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涉案剧中反派角形象的嬗变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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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狂飙》为例
阴何颖欣
摘要:在涉案剧中,反派角作为触发主要矛盾、引发关键剧情的核心部分,其塑造的成功与否甚至直接关系到一部剧的好坏。通过研究中国涉案剧中反派角形象的嬗变史,可以总结中国涉案剧反派角的总体特征,为未来涉案剧中的反派人物的塑造提供参考,从而创作出更多深入人心的法治题材影视作品,为传播法治理念贡献艺术力量。
关键词:涉案剧反派角人物塑造法治题材
2023年,演员张颂文凭借《狂飙》中的“高启强”一角强势“出圈”,引发广大网民讨论。《狂飙》作为一部现象级涉案剧,在反派角像的塑造上取得了一定的成功,除了主要反派高启强之外,该剧对高启盛、徐江、泰叔等反派角的塑造也是鲜活生动、有血有肉。涉案剧在中国发展40余年,反派角形象的嬗变不仅与观众审美需求的变化密切相关,更与电视剧产业的发展息息相关。
从“破冰”到“狂飙”
涉案剧主要是指以反腐打黑等重大社会问题为主要题材,以展现侦破大案要案的过程为主要剧情,以弘扬正气、歌颂正义为主旨的当代电视剧。[1]中国悬疑涉案剧的创作相对滞后,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台湾、香港等地就以中国古典公案小说为蓝本,率先创作出了《包青天》(1975)、《狄仁杰断案传奇》(1986)等剧,对该类作品进行了初步尝试。[2]实际上,我国涉案剧发展可谓举步艰难,经过了大起大落才迎来如今的繁荣。我国涉案剧的雏形初现于1979年改编自同名小说的单本剧《神圣的使命》,而后1987年12集电视剧《便衣警察》的播出实现了我国涉案剧的第一个创作高峰及收视高点,涉案剧开始展现出蓬勃的生机。在此后的发展中,《刑警本》《黑冰》《征服》《重案六组》《红康乃馨》等一系列涉案剧的播出反映了当下中国涉案剧创作的高涨热情,但持续的创作热潮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剧情雷同化、画面暴力化趋势。对此,2004年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发布《关于加强涉案剧审查和播出管理的通知》进行限制,我国涉案剧度进入了长达7年漫长的沉默期,除后来的《女子监狱》,数年内再无涉案剧杀入黄金档。2012年,《营盘镇警事》带着监管部门对涉案剧的要求与期待重返大众视野,涉案剧迎
来发展新机遇,尤其是2016年后以《法医秦明》《扫黑风暴》《破冰行动》为代表的一系列高质量涉案剧
作品密集回归,不断刺激着创作者以更高的标准来创作涉案剧。2020年爱奇艺“迷雾剧场”系列推出后,《隐秘的角落》《沉默的真相》两部现象级悬疑类型涉案剧在网络平台掀起讨论热潮,此后,我国涉案剧在“戴着镣铐跳舞”的形式下迎来了新的发展,开始“狂飙”热潮。
涉案剧中的反派角形象嬗变
涉案剧讲述的是在涉案背景下正邪对立,最终正派压倒反派的故事,作为主要角出现的反派角不仅可以激发主要矛盾、触发关键剧情,还可以通过对反派角的成功塑造起到烘托正面人物、反观复杂人性的作用。反面角的塑造越是灵动和鲜活,观众就更能从他命运的毁灭和堕落来认清现实社会的本质,来接收源自于正义的巨大能量,更强化了电视剧的精神内涵和教化意义。[3]所以在涉案题材电视剧中,反派角塑造的成功与否对涉案剧质量的优劣起到了关键性的影响作用。回溯中国涉案剧的发展历史,可以发现我国涉案剧中反派角整体由“扁平人物”向“圆形人物”转变,形象塑造历经了扁平化、英雄化、立体化三个阶段。
