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由陈淳《启蒙初诵》及其诗歌用韵可以看出，陈淳时期的南宋漳州方言和今天的漳州方言在语音特点上仍然有很多相同之处，如东、阳韵相押，支、鱼韵通押等。因此，陈淳撰写的《启蒙初诵》，是一本适于用当时漳州方言诵读的地方教材，陈淳与他的启蒙老师所使用的教学语言是当时漳州的本地方言，而非南宋时期的通语。
关键词：陈淳;《启蒙初诵》;童蒙读物;教学语言
《宋史·选举志一》曾描述宋代的教育情形是“学校之设遍天下，而海内文治彬彬”[1]。其中，书院和蒙学在南宋的学校教育体系中扮演着重要角、承担着重要功能。正如有研究者所分析的那样：“以文治国的国策促使社会上普遍重视教育，南宋官学有所发展，私学更为繁盛，文化下移使得教育对象扩大，满足了中下层平民子弟的文化教育需求，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教育的普及，促进南宋一朝的社会文化事业的发展。在科举考试的刺激下，南宋的官学、书院、私塾、村学都得到了发展。官学在其发展过程中逐渐成为党派斗争的工具，书院和蒙学逐
渐成为教育的主力。南宋私塾、村学等学校遍及全国各地，在启蒙教育的普及程度上也达到空前。”[2]（P17）在南宋蒙学教育中，涌现出了一批颇具特的蒙学教材，其中，陈淳的《启蒙初诵》颇为引人注目。
一、《启蒙初诵》的编撰原则
总的来看，南宋时期的蒙学教材类型多样，内容丰富，林林总总，不一而足。南宋学者黄震《黄氏日钞》卷四十六云：“往岁尝过村学堂，见为之师者授村童，书名《小杂字》，句必四字，皆器物名，而字多隐僻，义理无关，余窃鄙之。然本其所由作，特以识器物之名，于世尚为有用。”[3]有研究者指出，南宋时期的私塾教育中，“虽然蒙学教材的种类多样，但是在实际的教学过程中，蒙师也会根据所处的环境和条件选择教授相应的教材与内容”[2]（P18）。
从来源来看，南宋时期的蒙学教材大体上由两部分构成。一部分是以前的传统教材，其中，南朝梁周兴嗣的《千字文》使用广泛，影响深远;此外，还有四言成句、易诵易记的《百家姓》等。另一部分是与时俱进、由当代人撰写的新教材，如朱熹著《小學》6卷、《童蒙须知》1卷、《训蒙绝句》（《朱子训蒙诗百首》）1卷;吕本中著《童蒙训》3卷;吕祖谦著《
少仪外传》2卷;真德秀著《对偶启蒙》5卷、《音律启蒙》5卷等。值得关注的是，此期出现了很多以传授理学道德规范和价值观念为主要内容的童蒙教材。欧阳光认为，这一现象和南宋理学的确立并日益推广盛行有着直接的关系[4]。
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著名理学家陈淳也编撰有宣扬理学思想、传播儒家经典的童蒙读物《启蒙初诵》和《训童雅言》。陈淳（1159—1223），字安卿，漳州龙溪北溪人，世人称为北溪先生。在朱熹的众多门徒中，他的学术地位是相当高的，被誉为是朱熹四大弟子之一。陈淳《北溪大全集》卷十六在谈到自己编写童蒙教材的初衷时说：
予得子，今三岁，近略学语，将以教之而无其书。因集《易》、《书》、《诗》、《礼》、《语》、《孟》、《孝经》中明白切要四字句，协之以韵，名曰《训童雅言》，凡七十八章、一千二百四十八字。又以其初未能长语也，则以三字先之，名曰《启蒙初诵》，凡一十九章，二百二十八字。[5]
在南宋时期，私塾先生自编教材的现象并不少见，教学方式也灵活多样。“他们在教学过程中也起一定的主导作用，可以自主选择教育内容、教学形式，除课堂教学外，还注重师生间的互动、切磋以及不同学派之间的学术交流活动，教育内容以儒家经典为主。”[6]（P44）
如上所述，虽然在陈淳所处的南宋之前，已经产生了一些童蒙类教材，但陈淳认为，这些已有的教材，“但其详见于遗经者多，或字艰而文涩，非幼习之便”（《北溪大全集》卷十六）[5];他还考虑到学龄前儿童“未能长语也”，遂“以三字先之”。
同时，陈淳在编撰这两部教材时，无论是文字的选择，还是声律的用韵，都是经过精心设计的。从编写教材的初衷可以看出，他主要是遵循着两条原则：一是文字字形相对简单;二是诵读起来流利畅达。可以说，陈淳童蒙教材的编写原则、编撰体例及语言形式等确实是达到了一定成效，并且对此后一些蒙学读物的编写产生了很大影响。
邱汉生在《陈淳的理学思想》一文中指出：“《启蒙初诵》三言有韵，形式、内容都像《三字经》……当为后来的《三字经》所祖述。”[7]美籍华人学者刘子健在《比〈三字经〉更早的南宋启蒙书》一文中认为，“《三字经》这样的书，是不会突然出现的”，“《启蒙初诵》是早出的尝试，而《三字经》是成熟的结晶”[8]（P303）。陈荣捷也认为，“《启蒙初诵》确在《三字经》之先，故谓前者是后者之前驱，亦未尝不可”[9]（P672）。李良品更是指出：“从某种意义上讲，陈淳的《启蒙初诵》上承《礼记》，下启《三字经》，是《三字经》的直接源头。陈氏之作无论是思想内容，还是语言形式都直接地影响《三字经》。”[10]（P157）
