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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赤峰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12期
摘 要：朴正熙职权的威权主义政治体系在经济发展中体现出很好的权威性、稳定性和灵活性。在制定政策方面，不断根据国内外经济形势的变化做出相应的决策，这样使得政策具有很好的适应性和弹性。在执行各项战略政策时，又能够通过威权政治体制致力于维护社会政治秩序稳定，以保证经济发展的一个稳定的环境。韩国与中国同处于东亚，又有着相类似的历史经历和文化背景，那么在发展的过程中也会存在一些类似的问题。朴正熙威权政治体制发展经济的模式和经历为我们在走对外开放，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尤其是在“一带一路”方针背景下，如何“走出去”有着一定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朴正熙；威权主义；经济发展
中图分类号：D73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5）12-0111-04
20世纪下半叶，军人出身的朴正熙通过军事建立了典型的威权主义政权体系，并利用韩日的经济援助，在国内这种威权主义政体和国际环境的有利形势的内外部条件共同作用下，通过3个“五年计划”的实施，韩国经济得到了起飞。经济的腾飞固然离不开美国提供的各种战后援助计划、处于美苏两大阵营对立的最前沿、基于儒教的传统文化等各种变量，但分析韩国经济发展过程的政府在其中是一个核心变量。研究韩国威权主义发展导向政府对于东亚的其他发展中国家，尤其是处于经济发展转型期的中国具有一定的比较借鉴意义。
一、朴正熙执政时期的经济发展道路概述
1961年5月16日凌晨，朴正熙（ ）为首的军事当局通过发动韩国现代史上著名的“5·16”正式上台执政，直到1979年10月26日遇刺身亡，韩国进入了朴正熙执政时期。在朴正熙执掌政权的近20年中，韩国经济增长迅速，经济实现了起飞，基本完成了经济现代化道路。从朴正熙执政时期实施的五年计划角度来看，朴正熙执政时期韩国经济发展可以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1962- 1966）。“在一个不发达的国家里，从法制安全到政治和经济安全这些最根本的保障中，最紧迫的是经济保障”[1]。朴正熙强调：“‘5·16’
军事革命的关键性因素是要实现韩国的工业革命。革命的首要第一目标是实现民族复兴，因此革命也涉及了进行政治、社会和文化改革。而我主要关心的则是经济革命。”[2]朴正熙上台执政第一天，就以解决老百姓的疾苦和重建自主经济为目标，实行“经济第一主义（ ）”。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韩国人国民生产总值（GNP）达到130.8亿美元，比1961年增长了30%[3]。相比较“开始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前夕，人民几乎不敢想象韩国能从贫困的恶性循环中走出来。……那时候，每当大麦收割以前，许多农民上山剥松树皮以供全家充饥”[4]的状况而言，这一数据有力的说明“一五计划”的实施是颇有成效的，对于经历过“经济崩溃”，被评价为“毫无希望的国家”的韩国来说，这极大的刺激了朴正熙政府和韩国民众的开发欲望和发展野心，看到了韩国经济增长的潜质。“一五计划”的实施标志着韩国经济现代化的起步。同时，“一五计划”制定、修改和实施的经验，也为以后的五年计划的制定提供了借鉴。
第二个阶段是第二个五年计划时期（1967- 1971）。在“一五计划”还在执行期间，朴正熙政府智囊团——经济企划院（ ）就通过反复调查、评估、比较、平衡论证之后制定了“第二个五年计划”，并将这一计划具体化、操作化。在“二五计划”期间，“1967-1971年，韩国经济保持平均递增11.4%”[5]。“1971年，韩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252.1美元”[6]。韩国在1969年就基本提前完成了计划。在这一阶段，韩国基本完成了产业结构的现代化调整，经济
高速增长备受瞩目并且还在努力的继续把自立经济向前推进。也可以说，这一阶段是韩国经济真正的起飞阶段。
第三个阶段是“第三个五年计划”时期（1972- 1976）。“三五计划”继续坚持高速增长的开发战略，并把提升产业结构、改善国际收支、开发四大流域和大幅度扩充道路网作为基本方向[7]。尽管在“三五计划”初期，韩国面临农产品和矿产物资的紧缺以及世界石油价格上涨的影响，韩国经济却依然保持了一个比较平稳的经济增长。朴正熙政府不计代价奋力加入工业化国家的行列，宣布“重化学工业为‘维新’体制改革的最优项目，此举保证了重化学工业化程序不可动摇的地位”[8]，使得韩国的重工业得到发展，工业化程度得到了进一步提高。
第四个阶段是“第四个五年计划”的前两年（1977-1979）。“第四个五年计划”（1979-1981）期间，为了进一步扩大出口，争取获得在更广泛的领域内进行投资，韩国在经济结构上更加侧重重工业的发展。朴正熙政府号召加速韩国机械制造业的发展来弥补重工业发展中的薄弱环节，倡导工业机械“韩国化”，并且大量引进外国先进的科学技术来保证国家的生存和安全。
二、朴正熙执政时期的经济发展道路特点