启蒙时期:扁平化反派(1978-1992)。“扁平人物”和“圆形人物”的概念出自英国文艺理论家E·M·福斯特的《小说面面观》:“扁平人物最简洁的形式就是他们是环绕着一个单一的概念或品质塑造起来的;如果他
们身上的概念或品质不止一种,我们就会看到他们逐渐向凸圆的人物发展的趋势。”[4]1978年“”结束后,中国电视剧进入中国电视剧史上的产业孕育期。[5]中国早期的涉案剧中,反派角的塑造往往都是扁平化、脸谱化、定型化的。“”十年“样板戏”的“二元对立”单向思维持续影响到了此后的电视剧创作,使得这一时期的涉案剧反派角在一出场就能够被辨认出黑白,情节设计存在人为痕迹较重的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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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便衣警察》(1987)中,甘副局长的塑造就是一个典型案例。在人物亮相时,该角以一种颐指气使的态度进入办公室,霎时间打破了办公室轻松的氛围。在人物行动上,甘副局长总是表现出一种高傲的姿态,不允许他人反驳,不弄清事实就对周志明进行拘捕;在徐邦呈潜入南州市时,不合身份的诱供也使得甘副局长身上具有了鲜明的反派特征。这种方式虽然能够帮助观众立刻理解剧情,但是总给人一种脸谱化的感觉,缺乏一定的真实性。在涉案剧逐渐成熟的发展浪潮下,中国涉案剧中反派角的形象塑造慢慢走入了“英雄化”时期。
发展时期:英雄化反派(1992-2004)。1992年,中国社会正式步入了市场经济时代,广播电视被纳入第三产业范畴,社会资本开始涉足电视剧制作领域,电视剧的商品化属性日渐凸显,中国电视剧的发展也正式进入了市场化发展阶段。以《中国电视剧市场报告:2003-2004》为据,这一时期的涉案剧具有播出频次高、市场份额大、播出比例大、播出量大的特点。同时期,受海外电视剧的影响,在涉案剧创作热情持续高涨之下,反派角形象塑造的审美走入了一个“英雄化”的误区:部分涉案剧为了提高所谓的观赏性,把犯罪分子塑造得神通广大、风流倜傥、魅力无限,使“三观”和行为方式使处于不定型时期的青少年受到误导,竞相模仿,从而产生诸多不良后果,当时的警匪剧、凶杀剧、暴力剧的盛行,已经在某种程度上成为导致未成年人犯罪的直接诱因。[6]在电视剧《黑冰》(2001)中,对反派郭小鹏的塑造就流露出了一定的“英雄化”现象。在人物亮相时,郭小鹏穿着一袭风衣从机场走出,给观众一种风度翩翩的儒雅形象,而在后期人物塑造的过程中,不论是对刑警李建新还是卧底鲁晓飞,郭小鹏总是以彬彬有礼的态度与其相处,甚至会在公司会计想要偷税漏税时劝说其要“遵纪守法”,塑造出了一个高学历、高智商、有孝心、懂礼貌、温文尔雅的总裁形象。以这样过度美化的方式去塑造一个反派人物,虽然可以在后期带来意想不到的反转,提高所谓的观赏性,但其美化的尺度是不恰当的。英雄化的反派形象不仅容易将善恶混淆,更容易引发观众的模仿心态,造成一定的社会危机,所以当时爆发式增长的涉案剧被一度踢出了黄金档。可艺术是不会消灭的,当一种艺术形式遇到了瓶颈,就需要经过一定时期的沉淀与思考,在到正确的道路后再厚积薄发,所以在社会、经济、政策和艺术水平发展的浪潮下,中国涉案剧到了发展的新机遇,对反派角的塑造也日渐成熟,走入了“立体化”时期。
