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四书”：章太炎晚年对礼学的重建
贾泉林***
摘要I章太炎晚年围绕“新四书”来重建礼学，这是他思考儒学之I现代转型与挽救道德文化危机、民族危机而给出的答案。在
I礼之义理层面，他将“孝”看作人之“天性”，提倡“《孝
I经》以培养天性”，对“孝”做出现代性阐释。“《大学》以
I综括学术”，学术即“修己治人”之学，他对《大学》“亲
I民”“格物致知”做了平实理性的解读，批判了朱熹的理学
I阐释。在礼之实践层面，他提出“《儒行》以鼓励志行”与
I“《丧服》以辅成礼教”的主张。章太炎重建礼学的思想对于
I儒学在今天如何定位自身角颇有启发。
关键词丨章太炎“新四书”礼学儒学
20世纪30年代初，章太炎提出以《孝经》《大学》《儒行》《丧服》四部经典作为经学之“统宗”，学界称其为“新四书”。“新四书”中有三部来自礼学经典，《孝经》亦被章氏看作礼书：“六艺者，官书，异于口说。礼堂六经之策，皆长二尺四寸，《孝经》谦半之。《论语》八寸策者，三分居一，又谦焉。以是知二书故不为经，宜隶《论语》儒家，出《孝经》使傅《礼记》通论。”①“新四书”皆为礼书，“新四书”思想体系即礼学体系。
*本文系第65批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面上资助项目“章太炎与儒学的现代转化”的研究成果，项目代码为2019M651401。
**贾泉林，复旦大学历史学系博士后，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国近现代思想史。
①章太炎：《清儒》，载《章太炎全集•殖书重订本》，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第159-
16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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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四书”是章太炎探索儒学之现代转型的结果。时代局势的变化则构成了章太炎思考儒学之现代转型的
重要因素：“余以为今日而讲国学，《孝经》《大学》《儒行》《丧服》，实万流之汇归也。不但坐而言，要在起而行矣。”①针对现代中国遭遇的道德文化危机与民族危机，章太炎主张以“修己治人之实学”代替“明心见性之空谈”，而现代社会中的“修己治人”以礼学重建及其实践为基础，此即“新四书”之由来。章太炎如此定位“新四书”各书的职能：“《孝经》以培养天性，《大学》以综括学术，《儒行》以鼓励志行，《丧服》以辅成礼教。”②以下分别予以阐述。
一《孝经》以培养天性
礼是因情而制，“孝”则是中国人心中最重要的感情，因而被视为“礼之本”“礼之始”。“孝”是中国社会文明的核心价值观念，其本质内涵是爱与敬。孝道伦理文化构成了中国家庭关系、社会秩序稳定的基础。章太炎基于中国社会文明的以上事实指出：“我国儒者之教，一在顺人情，一在有真凭实据。’孝'为人类天性，行之最易，孩提之童，无不知爱其亲，极有证据。”③“天性如此，即尽力压制，亦不能使其灭绝。”④“昔孟子讲’爱亲敬长，为人之良能’，其后阳明再传弟子罗近溪，谓’良知良能，只有爱亲敬长’。谓孔门弟子求学，求来求去，才知孝弟为仁之本。此语也，有明理学中之一线光明，吾侪不可等闲视之者也。”⑤“孝”是人类不证自明的“天性”，“天性”即人自然的本然之情。作为人之“天性”的“孝”，因而也属于现代人的道德心理与道德情感。新文化人将自由、民主、平等看作天赋人权，“孝”的自由亦应属于人权之一种。新文化人不“孝”反而违背其所信奉的现代价值观念。
“孝”既然是人的“天性”，就无须借助玄虚、神秘的形而上学来推行“孝”，通过人伦教育与礼之实践便能将其发扬。此即《孝经》一书的基本
132①章太炎：《国学之统宗》，载《章太炎全集•演讲集下》，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第
480页。
②章太炎：《历史之重要》，载《章太炎全集•演讲集下》，第488页。
③章太炎：《讲学大旨与〈孝经〉要义》，载《章太炎全集•演讲集下》，第518页。
④章太炎：《讲学大旨与〈孝经〉要义》，载《章太炎全集•演讲集下》，第518页。