朴正熙执政近20年时间里，韩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以及在经济增长过程中所作出的各种发展战略的选择，可以归因于朴正熙政府也就是韩国威权主义政治的强大的权威性。通过建立这种权威主义的政府，利用国家权威主义的杠杆，排除经济发展的不稳定因素和势力，稳定韩国的政治局势，推进了韩国的经济现代化发展进程。也正是韩国威权政治体制保证了韩国政府当局的权威性，使得朴正熙政府在总的经济发展战略方针的指导下，能够制定、完善和执行相关的经济发展政策。
（一）通过稳定政局提供经济发展环境
韩国人普遍认为韩国不可能摆脱经济贫困、社会动荡不安的困境。“在军政府统治初期的韩国是当时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之一”[9]。在绝大多数力量不看好韩国的时候，肯尼迪的经济顾问罗斯托（W·Rostovian）却看到了韩国正在发展的新的统治力量——一年轻而又出身农民的军人的力量。朴正熙的政权，就是由一年轻能干又颇具野心的、出身军旅的军人通过军事而上台掌权的政权。朴正熙认为：“国家的根本在于政治，只有首先政治局面，复兴民族的大业才能顺利向前发展。也就是说，国家的安全与和平，人民生活的幸福，只有在政治稳定的前提下才有可能得以实现。”[10]朴正熙上台后，各级政府的主要领导
人、中央政府的各个职能部门和核心部门都由军人任职。军旅出身的这些官员们具有严明的管理和纪律意识，讲求效率，严格务实。对于李承晚（ ）执政时期的“政党竞争”和所谓的“民主政治”，军人们大多嗤之以鼻，表示厌恶。
朴正熙政权开展强权政治，严厉打击“腐败”的政治家，严格限制政治活动，对文职官员和对政权构成威胁的学生领袖进行罢免和逮捕，关闭和取消全国的报刊杂志和广播。通过这一系列措施，朴正熙政权有效的抑制了社会动荡因素的产生，排除了威胁其政权存在的各种异己政治势力，将近乎所有的政治资源都揽入手中，有效的稳定了社会政治秩序。
（二）通过专家治国的方法有效管理经济
朴正熙政权大力推行“科学治国”和“专家治国”。朴正熙认为：“只有治理好不规则的经济结构，我们才能奠定好的生活条件基础。但是，我立即认识到同时达到社会稳定、经济发展和建立有效的政府这些目标的困难。在资本主义方式下的经济发展，不仅需要钱和物的巨大投资，也需要稳定的政治环境和有能力的管理者……，我们组织了一个教授和专家的经济委员会，动员大量专家参加政府管理和政策的制定。”[11]这对于以经济发展为己任，致力于“经济第一主义”的军人政权就提出了更高层次的要求。亨廷顿认为：“权威政府通过军人维持秩
序，利用专家制定规划主管发展，这种高效有力的权威体制对发展经济有极大的推动作用。”[12]朴正熙上台之初，就成立了以柳原植（ ）为委员长的“国家重建最高会议（ ）”，并聘请汉城大学教授朴喜范（ ）为经济顾问，制定了“内涵型工业化战略（
韩国现代 ）”。在随后，又成立组建了最具代表性的被称为“超级部”的经济企划院，来研究制定和执行经济发展计划。
60年代又成立了旨在增强韩国技术开发能力的现代产业研究机构——科学技术研究院（KIST） （ ）。通过这一系列机构的设置，朴正熙的威权政治体制不断吸纳受过良好高等教育、具有专门化和体系化知识的技术精英进入国家智囊机构，建立了一个有效的现代官僚决策体系。通过这些步骤，朴正熙政府的机构实现了结构细化、功能专业化。这些智囊机构中的经济、政治、法律、教育等专家，能够独立、自主的、不受政治政党纷争、不受领导人个人偏见和喜好，充分的讨论和批驳各项政策，尤其是能够不盲从于美国的建议，敢于冒着韩美冲突的风险，独立自主的制定政策，保证了国家各项战略和政策的客观性和科学性。
（三）通过“经济第一主义”倾力发展经济
在“5·16”的第一天，朴正熙为首的军事政府就把迅速解决社会的“民生疾苦”和重建国家自主经济列入“六项公约（6 ）”，并立即采取措施稳定物价，冻结金融，发布《农渔村整理令》（《 》）等一系列经济秩序的政令和法规[13]。政权更迭后，朴正熙政府就确立了“经济发展第一”的指导思想。这一指导思想的确立，对于迫不及待解决生存和立足问题的韩国来说至关重要。面对内外交困的军政府来说，致力于推动经济增长是其正确、合理的逻辑选择。从其政权合法性角度来说，推动和追求经济增长可以弥补朴正熙政权通过军事上台所欠缺的合法性缺陷。
集中精力建设国家经济，避免社会政治局面混乱和政治资源的浪费。朴正熙的独裁统治“强化政府职能，简化甚至抹杀民主程序，运用强有力的行政手段和经济政策强制推行或诱导推行经济发展战略”[14]。这与朴正熙的前人张勉政府发展经济同时发展民主政治的“经济第一主义”是不同的。朴正熙执政的威权政治体制以经济发展为首要目标，倾尽全力为实现经济现代化，实现民族复兴而不断实践。
（四）通过广泛动员推动经济发展
朴正熙上台执政时期，在以政府为主要推动力量推动经济发展的同时，还充分带动和组
织各种社会力量，调动各种资源来推动社会经济增长。朴正熙政府不仅调动政党组织和情报部门来推动经济发展，更通过对企业家个人、企业家协会（ ）以及农村进行广泛的动员。朴正熙政府上台执政之初，面临着在以经济发展为目标的前提下，如何解决企业发展生存与严惩处罚大企业家的问题。“军政府认为，与其对那些涉嫌非法敛财的大企业家釜底抽薪，莫不如采取让他们建设工厂，建成后将股份上缴国家来代替高额罚金。这样做，既可以发挥那些企业家的作用，又可以给他们将功补过的机会。”[15]
成立于1965年的“每月出口振兴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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