复苏时期:立体化反派(2012至今)。2004年广电总局发出《关于加强涉案剧审查和播出管理的通知》后,涉案剧创作进入了持续低迷阶段,直至2012年《营盘镇警事》的播出,才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同年,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正式实施了一系列重要政策,电视剧产业生态迎来新的拐点,进入产业繁荣期。我国现实社会和影视政策为涉案剧的创作提供了丰富的选材基础和广阔的创作空间。[7]定制剧模式渐入佳境,与主旋律电视剧交叉的涉案剧迎来了新的生机。2017年在湖南卫视独播的涉案剧《人民的名义》改变了以往人们对主流电视剧人物性格单一、剧情生硬俗套的刻板印象,在主题上紧扣现实中持续推进的反腐败斗争,在创作上注重塑造人物、挖掘人性,为主旋律电视剧的创作生产和传播树立了一个标杆。[8]
同一时期,我国网络剧也呈现出爆发式增长,包含高智商的悬疑推理内容在经过不断的尝试、摸索之后,也逐渐形成了与互联网媒介性质及网生代受众趣味相符合的内容特点,[9]创作出了以《隐秘的角落》《猎罪图鉴》等为代表的一系列优质涉案剧。在多元化叙事的背景下,涉案剧关于反派角的人物形象塑造以立体化的“圆形人物”为主导,登上了一个新的台阶。在《隐秘的角落》(2020)中,张东升一角的生动塑造,使这部剧一度成为悬疑涉案类现象级作品。在人物亮相时,该角顶着一头凌乱的头发,戴着斯文的眼镜,抱着相机陪岳父岳母爬山,给人一种窝囊受气包女婿的印象。虽然该剧在情节设置上将犯罪过程摆在了开头的位置,但在后续的倒叙以及插叙中,不论是面对妻子一家强势打压下的做小伏低,还是当他摘下假发时丑陋形象的暴露,都让人感觉到一种“真实的可怕”。从出身贫寒的恶学霸
到冷漠无情的杀人犯,他的犯罪动机经过一系列的闪回被完整地展现出来。但当面对普普和严良这样的孩子时,张东升展现出的关心和照顾又体现出了这名疯狂杀人犯的柔软一面。恶中存善、造因结果,这样立体的形象已然成为了如今涉案剧导演和演员在反派角塑造上的主流。
由《狂飙》看中国涉案剧中反派角变迁的整体特征2023年,《狂飙》作为一部具备独特题材优势和现象级潜质的优秀剧作,在叙事手法、人物塑造、价值引导等方面,给当下涉案剧创作提供了创新之法。[10]该剧以2021年我国政法队伍教育整顿行动为背景,以倒叙、插叙的叙事方式追溯了一个长达20多年正邪较量的故事。该剧在讲述惊险故事与展现复杂人性之外,对京海黑恶势力集团老大高启强一角的生动塑造也深入人心,使得这个“迷人的反派”成为了该现象级现实题材涉案影视作品中讨论度最高的热点。以涉案剧《狂飙》中的反派角塑造为例,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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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晰地看出中国涉案剧反派角变迁的整体特征。
二元对立与消解,善恶界限的模糊。迄今为止,很多涉案剧都塑造了林林总总的二元对立的人物形象,如《黑冰》中鲁晓飞与郭小鹏的对立、《征服》中徐国庆与刘华强的对立、《破冰行动》中李飞与林耀东的对立等。这些人物形象都是围绕警匪的二元对立展开,人物之间的对立构成了涉案剧的核心叙事结构,不断产生并激化矛盾以推动剧情的发展。《狂飙》采用的是双主角,这在其他题材影视作品中较为常见,但在该题材类型影视作品中并不常见。虽然该剧沿袭了警匪为核心人物的设定,但是警察安欣与地方黑恶势力高启强二人间的恩怨纠葛打破了涉案剧以往“善恶对立,不可开交”的状态。
