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厢记》人物形象历史沿革
付雨鑫
【摘 要】王实甫的《西厢记》来源于元稹的唐传奇《莺莺传》,后来崔莺莺和张生的爱情故事历经了唐、金、元、明几个朝代的演变和改良,这段爱情故事无论从情节、人物、主题还是最后的结局上都发生了重大改变。''''文变染乎世情'''',正如刘勰所言,在崔莺莺和张生爱情故事的演变中得到了很好的验证。在唐传奇《莺莺传》中,崔莺莺和张生的爱情故事以多情的崔莺莺遭受了始乱终弃的命运结局,而随着时代的发展,这段爱情故事演成有情人终成眷属的美好结局。由于时代环境的发展,王实甫的《西厢记》走出唐传奇《莺莺传》,蜕变为世代流传的爱情佳话。
【期刊名称】《佳木斯职业学院学报》
【年(卷),期】2017(000)009
【总页数】2页(P68-69)
【关键词】《西厢记》;崔莺莺;红娘;张生
【作 者】付雨鑫
【作者单位】东北师范大学文学院
【正文语种】中 文
【中图分类】I207.3
元稹的唐传奇《莺莺传》由喜到悲，凄婉动人地描写了张生和崔莺莺从相见、相知、相悦、相欢、相爱，而以张生的始乱终弃作为结尾的爱情悲剧的全过程，细腻地展现了崔莺莺极其鲜明的个性性格和深刻社会内涵的典型特征，塑造了一个冲破封建礼教樊篱，争取爱情自由的叛逆女性的形象。故事发生在贞观元年，张生游蒲州，暂居普救寺，巧遇同样暂居于此的表亲崔家母女。当时正赶上蒲州发生兵变，张生设法保护了崔家母女，崔夫人设宴答谢，并且命女儿出来拜见张生，可是莺莺一再拖延，“久而久之”，既“双脸俏红”，又“凝睇怨绝”，一幅羞涩而不情愿的样子，表现出一个名门少女所有的端庄、羞涩、娇羞、矜持的性格特点。张生看到莺莺的美貌十分惊艳，转托婢女送去两首《春词》逗其心性。莺莺当晚即做《明月三五夜》一诗作答，暗中约张生在西厢内相见，当张生如约前来，莺莺却“端服严容”，大谈
一通“非礼勿动”的道理。这一切举动都说明崔莺莺所具有的双重性格特征，在崔莺莺的性格中既有青春的骚动和对爱情的渴望，又有在道德礼教约束下的犹豫徘徊。
而深入来看，我们其实可以发现，崔莺莺对于自己被抛弃的结局是有预感的，她既渴望爱情，同时又对爱情没有把握，这也构成了崔莺莺在行为上的矛盾和反复。一方面，对爱情的渴望导致其内心想要冲破礼教束缚的冲动；另一方面，对自身未来的担忧又使得她在每次热情迸发之后表现出的对张生的冷漠。崔莺莺和张生的爱情故事由相遇到结合的过程既是一个情欲与礼教冲突最后以情感战胜礼教的过程，也是一个集渴望、担忧于一身的内心充满矛盾的过程。在这一过程的最后，她恢复了青春少女的本性，主动去张生，自荐枕席，体验到了自由恋爱的愉悦。然而接踵而至的打击，使得莺莺陷入被抛弃的痛苦深渊。张生赴京赶考不归，莺莺虽给张生寄去书信和信物，但是张生最终始乱终弃，造成了崔莺莺的悲剧结局。
《莺莺传》在文末对张生这种绝情的展示，对于作者而言有为张生“文过饰非”之嫌，而在客观艺术效果上，却起到了对爱情不专一行为的批判，产生了真正打动人心的悲剧力量。
在崔莺莺和张生的爱情故事的演变中，董解元的《董西厢》完成了重要的转变和过渡，《董西厢》无论从内容、情节结构、人物形象、主题和艺术特各个方面都为后来王实甫的《西
厢记》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框架和基础。在内容上，董解元的《董西厢》将原来崔莺莺和张生的悲剧爱情改编成一个有情人终成眷属的美丽爱情故事。在人物形象上，增加了红娘形象在其中的份量，并且使得崔莺莺和张生的形象得到改变。在情节结构上，董西厢增加了故事情节的曲折，使得这段爱情故事更加耐看，引人入胜。在艺术特上，董解元将少数文人手中的唐传奇改编成供大众娱乐的讲唱故事，为后代戏曲发展结构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而且这种改变使得《西厢记》的受众不再只限于知识分子，而是扩展到众中去。因此，董解元的《董西厢》的变革使得崔莺莺和张生的爱情故事焕发了新的生机和活力。
在《董西厢》中崔莺莺身上的枷锁更加沉重，因此她与张生爱情自由的目标也更加遥远和难以实现。作为相国千金，老夫人对于莺莺的约束以及封建等级制度和礼教对于她的束缚更加牢固，为崔莺莺与张生的爱情制造了更加多的阻碍和坎坷，使得他们的爱情故事在挣脱重重阻碍和坎坷后的结合显得更加珍贵，这份来之不易的爱情才更让人感动，也更加印证了有情人终成眷属爱情佳话，重在于“终”，太容易得到的东西往往不能够让人珍惜，只有历尽心酸和折磨后的爱情才能闪现动人的光辉。