二、《启蒙初诵》的用韵分析
如研究者所说，《启蒙初诵》为《三字经》的“前驱”或“直接源头”，那么，我们颇感兴趣的一个话题就是：《启蒙初诵》为什么没能像《三字经》那样广为流传、影响深远？这也引起不少学者的关注与讨论，因为对这一问题的探讨对目前幼学读物的编撰、设计仍有一定的启发意义。在分析这一问题时，很多学者注意到了《启蒙初诵》在内容上存在片面宣扬理学伦理道德的局限，不够生动形象，缺乏故事性、趣味性，我们不再赘述。这里仅从语言形式上对此加以探讨。
我们颇感兴趣的另一个话题是：陈淳教儿子读书时，用的是南宋时期的通语，还是当时的闽南方言？这一话题和上一话题实际上是一枚硬币的两面，这两个问题都可以从《启蒙初诵》所反映的语言形式、用韵特点窥知一二。
《启蒙初诵》的用韵体例是三字一句，每章中每两句的最后一个字押韵。每章结束后，有的换韵，有的不换韵，不拘定格。因此，我们可以将这些韵脚字作为材料，考察它所反映的语音特征，并由此推测陈淳对孩子进行启蒙教育时的教学语言究竟是当时的通语还是闽南方言。
《启蒙初诵》全文如下：
章龄之陈龙 天地性，人为贵;无不善，万物备。
仁义实，礼智端;圣与我，心同然。
性相近，道不远;君子儒，必自反。
学为己，明人伦;君臣义，父子亲。
夫妇别，男女正;长幼序，朋友信。
曰孜孜，敏以求;愤忘食，乐忘忧。
讷于言，敏于行;言忠信，行笃敬。
思毋邪，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
入则孝，出则第;敬无失，恭有礼。
足容重，手容恭;目容端，容庄。
口容止，头容直;气容肃，立容德。
视思明，听思聪;思温，貌思恭。
正衣冠，尊瞻视;坐毋箕，立毋跛。
恶旨酒，好善言;食无饱，居无安。
进以礼，退以义;不声，不货利。
信道篤，执德弘，见不善，如探汤。
不迁怒，不贰过;毋意必，毋固我。
道积躬，德润身;敬日跻，新又新。
祖尧舜，宪文武;如周公，学孔子。
礼三百，仪三千;温而厉，恭而安。
存其心，尽其性;终始一，睿作圣。
在这段引文中，凡是用着重号或下划线标出的韵脚，都是不合官韵的。可以看出，在《启蒙初诵》中，东韵字“恭”、“弘”分别与阳韵字“庄”、“汤”相押;鱼韵字“武”亦与支韵字“子”相押。显然，这些都不符合宋代通语的押韵规范。不过，从现在闽南语漳州话来看的话，东韵字和阳韵字相押是很普遍的语音现象，“武”和“子”也依旧可以押韵。
我们不妨再对陈淳诗歌创作的用韵情况进行一下考察。众所周知，宋代科举考试对诗赋的要求是十分严格的，必须按照官韵作诗写赋。因此，这一要求也会自觉不自觉地体现在童蒙教材的编撰中。作为一个多次参加科举考试的士子，陈淳对这一要求应是了然于胸，十分清楚的。我们发现，和《启蒙初诵》一样，在陈淳所作的近体诗和古体诗中，却出现了很多不合官韵的现象，比如东、阳韵通押，支、鱼韵通押等。刘晓南先生曾指出：
南宋漳州龙溪人陈淳（1159—1223）诗中东阳通押有6例之多，涉及大量韵字，这就绝对不是偶然的了：
1）七绝《送廖子晦倅潮还别》之四“疆穷鸿”
2）七绝《送廖子晦倅潮还别》之二“邦风蒙”
3）五古《自讼》“狂穷躬通曚”
4）七古《遭族人横逆》“融霜攻强将章狼傍伤胸恭量刚穷”
5）七古《上赵寺丞》“房漳遑宫工洪阳峰溶通防央朦旁堂章望翁皇扬光刚庸纲珑乡洋顒朦从墙常风良芳忠骧庠霜铓躬昂墉碧功融藏彰同亡荒印详钟曦郎供行裳东王萝封容茫隆终宗要羊穷踪丰将忘煌恭颂蒙跄重雍梁缝筋黄梁庄徉浓相康攘逢中惶尝涝璋肠跳崇充衷凶公邦酿唐胸长羌捆桑降彤强冲羌棕方昌减冈疆狂量张聋”
6）五古《榘子名字义》第6韵段“动动往”[11]（P160）
在上段引文中，阳韵字下着重号系笔者所加，以与东韵字相区别。刘晓南对南宋时期闽南地区诗人的用韵情况进行了穷尽式考察，他指出，除陈淳以外，当时其他闽南诗人用韵均不见此种韵例，这可能是其他诗人谨守官定诗韵的缘故。福建词人这类用韵情况只有1例，出于泉州人蒲寿宬之手，他亦属于闽南人[11]（P160）。由此看来，陈淳语言中的押韵情况确实与官韵有所不同。这极有可能是由于陈淳本人尚未很好地掌握通语，至少也反映出他无法严格区分当时闽南方言与通语在一些用韵上的细微差异。这或许也是陈淳身为朱熹高足，虽然满腹经纶，却始终未能中举的关键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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