在故事的开端,民警安欣以一份年夜饭与卖鱼仔高启强建立起了联系,他甚至不知道正是自己出于对弱势体的保护,误打误撞地成为了高启强黑化的一大诱因。在高启强的人生转折点上,安欣也以朋友的身份在街头对其进行劝说,虽然电视剧通过镜头表示了二人终究道不同不相为谋,但人物关系也并没有因为身份的转变而破裂。在高启强成长为地头蛇之后,二人仍旧能够在同一张餐桌上吃猪脚面,高启强仍旧会在与唐小龙袭击安欣时保护他,安欣仍旧能够在警局的楼梯口维护高启强作为丈夫的尊严,甚至在高启强落网时,坐在同样的位置,面对同样的人,虽然正邪殊途,但也没有展示出激烈的对立。世界本身就不是非黑即白的,高启强虽然黑化成为十恶不赦心狠手辣的反派角,但该剧也对这一角的塑造下了苦功夫,同时塑造了一个和蔼的父亲、深情的丈夫、有原则的哥哥和仗义的朋友。该剧不仅对主要反派高启强注入了鲜活生命力,更塑造了一系列生动的反派人物像,甚至连老默这样只在杀人犯案时出现的“刽子手”也坚持不对自己的恩人安欣下手。
涉案剧中二元对立的消解和善恶边界的模糊,从“英雄化”时期就有迹可循。摒弃脸谱化的“扁平人物”,将其塑造成立体生动的“圆形人物”,是剧作文本日渐成熟的象征,也是影视艺术审美进步的必然结果。
成长经历的刻画,造因结果的旅途。反派并不是天生就是反派,就像英雄的长成也需要一个过程。人物的转变和对信仰的忠诚不是一时兴起的冲动选择,也不是经他人指引就立即转身,而是建立在主人公亲历事件中逐渐觉醒的基础上,有着与人物性格的事实相符的心理铺垫。[11]正是因为反派角在前期成长经历过程当中表现出来的性格,才能够使得角在进行抉择时做出与性格相符的选择,从而使角的“黑化”有迹可循。这样不仅能够塑造出真实可
信的人物,更能够使观众深刻体会到何谓造因结果,反思生活中的“抉择时刻”。
从唯唯诺诺的卖鱼仔摇身成为只手遮天的地头蛇,高启强一角的成长历程在剧中被完整地展现了出来。在该剧播出后,高启强的成长故事在网络上引起了一定的争议。高启强的黑化是社会环境带来的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从一开始菜场档口掉换事件来看也许是,但在街坊误认为他与警察关系较好请他出面帮忙时,高启强并没有说明真实情况。在处理“音像店事件”时,高启强虽然心虚但故作镇定地将警方编造为自己的后台,使这段本不存在的“线人”关系呈现在了不知真相的众当中。这一情节说明了小人物在社会环境中夹缝生存的不易,但也使高启强虚荣好胜的性格初露端倪,也为后来“鱼塘黑化事件”的发生奠定了基础。通过剧情的展开,观众可以一步一步看到人物性格导致的黑化成长,人物的台词、服装
、行动等也跟随着剧情的展开一步一步变化,从拜干爹到夺权再到最后的“成功”,都是人物性格和人物行动导致的必然结果。
对反派角成长经历的刻画能够切实向观众展示出人物行动的心理动机,进一步塑造出鲜活生动、真实可信的人物形象,这是现如今涉案剧对反派人物塑造的一大趋势,这一特征尤其体现在对主要反派角的人物形象塑造上。通过追因,对结果进行解释,不仅在艺术表现上能够帮助塑造立体式的人物,更能对观众起到警示作用。
喜剧元素的加入,剧情层次的丰满。电视剧具有娱乐和教育的双重属性,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单一元素的电视剧已经不能够满足观众对审美的多元需求。涉案剧的内容讲述的往往是正邪对立的故事,以往涉案剧中的情节设置严密谨慎,总体基调严肃紧张。在如今观众审美多元的趋势下,在剧情当中加入适当的喜剧元素不仅能给观众的观剧体验注入多重彩,还能够使整体剧情更加富有层次感。
《狂飙》中丰富的喜剧元素多在不经意间流露了出来,例如反派角徐江就被赋予了一定的喜剧彩,其一口东北话略带搞笑又心狠手辣的形象也深入人心。在观众看到徐江用酸奶饮料祭奠自己的儿子时,严肃的祭奠又被套上了一层微妙的喜剧彩。“什么档次,和我用一样的电视”“一定要夹着尾巴回来,吃饭坐小孩那桌”等带有喜剧元素的经典台词也在一定程度上调和了惊险严肃的氛围。如果说徐江的扮演者贾冰因塑造过很多有趣的喜剧角而让观众觉得“不论他说什么都搞笑”,那该剧在主要反派角高启强
