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云熙真妻子照片老婆我一面为小杨计算，一面就说起我结婚的时候如何如何。我觉得有些事，就硬是非要经过相当时间之后再说，才有昧道。现在我提10多年前，我结婚时候的情形，我不知新朋友听了做何感想，老朋友却一定会觉得亲切，而发出会心的微笑。
那时候，是1948年，台湾光复才两年多。我和他同在台湾广播电台做事。我们都是凭着年轻人出来闯荡的心情，只身来台，可说是“四手空空”。要结婚的时候，同事们先就为我们担起忧来——没有钱，怎么结婚？
于是，他们就提议给我们来个会。每位出几千元老台币，10位即可得几万元。至少可以买点必须的衣物用具。我们两个“小天真”商量了一下，却婉谢了。说，起了会，将来还不是要还？不如不要。那时，我每月薪水是2.6万元老台币（约合现在600元）。发了当月的薪水，买了一件略微像样的旗袍料，就已去掉了两万元。他的薪水也比我多不了多少，大概是3万元之谱。我们跑遍了台北市，好容易给我买到一双合脚的白虎皮高跟鞋，说也凑巧，也是两万元。这样结算下来，我们二人的全部余资，就只剩下了1.6万元左右。也就是说，既不够再买一件衣料，也不够再买一双鞋了。
我把剩的这点钱，放在钱包里，老同学泽宜跑来张罗，说：“新娘子不买点东西吗？我陪你办
嫁妆去！太平町（延平北路）东西便宜。”于是，我们煞有介事地去了。结果，我挑来挑去，只买了一瓶小号的Pond'S面霜，以下就什么也不买了。泽宜问我：“怎么不一起买好，难道还要再跑一趟？”我说：“没有什么可买的了。”其实，就连老同学，也不知我竟然那么穷。我手中只剩万余无，还得租件礼服，礼服就要一万元租金，剩点零钱压口袋，总比都花了好。
礼服有了，鞋有了，化妆品有了，旗袍有了。当时台大工学院的彭院长是我父亲的好友，也是我在台湾仅有的父执辈。我请彭伯伯做主婚人。彭伯母送了我一件很漂亮的衣料，是紫红、粉红、粉蓝、白等等彩大花朵的。比我自己买的那件值钱多了。我决定先把这件做好，在婚礼那天穿。
结婚，一向是以新娘子为主角，因此，先忙我的。我的忙好了，这才想到新郎还没有衣服。那时，他本来有两套勉强可以见人的衣服，但是，他把一套新的送了朋友，身上一套太旧，简直不能做礼服穿。无奈，只好向一位朋友黄君商量，由他向他的同事转借一套，试了试，倒还合身，皮鞋也就免买新的了。
朋友黄君是个总务人才。他平常和我们一同玩闹，常表现出他安排事务的才干。这时，便自告奋勇，替我们负责办酒席。有些朋友早已自动先把应送的礼金送来，由黄君统筹办理。黄
君果然有气派，他把礼堂订在“凯歌归”（“凯歌归”是当时最高级的宴客处所，位于仁爱路东门旁。）我们起先怕钱不够，不大赞成。黄君却很得意地告诉我们，一切他自有打算所收礼金除掉开销之外，可能还有盈余。
现在我们担心的只是家具了。要说，日式房子，家具也不很重要，只是内地人习惯有个桌椅。尤其新婚之后，一定要招待朋友总不能让人家学日本人，席地而坐。所以，我们和黄君商量，由他帮我们买了一个三夹板的圆形小几，但却买不起沙发。无奈，只得向当时电台的业务科王科长家里借来一套，言明数日之后，即行归还。
于日，吉日良辰到了。我此地无家，主婚人彭伯伯是代表父亲。彭府就是我的娘家。彭伯母里外地张罗忙碌，帮我打扮整齐。临上汽车的时候，她忽然发现我手上仍拿的是平常上班用的那个黑长方形的公事包。说：“这怎么行？”她可没想到我和新郎俩人都那么穷，以为是我忘了买了，回身把她自己的一个新的白皮包拿来递给我，说：“用这个吧！”
我接过来，倒是觉得自己顺眼多了。
我们坐车子先到台湾摄影社照了照片，新娘花不知他是从哪里买的，红红绿绿的一大堆，实
在俗气。临时向照像馆老板借了一束假花，那花是清一淡黄的马蹄莲，非常别致。后来我把那张彩的结婚照片寄回家去，家中亲友来信，一致赞美，说台湾的花真好看！
