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运用新历史主义的观点对余兆昌所著的《鬼魂列车》进行解读，探讨该小说怎样借助梦境和鬼魂等“逸闻主义”元素来叙写以聪艺的父亲为代表的第一代华人移民在太平洋铁路修筑工程中所做出的贡献，从而对加拿大官方正史进行质疑，掀开了真实历史的一隅，实现了对族裔历史的重构。《鬼魂列车》以虚构的故事讲述历史， 解构了历史与文学的二元对立，实现了二者之间的互动与交融。
关键词：《鬼魂列车》 新历史主义 逸闻主义 梦境
1 引言
19世纪七八十年代，先后有超过1.5万华人参与修筑横贯加拿大的太平洋铁路，这是加拿大建国初期最重要的工程之一。华工们常常承担最危险地段的铁路铺设任务。数千名华工为筑路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但许多人被就地掩埋，有的甚至连尸骨都不到。工程竣工后，加拿大
政府先后实施了“人头税”和《法案》，这些歧视性法规不仅使华工们的社会地位得不到保障，而且还拒绝了所有已在加拿大定居华工的妻儿的移民要求，致使数千华工难以与亲人团聚。更令人愤慨的是，加拿大官方完全抹杀了参与修筑铁路的全体华工的巨大贡献。工程竣工后，华工中无一人受邀参加加拿大政府为太平洋铁路竣工所举行的“敲入最后一颗道钉”的庆祝仪式。
无数华工用自己的血汗和生命使整个北美大陆联成了一个整体，但加拿大官方历史中所谓精英历史的记述完全抹杀了华人的历史性贡献。自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加拿大华裔文学兴起以来，华裔作家开始质疑这种叙事的权威性，以自己的文学创作挑战主流意识形态的权力话语，还原历史的真实面目，重构了加拿大华人移民的历史。余兆昌的短篇小说《鬼魂列车》是筑路华工悲惨命运的真实写照，在出版当年便荣获加拿大最高文学奖——总督奖。通过对特定历史事件进行不同的情节构建，余兆昌希望“在北美人的思想里刻下一个印记，让他们铭记同样也有权成为加拿大人和美国人的数代华裔移民，为华裔正名，使其以开拓者的身份得到承认”。在《鬼魂列车》这部短篇小说里，作者在大量史料的基础上对历史进行了演绎和重构。笔者认为，这部小说的独特之处在于它凸显了新历史主义文学批评的“逸闻主义”特征和元素，从而使该作品实现了主题思想和艺术手段的完美结合。
2 “炎亚纶鬼鬼新历史主义”理论概述
新历史主义作为一种文学文化批评的实践，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这种批评流派的代表人物斯蒂芬·格林布拉特（Stephen Greenblatt）把新历史主义定义为“描述历史文本的方法与某种旨在探寻其自身可能意义的文学理论杂交混合而形成的一种阅读历史文学文本的策略”。新历史主义所强调的历史概念不是单数大写的历史，而是小写复数的“诸历史”（histories）；不是独语式的历史，而是强调叙述者的历史（his-stories）。新历史主义反对历史的独语，在他们看来，这种独语必然形成历史的宏大叙事，成为英雄、领袖、天才以及才子佳人的家族史或自传史。这种宏大叙事并非带来了对历史的错误认识，而是遮蔽了边缘人参与塑造历史的作用。因此，新历史主义不再重视旧历史主义强调的正史、大事件和所谓的伟大人物及宏大叙事，而是将一些轶闻趣事和普通人作为分析对象，通过建构复数化小写历史而颠覆传统历史的“宏大叙事”。