在《董西厢》中，张生不再是一个始乱终弃的形象，而是一个多情重义的书生形象，让张生
的形象多了许多温情和感动。开始时，张生为了崔莺莺“衣则废寝，昼则忘餐”，“不以进取为荣，不以干禄为用”；“兵围普救寺”的突然事件给他带来意外机遇；他毛遂自荐，提出退兵之策，可是事后老夫人出尔反尔，以及后来由于误会在莺莺面前碰壁，使得张生在相思和绝望之余，准备悬梁自尽。这是张生第一次准备以生命来表白自己对爱情的心迹，这无疑显示张生在忠于爱情的道路上又前进了一步。张生的坚贞不渝更表现在高中探花郎之后，并没有像常见的负心汉一样喜新厌旧，而是越加深情地爱着莺莺，尤其是当老夫人听信郑恒的谗言，名副其实地“赖婚”的时候，他也不理会法聪的劝诱：“学士何娶不可？无以一妇人为念”，仍然忠于自己的爱情理想，准备和莺莺悬梁自尽，“生不同偕，死当一处”，再一次以死殉情。在这里，张生的品德和情操都闪耀着人性高尚的光辉，和《莺莺传》里那个始乱终弃的张生判若两人。由于《董西厢》中的张生以这样的崭新面貌出现，对于改变和提升作品主题发挥了积极意义。
与改变张生和崔莺莺面貌相适应，作为他俩爱情的牵线人，《董西厢》对于红娘也作了很大改变。红娘在《莺莺传》里原本只是一个无关紧要的普通丫头，然而在《董西厢》里，她被赋予了爱憎分明、见义勇为、乐于助人的性格，是个热情、机智、勇敢、十分可爱的人物，成为一个不可或缺的艺术形象，一个有血有肉的艺术典型。
王实甫的《王西厢》在内容上对《董西厢》继承较多，但在形式变换和细节处理上更加工巧。《王西厢》通过对《董西厢》的改写把西厢记故事推到了最高峰。《王西厢》在情节上进行了完善，使故事发展更富有逻辑性。心理刻画更加细腻，人物形象也更加丰满。因此《王西厢》较《董西厢》前进了一大步，西厢记故事由此也基本定型。尽管明清时代又出现诸多改本和续本，但《王西厢》始终占居首位。然而通过对比却可以发现，王西厢的升华实际上是把人物形象理想化了，《董西厢》的人物可能更加符合实际，也就是与现实生活更加贴近，而《王西厢》里面的主人公就难免有着许多常人所具有的种种令人不满意处，这也是很多人无法接受的原因之一。
相比于《董西厢》，《王西厢》中的莺莺形象就显得含蓄、矜持的多。我们对比一下张生中举归来后莺莺的言谈举止。在《董西厢》中张生与法聪正在商量对付郑恒的方法，突然听到窗外有人笑着说：
“尔等行凶，岂不累我？”打开门，移时节，方认得，是两个如花女：“一个是莺莺骎骎步月来，红娘向后面相逐。开门相见，不问个东西便抱住，可憎问当：‘别来安否？’也无闲话，只办得灯前魆魆地哭”。再看《王西厢》中的描写，张生问莺莺：“小间别无恙？”莺莺回答
说：“先生万福！”红娘见莺莺如此，急着对莺莺说：“有的言语，和他说破。”于是莺莺叹一声气说：“待说甚么的是！”“不见时准备着千言万语，得相逢都变得短叹长吁。”接着开始责问张生“张生，俺家何负足下？足以见弃妾身，去卫尚书家为婿，此理安在？”
从莺莺这些举动和话语中可以看出，从《董西厢》到《王西厢》莺莺形象越来越鲜明，更加契合一个大家闺秀的身份，从一开始见面是毫无遮拦的拥抱到短叹长吁，由一开始的别无闲话到责问遗弃自己的原因，她是在不断进步的。
而张生的形象也是不断拔高的，在《董西厢》中的张生并非一个爱情第一的痴情种，在爱情之余他对名利的追求及自身性格上的不足在著作中表现得很明显，这样，情节上更符合社会实际，因为在儒家文化的影响下，男儿考取功名才是正途。张生救崔相国家眷，其动机的不纯性也更加趋向于社会现实。与之相较，《王西厢》中的张生就很明显是一个爱情第一，愿意为爱情而抛弃名利的痴情儿。这在孙飞虎围攻普救寺一场中体现得十分明显。
在《董西厢》中写道，孙飞虎兵围普救寺要抢莺莺，张生非但不帮忙，还讥笑众人无退兵之策，法本大师请张生相救崔相国家眷。张生却说：“夫人与我无恩，崔相与我无旧，素不往来，救之何益？”老夫人亲自“以礼见生”，哭着求张生设法退敌。张生云：“不是咱家口大，略
使权术，立退干戈。除去乱军，存得伽蓝，免那众僧灾祸。您一行家眷，须到三十五口，大小不叫伤着一个。恁时节，便休却外人般待我？”这才迫使老夫人不得不许诺：“是何言也？不以见薄为辞，祸灭身安，继子为亲！”张生这才请白马将军解了兵围。而在《王西厢》中，张生是自愿前来帮相国家眷解兵围的，并无如此傲慢的态度，而且是老夫人事先定下“能退兵者许莺莺为妻”，而非被迫许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