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舞不应只是一篇私人日记——2019年北京舞蹈双周“另类平台”一瞥
作者：赵金领
来源：《艺术评论》 2019年第9期
    赵金领
    “每部艺术品都是艺术家的自传”——由欧建平老师译介过来的这句国际流行语直接点明了艺术家在创作时，必须从自己的生活出发，既要“我手写我心”，又要“我舞抒我情”。2019年7月24—28日的下午，在北京舞蹈双周上演的5场“另类平台”共11个作品中，这样的创作倾向格外突出。而在这11个作品中，有8个来自中国，其他3个分别来自西班牙、韩国和法国。
    现代舞的发展流变中，“从自我出发”似乎早已被奉为金科玉律，不管是编导还是舞者，都极力表现他们所能感知到的世界。张典凌编舞并演出的《桂花园新村》描述的就是她有记忆以来对故乡的印象，因而着重设计了掺杂鸟鸣声的音乐和在“水潭”中跳来跳去的动作。李可华创作并演出的《墓》诞生于她外公去世之后，连舞台上破旧得只剩一半的行李箱和里边的暖水瓶等物品也都是亲人的遗物。作品中，不管是对死亡的思考，还是对装置的运用，都渗透着对逝去亲人的思念。作品中的精彩更是随处可见，不仅有她收放自如的舞者肢体，而且有她层出不穷的创意，尤其是她用一支简单的手电筒与小屋、窗帘、鱼缸、铁丝构
成的虚实光影，以及由此造成的诡异气氛令人禁不住拍案叫绝。香港编导盘彦燊创作并与卢敬燊共同表演的双人舞《涡》，通过两个男生间行云流水般的慢动作，阐释出彼此间旋涡般的相互吸引与若即若离，而由此呈现出的内心定力与外形把控则让我们叹为观止。藏族舞蹈家万玛尖措的《香巴拉—理想国》从其童年记忆出发，采用了牛鞍、酸奶桶、药箱等生活物品和西藏金刚舞中的九头神面具、法铃等充满神秘彩的道具，构建出一个异域风情的舞蹈场域，而高潮则是通过舞者们将五彩沙粒铺地的绘画艺术，呈现出藏族人民对天堂和彼岸的信仰。韩国妖精派对舞团（Goblin Party）的编导兼舞者李庚苟、李连珠带来的《休斯顿、听到吗？》是两人在好友去世后创作的，她们将死亡比作“太空失联”的想象与大量生活动作的链接则让观众不时发出会心的微笑。耿子博创作的《00:01》以双人舞的形式和巨型轮胎的限制与碾压，不断展示着雄性动物间的对抗与冲撞，强烈地刺激了观众的视觉感知。
中国达人秀街舞卓君    毋容置疑，现代舞强调从个体出发，却不意味着可以漠视社会，而反映时代和社会的现状和问题、反思人们生存的环境等命题可谓本届“另类平台”的突出特。比如由黄纯军、徐水亮、吴波联合编创的《七情·六遇》就是这类作品，其对“七情”的独特设计为：每周的七天分别对应“陪伴”“怀旧”“金鱼”“知足”“分裂”“关机”“尾声”这七段，并为前六段设置了舞蹈，分别表现年轻人在大社会中遭遇同化、孤独寂寞、感情挣扎、迷茫无助、憧憬未来和渴望回家的心境，而来自“谷舞点典”“那个时代”和“田园构想”这3个现代舞团的9位舞者，则非常聪明地在统一的构思中分头创作，最后一气呵成地完成了全作。再如由谢欣编创、深圳大围屋艺术团演出的《浮流》，对深圳这座随改革开放成长起来的移民城市进行了多方
位的阐释。“浮流”这个主题指的是“浮动的城市与流动的人”，大开大合的身体摆动和连绵不断的舞段落则不断强化着这座城市“和而不同”与“生机勃勃”这两大典型特征。
    从自我出发，表现个人的经历或阐释创作主体对周遭的思考，既是创作者普遍采用的方式，也像一篇篇隐藏着无数秘密的日记。然而，优秀的现代舞作品不能只是一篇私人日记，更应重视大众的共同经验，并能引发积极向上的精神共鸣。现代舞让人“看不懂”的问题由来已久，我认为，首当其冲的原因要归结为编创者过分强调自我表达，而忽视了接受体的理解和审美能力的差异。本届“另类平台”上的有些作品就让观众费解，比如李可华作品《墓》中的鱼缸、二高作品《电子莲》中的游泳圈、张典凌作品《桂花园新村》中的“立定跳远”动作、耿子博作品《00:01》中的轮胎等等，都让观众一头雾水，不知所云。
    在艺术的共通性方面，我认为两个外国的节目十分出彩。独舞《沉鳞》（Nereo Drowning）由西班牙舞蹈家胡奥丁·格拉多（Joaquin Collado）担任编导及舞者；作品通过舞者在地上的滚动与折叠，以及周而复始的跌倒和爬起，展现了一条鱼的死亡，因而有种现代芭蕾《天鹅之死》的凄楚之美；而观众由“鱼”及“人”，不难联想到鱼和大海、人和社会的类比，进而联想到人在社会中的不同状态，引发多角度的审视和思考。这个作品因为表意的清晰易懂而在马德里及拉斯帕尔马斯获得过编舞大奖。
    法国马萨拉舞蹈团（Massala Dance Company）带来的《人》（N?ss）由福阿德·布苏夫（Fouad B
oussouf）编创，由该团的7位舞者表演，而它所探讨的“人”这个主题则具有世界性的意义；换言之，其选材便实现了对自我的超越，进而对人、人种，甚至人类间的关系加以思考；作品伊始，7位舞者背对观众站立，在依次脱去外套这一表明身份和社会地位的象征物后，便开始在“踮脚”的舞步中慢慢展开，并在摩洛哥风情的音乐响起后，不断变幻出“5+2”的队形，以突出其中的双人舞，而另一段“1+6”的舞段则强调了个人与体的关系。
    由此可见，尽管两个作品编者和舞者的文化背景各不相同，但是从肢体引起的联想与文化内涵却是能让所有人感知和理解的，并因此唤起了我们的观演热情。
    总而言之，在现代舞中看到创作者的心路历程是极为难得的，但这种个人化的表达仍需与观众、大众、社会保持较为紧密的联系，否则便成了自说自话。不可否认的是，个性必然是艺术家创作的起点，而艺术创作的终点仍应追求一定的社会意义和共同审美。换句话说，我们欣赏创作“日记体”现代舞的坦诚与勇气，但是更期待深入生活、言之有物、文质兼备的舞蹈佳作。
    赵金领：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生院舞蹈学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