我照完了像，来到“凯歌归”，在黄君燃放的鞭炮声中，进了新娘休息室。同学泽宜对着身穿礼服。头戴花纱的我看了一阵，失声叫道：“哎呀！怎么没戴耳环？”
“为什么一定要戴耳环？”我说。
“不行，不行。”她说，“手上也光秃秃的，像什么话？”
她边说边跑出去，坐车到她铜山街的家里，把她二何太太的金手镯、金戒指、金耳环，叶铃咣啷的带来一堆。挑了几样给我戴上。那真是我有生以来，唯一的一次，戴了那么多的金饰！
婚礼进行曲是电台的唱片，经过扩大器播放，那倒是最标准的演奏——我想，大概是波士顿交响乐团灌录的。彭伯伯把我带进礼堂，司仪开始一项一项的赞礼，各项的致词、行礼、盖章、奏乐等等，循序进行，直到礼成，没有人发现我们的婚礼省掉了一个项目，也许有人发现，而没好意思提出纠正——我们没有交换饰物。省掉这一项目的原因，是我们买不起金饰，
没有饰物可以交换。所以，事先就彼此同意，“免了这项吧！”谁说结婚一定要交换饰物？不交换又怎样？于是，我们理直气壮地免了这一条。
喜筵开始，宽敞的大厅，清清爽爽地排开十几桌酒席。那气氛，实在很美，不像两个没有钱的人在结婚。婚礼完毕，朋反们一哄到了我们的新房，少数人占据了借来的沙发椅，多数人还是得坐在“塌塌米”上。我招待大家吃西瓜。大家把西瓜皮都扔在脸盆里，西瓜水还是弄得“塌塌米”上到处都是，后来一直都在招蚂蚁。
我们的床是向公家借的两张单人床，我把它们并在一起，变成双人的。上面的床罩是他在地摊上买的红丝织的窗帘纱。大概是日本人留下来的。幅面很宽。我把两幅缝在一起，铺在床上，两边长长的垂下来，不但喜气洋洋，而且十分别致。朋友们人人说好，女同事而且还决定明天也去逛逛地摊，看还有没有类似的帘纱，也可买来应用。
第二天，朋友黄君拨着算盘，来向我们报帐。朋友送的礼金不少，去掉礼堂租金、酒席钱、小帐、杂支等等，还剩下3万多元。我一想，那怎么行？结婚怎么可以赚朋友的钱？人家送礼的钱，我们怎么可以不吃完，而挪做别用？于是，在结婚半个月之内，我三天两头请客，直到把那些剩下的钱统统请光，才算放心。而那一阵，正赶上台风季节，常常下雨。一下雨，
房子就漏。我把中间漏雨的地方摆满了洗脸盆、奶粉罐和水桶。把朋友都赶到不漏雨的角落里，让他们坐在墙角边，吃我做的“灵感菜”。朋友们也完全一副“宾至如归”的样子，忘了我们本来没钱，怎么还直请客？
好了，这时，婚也给了，礼金也花完了；金饰还给了何太太，皮包还给了彭伯母，沙发也还给了王科长。我们新房的客厅里，就只剩厂一个孤零零的三夹板圆茶几。没有沙发，光有茶几，真是难看。我们只得向公家借了4把本制的办公椅子，围在圆几周围。办公椅子太高，茶几太矮，但是并不妨碍朋友们来聊天的兴致。他们那居高临下，身坐办公椅，面对咖啡桌，高谈阔论的风采，我至今犹觉历历在目。
我们没有负债，所收礼金也完全“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现在想来，那时真有点傻里傻气，糊里糊涂，莽莽撞撞。也就是因为年轻，凡事凭一股冲劲，管它三七二十一，一切传统的风俗礼节，一切瞻前顾后的想法，统统不在我们考虑范围之内。我们的结婚喜帖是一位写诗的朋友设计的。他用厚的卡纸做成双折的卡片（当时的卡纸很黑，很粗，如今大概谁也看不上眼）。卡片是正方形，正面印新郎新娘的名字，背面印了一幅象征爱情与祝福的木刻画。里面的词句是我们别出心裁创造的。写的是：
“我俩决定于X月X日X时在台北‘凯歌归’结婚，欢迎您来参加我们的婚礼。”
过了好几年，我们一直很穷。忽然有一天，他在电台晚会中摸彩，得了一个不锈钢的戒指。我看了，说：“你直到现在都没给我一个结婚戒指，不如就把这个给我吧！”于是，他把那枚戒指套在我手指上。以后我就一直戴着它。看见它的人都以为它是白金的，而且都说：“看那古怪的花纹，也不是本地货；又那么宽，一定很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