在这种新历史观念的观照下，很多族裔作家受到启迪，以讲故事的方式来重构被湮没或被边缘化的族裔史。传统历史主义认为，历史大于文学，历史事实的真实性大于文学的想象和虚构性，前者比后者重要，而新历史主义则强调文学大于历史，文学在阐释历史时不要求恢复历史的原貌，而是通过解释历史“应该”和“怎样”来揭示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最隐秘的矛盾，从而使其经济和政治的目的彰显出来。《鬼魂列车》
无疑就是一部典型的新历史主义作品。
3 梦境蕴含的“逸闻主义”特征
新历史主义不强调历史的真实再现，而是关注文学文本构建过去和再现历史的方法。对于族裔作家而言，“讲述历史就意味着一种掌握和控制——把握过去，把握对自己的界定，或把握自己的政治命运”，是赢得话语权，建构自我文化身份的有力武器。加拿大官方正史利用历史资料描述的“空白”抹杀了加拿大建国初期华人移民的历史功绩，而族裔作家则利用现存的、以不同形式保存的历史片段来填补官方正史中的缺失。余兆昌以华人参与修筑太平洋铁路这一真实的历史事件为基础，以民间逸闻传奇故事为创作素材，通过发挥文学想象力，运用文学修辞和美学技巧重构了加拿大华人的历史，使那段尘封已久的历史重新回到人们的视线。
新历史主义的代表人物海登·怀特（Hayden White）在《评新历史主义》一文中指出，新历史主义者“尤其表现出对历史记载中的零散插曲、轶闻轶事、偶然事件、异乎寻常的外来事物、卑微甚或是不可思议的情形等许多方面的特别兴趣”，这就是新历史主义的“逸闻主义”创作手法。在《鬼魂列车》中，余兆昌没有叙述所谓的历史大事，没有描写伟大的人物，
也没有直接描写华工修筑铁路的艰辛以及随时会遇到的生命危险，而是将一些轶闻趣事和普通人的故事作为叙述对象，通过儿童的视角“把过去所谓单线大写的历史，分解成众多复线小写的历史；从而把那个‘叙述、非再现’的历史拆解成了一个个由叙述人讲述的故事”。以聪艺的父亲为代表的广大华工是加拿大社会的边缘人，余兆昌借聪艺之口质疑加拿大的官方历史，并试图对这些边缘人的历史进行重写。《鬼魂列车》不同于一般史实性叙述，而是选取儿童的梦境作为小说的叙述视角。正如科恩（Walter Cohen）所言：“新历史主义者喜欢抓住一些离经叛道的，奇怪的，甚至是怪异的东西：梦、通俗或艺术的庆典、对巫术的指责、性条约、日记和自传、对衣服的描写、对疾病的报道、生死记录、疯癫的叙述等。”在《鬼魂列车》中，白昼与黑夜、梦幻与现实交织在一起，亦真亦幻的故事情节揭开了这段被白人主流话语所掩盖的历史，“逸闻主义”特征跃然纸上。
聪艺是中国南部一户穷苦农家的女儿，她虽然天生独臂，但具有极高的绘画天赋，其画作生动传神，惟妙惟肖。聪艺无忧无虑的童年因其贫寒的家境而过早的结束了。在聪艺十二岁那年，她的父亲为了养家糊口，背井离乡来到北美建筑公司当了一名铁路建筑工人。两年后，父亲寄给她一笔钱，让女儿带上的画笔和画纸，坐船到北美与他团聚。然而当她来到北美建筑公司时却传来噩耗，父亲于一周前在修筑铁路时不幸遇难身亡。悲痛欲绝的聪艺在异