⑤章太炎：《国学之统宗》，载《章太炎全集•演讲集下》，第48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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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盖《孝经》专言人事，与天道无涉，故我国之教育，完全为’人事教育，、’实事教育二试书其义，盖父子系于天性，生来便是如此。古代教育之术，所谓'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弟之义宗旨已尽于此，绝不如宗教家之专言’天命’、’上帝’，科学家之专研’物理’、’化学’也。”①《孝经》是中国礼教文明成
形期的经典，以人伦之孝的教化为宗旨，体现出中国区别于西方宗教的一神信仰与现代科教文明的独特文化基因。《孝经》与中国人的人性、人心息息相通，所以是现代中国重建礼学、恢复礼教精神的基础资源，“新四书”因而将《孝经》放在首位，章太炎称其为“经中之纲领”“修身讲学之根本”“六经大总汇”②。
重建礼学首先意味着对传统孝道伦理文化的扬弃。传统孝道伦理文化的最大缺陷在于宗法制，宗法制是一种将父系宗族结构中的血缘亲属关系与政治结构中尊卑上下关系相结合的一种制度，是使各级贵族宗统内部的血缘关系等级化的制度，其主导精神为“尊尊”与“贵贵”。宗法制一方面造成了家族与社会各阶层成员之间地位的不平等，一方面将宗族、国家意志置于个人的意志之上，构成了对个人的压制。宗法制所体现的尊卑等级意识完全与现代自由、平等、民主的价值观念相悖，因而否弃宗法制成为新文化人反传统、反礼教运动的核心内容。
章太炎亦将宗法制视作否弃的对象，但他对于新文化人将孝、家庭也纳入宗法制而加以扫荡的做法则做出批评：“惟彼辈所恃理由，辄藉口于’反对封建’，由反对封建而反对宗法，由反对宗法而反对家庭，遂致反对孝行。不知家庭先于宗法，非先有宗法而后有家庭。盖有男女而后有夫妇，有夫妇而后有家庭，一夫一妇，即为一家庭，斯时未有宗法也，且无所谓宗法也。一夫一妇一子或多子者，如父尚在，亦仍为一家庭，无所谓宗法也；父死之后，兄弟数人，然后有宗法可言。是故家庭者，不产生于宗法，而宗法者，实为家庭之产物，此不可以不明辨者。……且家庭如能打破，人类亲亲之义，相敬相爱之道，泯
灭无遗，则社会中之一切组织，势必停顿，社会何在？国家何在？亦不问而可知矣。”③家庭与宗法制并不相同，家庭先于宗法制，直接基于“孝”而形成，是人类社会伦理实体的基本单位，是人类社会文明的基石，直接关系着人类自身的繁衍与延续。倘若家庭破产，人类
①章太炎：《讲学大旨与〈孝经〉要义》，载《章太炎全集•演讲集下》，第516-517页。
②章太炎：《讲学大旨与〈孝经〉要义》，载《章太炎全集•演讲集下》，第515-518页。
③章太炎：《讲学大旨与〈孝经〉要义》，载《章太炎全集•演讲集下》，第518页。章龄之陈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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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文明便将走向终结。习近平总书记在2016年12月12日会见第一届全国文明家庭代表时指出：“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家庭和睦则社会，家庭幸福则社会祥和，家庭文明则社会文明”①，亦是看到家庭文明建设在构建和谐社会中的关键作用。宗法制后于家庭产生，是封建时代的政治管理制度与社会组织方式，会随着人类社会文明的进步而淘汰。《孝经》作为宗法制时代的经典，也难免具有与现代文明不符的内容。章氏因而提出“民国人人平等，五种阶级，不必全依经文，但师其意而活用之，由近及远，逐项推广可矣”②，即在把握《孝经》根本精神的前提下，根据社会关系的变化对其内容进行扬弃。
新文化人认为“非孝毁家”，一方面是因认为孝道压制个人，另一方面是因认为孝道难以滋生现代国家观念与现代公民意识。章太炎对此反驳道：“学者谓《孝经》为门内之言，与门外无关。今取《论语》较之，有子之言曰'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与《孝经》'先王有至德要道，民用和睦，上下无怨'，意义相同。所谓'犯上作乱’，所谓’民用和睦，上下无怨’，均门外之事也，乌得谓之门内之言乎！”③《孝经》之“孝”并非局限于家庭、家族间的“私己性道德”，而是亦能转化为公共道德，因而能够起到维护社会秩序稳定的作用。
