩来没有同意。他说：“假如我要了你们的一个孩子，将来别的孩子就会认为我这个做伯伯的偏爱、不公平。现在这样不是挺好吗？你们的孩子我都会当作我自己的孩子来看待的。”
        解放初期，国家尚未实行计划生育。1951年和1952年，王士琴又先后生了幼子周秉和、幼女周秉建。这时，她正在北京女四中教书并担任班主任，教学任务重。困难之际，嫂子邓颖超出钱请了两个老大娘来帮她照看孩子和料理家务。邓颖超还请两个老大娘到西花厅吃了一顿便饭，并对她们说：“家里又添了两个小孩。按说，照顾孩子本该是我这个做大妈的事儿。可是你们看我工作这么忙，身体又不好，所以只好把你们请来帮忙。以后就请你们多费心了。”后来，国家实行了工资制，周恩来和邓颖超每月都拿出钱来资助周恩寿夫妇。
        孩子们年幼，容易生病，周恩来和邓颖超没少跟着操心。1956年春，老五、老六同时出麻疹，必须住院，正巧周恩寿出差在外，王士琴交不起住院费。情急之下，她去兄长帮忙。周恩来听说孩子有病，立即嘱咐卫士长成元功拿出钱来救急。还有一次，周秉和因为夏天受暑，脸上身上长了许多疖子，邓颖超干脆把王士琴和孩子接到西花厅住了一个暑假，直到孩子病愈才送他们回家。
        在周恩来和邓颖超的关照下，孩子们健康成长，王士琴也能安心地在学校教课了。
        “”中，为丈夫、子女担惊受怕
        1968年2月，已经退休在家养病的周恩寿受江青等一伙人的迫害而被拘捕审查。王士琴忍受着极大的痛苦和精神压力，坚持去学校上课。当时周恩寿的退休金已经被停发，但生活费等还可以在被停发的工资里支取。这样，王士琴每个月都按时去支取周恩寿的生活费给被监管中的丈夫送去。
        王士琴的六个孩子也分别在广东、河北、四川、内蒙古，以及陕西的西安、延安工作与
劳动。周秉和、周秉建只有十五六岁就分别去了延安、内蒙古插队，更让她牵肠挂肚。农村条件比较艰苦，王士琴既担心在延安的周秉和挨饿，又担心在内蒙古的周秉建受冻，她省吃俭用攒点钱，万不得已时又把自己珍藏多年的首饰拿出来卖掉，买了食品和棉衣棉鞋给孩子们寄去。那时住的都是公房，每月要交房租。王士琴为了挺过暂时的困难，把原来住的一套大一点的房子退掉，另换一套面积要小得多的房子，以减少开支。
        在这最艰难的时刻，又是周恩来、邓颖超向她伸出了援助之手，帮助她渡过难关。邓颖超把已经工作的周秉德、周秉钧到西花厅来商量：“现在我们来分分工：秉德负责秉和的生活费，秉钧负责秉宜的生活费（当时周秉宜大学还没毕业），我来负责小六秉建。不是我和你们伯伯出不起这点钱，我们是想让你们也为妈妈分忧，养成对弟弟妹妹的责任心。”
        与笔者亲如一家，把周家的事“和盘托出”
        周恩来逝世几年后，有关周恩来的纪念地相继修复、开放，王士琴都给予了极大的关心、支持。笔者从1991年参加筹建淮安周恩来纪念馆起，曾多次赴京。每一次到北京都去看望这位慈祥而又饱经沧桑、说话风趣、乐观的老人。
        从1991年至2002年，笔者从老人那里征集了许多件有关周恩来、邓颖超的遗物。第一件是1991年10月从她手中接过的周恩来在新中国成立初使用过的一只文具罐。后经我们调查证实，那是周恩来盛放大头针和曲别针之类小文具用的。它原来是一只养蟋蟀用的罐子，野檀木质地，做工非常精细。记得王士琴把这只文具罐交到我们的手上时，还谦虚地说：“我们手里已没有什么有价值的东西了，这只小罐子如果你们认为有用就拿去吧，也算是我们对老家淮安筹建兄长纪念馆的一点心意吧。”
        后来，笔者去北京次数多了，看望王士琴的机会也多了，以至到后来亲如一家。她把所知道的周家“秘密”都毫无保留地“和盘托出”。
        在她家，当笔者看到周恩寿的卧室门口悬挂着一幅纯真而美丽的少女照片时，就问道：“王老师，这是谁呀？”“那是我孙女，你看像不像？”笔者一思忖，老人的几个儿女只有周秉宜生的是女孩，但当时远远没有照片上的姑娘年龄大，便说：“王老师，您骗我。您哪有这么大的孙女？”听了笔者的话，她乐呵呵地说：“小秦呀，人都有年轻的时候，都有美丽的岁月。这还是我高中毕业时的照片，当年我才只有18岁。”王士琴一边说，一边沉浸在幸福的回忆中。
        1995年，笔者写了《周恩来胞弟周恩寿》一文。其间，笔者曾四次将稿件寄给她或当面呈给她审阅。最后定稿时，王士琴诙谐地说：“感谢九凤，你没有把我们家老周写成窝囊废！”当她读到文章结尾，说周恩寿生前十分想回家看看，而哥哥周恩来因严于律己没有同意，导致周恩寿临终前十分动情地交代：“我走了以后没有别的要求，唯一的希望是把我的骨灰送回淮安去，让我能叶落归根！”她读到这里时，再也无法控制自己的感情，失声痛哭，好一会儿才缓过神来。那天，她一下从家中出14件有关周恩来、邓颖超的遗物交给笔者，还打趣说：“小秦呀，我一高兴，一下就给了你这么多东西。今天，一些连对我的子女也没讲过的家里事也告诉了你。”
罗云熙真妻子照片老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