国他乡举目无亲，无依无靠的她决定乘船回老家。可是就在她回国前的那个晚上，父亲来到她梦中，请她把在他和工友们所修建的铁路上行驶的火车画下来。聪艺从未见过火车，为了完成父亲的嘱托，她想尽各种办法观察火车，并亲自乘坐火车来仔细观察这个庞然大物，因为她认为只有这样才能画出逼真的图画。深夜里，返程的列车上只有聪艺一个人，她在半梦半醒之间突然听到不知从何处传来的阵阵哀号声和痛苦的呻吟声。这似鬼魂般的哀号和悲泣的哭声一直在她耳旁回响，久久萦绕在她心中。由于聪艺还不太了解华工们所受的苦难，所以还不了解这些声音的含义，受到惊吓的她回归到了现实世界后，发誓以后再也不坐火车。
可是，当聪艺完成绘画，迷迷糊糊睡着的时候，父亲又一次来到她的梦中，请求她次日黄昏把画作带到郊外森林，铺在铁轨上。聪艺按照父亲的嘱咐点燃了三柱香，在夕阳火红余晖的映照下，在缭绕的青烟中，奇迹出现了：父亲复活了，站在她面前，画中的火车慢慢地变成了一列真正的火车。火车朝她缓缓行驶而来，在父亲的鬼魂的带领下，聪艺穿过一节节车厢，发现火车上的乘客实际上是在修筑铁路中遇难华工的鬼魂。格林·布莱特在其代表作《莎士比亚协商》中以“我开始于与死者对话的愿望”的宣言表明了新历史主义的立场。在《鬼魂列车》中，余兆昌让聪艺与华工的鬼魂对话，让那段被白人主流话语所掩盖的历史重新浮出水面，为广大华裔正名。在“鬼魂列车”上，聪艺亲眼看到了勤劳朴实的华工们的鬼魂，
华工们也向她诉说了所遭受的苦难与冤屈，以及他们对故乡的眷恋、回归故乡的渴望和与亲人团聚的美好愿望。经过与华工鬼魂的对话，聪艺先前的恐惧感顿时消失了，而且这些为了生计甘愿远渡重洋，艰苦劳作，最后惨死在异国他乡的华工们令她肃然起敬。聪艺乘坐“鬼魂列车”之后，其父亲嘱托她把画作带回故乡最高的山顶上烧了，让这些生前不能叶落归根，死后尸骨无存的华工们的灵魂到回家的路。父亲想以这种象征性的方式让客死他乡的筑路华工们魂归故里，让他们的亡灵得以救赎和安息。次日清晨，聪艺醒来时发现自己躺在铁轨旁，画作依然在身旁的铁轨上。但此时她仿佛从车窗上看见了遇难华工们的身影，父亲也正朝她挥手，似乎在嘱咐她：一定要完成父辈们的心愿啊！
《鬼魂列车》这部短篇小说通过现实与梦境、白昼与黑夜的交织，以及人鬼对话等“逸闻主义”元素昭雪华工的冤屈，彰显了参与修筑太平洋铁路的华工们的历史贡献，颠覆了加拿大主流意识形态大写的历史，重构了华裔加拿大人特有的历史篇章，让华工们的历史功绩从被挪用和掩盖转变为被承认和尊重。
4 结语
《鬼魂列车》这类小说唤醒了人们的良知，使许多人认识到加拿大主流意识形态的历史
书写中，只剩下基于民族认同的宏大叙事，而历史的多样性和复杂性被遮蔽了。经过华人社团长期的努力和抗争，蒙在历史上的神秘面纱终于被揭开。2006年6月22日，加拿大政府为“人头税”举行了平反仪式，正式向全体加拿大华人公开道歉，并承认华工的历史性贡献。《鬼魂列车》以讲故事的方式把民间传说和逸闻串联起来，在发挥文学想象的基础上，通过梦境、与鬼魂对话等新历史主义的“逸闻主义”艺术策略，以被忽略的边缘人的“小历史”解构权威的“宏大叙述”，对元历史叙事书写起到了修正和补充的作用，消解了元历史书写的权威性和单一性，从多个侧面呈现了历史的真实情况。《鬼魂列车》通过还原太平洋铁路建设的历史真相，再现了历史上被遮蔽的一页，重构了加拿大华人历史之一隅，把一个个类似《鬼魂列车》这样看似微不足道的“小历史”的组合起来，从而映射出整个加拿大华人移民历史的“宏大叙事”。
（本文得到云南师范大学加拿大研究中心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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