那“孝”是如何从“门内”延展到“门外”的呢？章太炎以新文化人所言的爱国观念为例做出解释：“今之新学小生，人人以爱国为口头禅，此非墨子之说而似墨子。试问如何爱国？爱国者，爱一国之人民耳。爱国之念，由必爱父母兄弟而起，父母兄弟不能爱，何能爱一国之人民哉！由此可知孝弟为仁之本，语非虚作。《孝经》一书，实不可轻。《孝经》文字平易，一看便了，而其要在于实行。平时身体发肤不敢毁伤，至于战阵则不可无勇，临难则不可苟免，此虽有似矛盾，其实吾道一贯，不可非议。”④“吾道一贯”即指忠恕之道，章氏在《蓟汉微言》中解释道：“仲尼以一贯为道为学，贯之者何？只忠恕耳。诸言萦矩之道，言推己及人者，于恕则已尽
①
②③④《习近平：在会见第一届全国文明家庭代表时的讲话》，中国共产党新闻网，http:〃cpc.people,com/nl/2016/1216/c64094-28953602.html o
章太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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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学之统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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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太炎全集•演讲集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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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8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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矣。”①儒家孝道伦理文化中的“孝”是以达于仁为目标的，即“孝”会通过推己及人的方式由家庭推向社会、国家，由此产生爱家、爱人、爱国之情与诚实、正义、守信、友爱、团结等公共德性。“孝”的观念和亲亲的情感，因而“具有一种连结个体与普遍、自爱与爱人爱物的中介性功能”，它使儒家的仁爱原则获得一种“差异互通”的精神。②人类之间的普遍之爱，也由此变为一种可能。而“非孝”的墨家与新文化人所言的“兼爱”与“爱国”观念，与个体实存和人的情感生活无关，不啻为空洞的道德说教，故难以长久维系。可见，中国文化的现代转型绝对离不开以“孝”为核心价值观念的礼教文明的重建。
二《大学》以综括学术
《大学》《中庸》是宋儒建构形而上义理之学的重要依托。明初以后，统治者将理学作为官方的意识形态，并依此重建礼教来统治百姓。新文化运动时期，“以理杀人”“礼教吃人”则成为新文化人控诉儒家传统最有力的口号。章太炎重建礼学就须对旧礼学的义理加以重构。他并未将“以理杀人”的悲剧完全归咎于理学，而是指出：“洛、闽诸儒，制言以劝行己，其本不为长民，故其语有廉棱，而亦时时轶出。”③士大夫精英本是以理学来修己，统治者却拿来统驭百姓，这才是“以理杀人”的主要原因。在晚年回到“修己治人”的原始儒家立场之后，章太炎完全摒除了儒家形而上学的传统，并把专讲性天之学的《中庸》排除在儒家经典之外：“盖《中庸》者，天学也，自'天命之谓性'起，至'上天之载无声无臭'止，无一语不言天学。以佛法譬之，佛法五乘，佛法以内者，有大乘、小乘、声闻独觉乘；佛法以外者，有天乘、人乘，天乘者，婆罗门之言也；人乘者，儒家之言也。今言修己治人，只须阐明人乘，不必涉及天乘。故余以为《中庸》不必讲也。”④《中庸》一书文字玄虚神秘，所言远离人事，与佛法天乘之学类似，与儒家“修己治人”宗旨不符。
“《大学》以综括学术”，“学术”即指“修己治人”之学，“三纲八目”
①章太炎：《章太炎全集•蓟汉微言》，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第31页。
②李景林：《论孝与仁》，《江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3期。
③章太炎：《释戴》，载《章太炎全集•太炎文录初编》，上海人民岀版社，2014，第121页。
④章太炎：《国学之统宗》，载《章太炎全集•演讲集下》，第47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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