身上注入的喜剧元素则是有意而为之。剧情后期,高启强要去派出所保释因危险驾驶被拘留的儿子高晓晨,但一身精致的“业界大佬”竟然只是骑着一辆破旧的电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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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欣风波后首现身车,让儿子大吃一惊。甚至在高启强与高晓晨“赛车”这一场戏,表面镇定的继父却在儿子离开之后为刚才自己惊险的飙车行为后怕不已。而在“启强追妻”这一场戏中,高启强对离开的妻子陈书婷悲痛地说出患有干眼症这一“绝症”,引得观众捧腹大笑,感叹“大佬也逃不过追妻火葬场”。种种此类的反差让黑恶势力集团老大高启强这一角更加有层次,更加丰富立体,也更加真实可信。
其实在反派角身上注入喜剧元素在电影领域早有体现,在反派角的塑造中加入幽默元素,可以让角形象更加丰满、更加多元,不再是一个扁平的符号标签,从而变成有血有肉的角。[12]这种反派人物往往带有强烈的喜剧元素,作为严肃气氛的调和剂,让剧作的整体氛围变得更加微妙:观众在观看时,不仅能够体会到涉案剧中紧张刺激的悬疑与追捕,也能够被富有喜剧彩的反派人物逗得捧腹大笑。
对反派角合理注入喜剧元素,不仅能够满足观众多元的审美需求,也符合当今“娱乐化”大潮,有助于作品在商业上取得成功。
《狂飙》过后的反思
实际上,无论是善恶二元对立的打破,还是反派角黑化经历的刻画,甚至于喜剧元素的加入等,涉案剧中的反派角塑造方式的改变,不仅反映了观众审美的变化和中国电视剧艺术发展的进步,更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了历史时期上现实生活的一种镜像。《狂飙》在“全员恶人”的人物架构下,正面角民警安欣并不如反派角那么受青睐,这不禁引起了社会层面的深刻反思:“戴着镣铐跳舞”的涉案剧如何才能在正确的意识形态下具有高度的可看性?我国的影视作品从诞生开始就具有强烈的政治属性,通过研究涉案剧中反派角形象塑造的变迁,也给正面人物的塑造提供了参考路径:在今后的涉案剧创作当中,是否也可以将英雄拉下神坛,着重塑造人物在面对抉择时刻的内心矛盾?善恶二元对立的消解、人物成长经历的刻画、喜剧元素的加入、人物性格的丰满,种种此类的改变是否也可以放在塑造正面人物身上?答案是肯定的。民警安欣能够抛弃亲情、友情、爱情等一切作为“人”的欲望和需求去追求扫黑除恶的神圣使命,这样的人设过于“高大全”,让人感觉不够真实。不能否认的是,在现实生活中确实存在这样抛家舍业追求信仰的进步人士,但是在《狂飙》这样一部充满了众多形形的反派角的电视剧里,以完美英雄的方式去塑造正面人物,难免令人难以信服。在《狂飙》这部剧中,人们不能因为正面人物塑造的“弱”和反派角塑造的“强”而否认整部作品的成功,而应该从中反思“邪压正”的原因,将正面
人物的塑造提到与反派角相当的水平,将其面对抉择的内心矛盾、人物一步步坚定信仰的成长过程、人物性格当中的多面性展现出来,塑造出同样生动鲜活、有血有肉的正面角形象,从而达到“邪不压正”的结果。
结语
总体来说,我国的涉案剧经过一段时间的发展,不论在剧情还是人物塑造上都有着一定的进步。反派角人物塑造一步一步完善,而正面角的塑造也需要跟上时代的脚步。作为涉案剧中的核心人物——
—“警”与“匪”,只有同样真实、同样可信,才能在符合中国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前提下,创作出深受广大人民喜爱的作品,为传播法治理念贡献艺术力量。(作者单位:云南艺术学院戏剧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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