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3卷 第2期 天中学刊 Vol. 33 No. 2
2018年4月 Journal of Tianzhong Apr. 2018
收稿日期：2017-05-17
作者简介：张静宇（1982―），男，河南鄢陵人，讲师，博士。
张静宇
（首都师范大学 外国语学院，北京 100089）
摘 要：日本中世时期的军记物语《太平记》大量引用了我国的三国故事，虽然主要是受唐朝佛教著述中的三国故事的影响，但其中《梁父吟》诗、“诸葛亮死于筹笔驿”等内容是根据我国宋元时代诗集、诗话中的三国要素进行的增补，反映了宋元时代中日两国文化的交流情况。《太平记》中三国故事的引用意图十分明确，表面上赞扬了室町幕府的为政者细川赖之等人的谋略，实则批判了他们没有仁义。
关键词：《太平记》；《梁父吟》；司马懿；细川赖之；尺寸之谋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6–5261(2018)02–0125–06 《太平记》成书于日本室町幕府（14世纪70年代）初期[1]，是日本中世军记物语之集大成者。作品篇幅浩大，长达40卷；时间跨度较长，描写了南北朝约50年（1318―1371年）的动乱。作品主要以日本南北朝时代为历史舞台，描写了后醍醐天皇的倒幕、镰仓幕府的灭亡、建武新政、室町幕府的建立、南北朝的对峙、观应之乱、室町幕府内部大名之间的争斗、足利义诠的去世、细川赖之就任管领（负责辅佐将军的幕府中央最高行政官）等一系列重大的历史事件。《太平记》是了解日本中世历史文化的一部重要文学作品，和《平家物语》一起被称为日本军记物语文学的双璧。
《太平记》卷20中引用了一段比较完整的三国故事，是日本最早引用的我国三国故事，引起了学者的关注。最早对这一段故事进行考察的是日本学者增田欣，他认为《太平记》中的三国故事主要以谚语“孤有孔明如鱼得水”和“死诸葛走生仲达”为中心，借鉴了《蒙求》注释、《胡会诗抄》以及《晋书》等书中的三国故事[2]。而另一名日本学者竹内真彦则指出，诞生于我国唐代的佛教注释书籍《四分律钞批》《四分律行事钞简正记》中的三国故事，也是以这两个谚语为中心，从魏蜀吴三国鼎立的故事开始叙述。这和《太平记》中所引用的三国故事比较相似。因此，《太平记》可能受到了这些佛教书籍的影响[3]。此外，田中尚子在《〈太平记〉中〈三国志〉的享受》一文中将《太平记》中的三国故事和《三国志》进行了比较，指出了《太平记》尤其重视“智”和“君臣关系”，这和《太平记》的主题紧密相关[4]。当然，该
故事也吸引了我国学者的关注，最早对此研究的是邱岭[5]。邱氏将这个故事和《三国志》《三国志平话》《三国演义》进行了比较，并且对比了楠木正成和诸葛亮的形象塑造，最后指出《太平记》中的三国故事受到《三国演义》的影响。国内另一位学者张哲俊也将这个故事和我国典籍中的三国故事进行了对比，指出这一段三国故事既不能排除受《三国演义》影响的可能性，但也不能断定[6]。此后，张真发表了《〈太平记〉中的三国故事来源再考察》，此文对邱岭、张哲俊的论文提出了疑问，并指出了《太平记》中三国故事来源的可能性[7]。或许是张真没有调查日本先行研究之故，其结论和日本学者竹内真彦观点一致。笔者承认《太平记》卷20中的三国故事主要受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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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的佛教注释书籍《四分律钞批》《四分律行事钞简正记》影响的可能性较大，但笔者认为《太平记》中的三国故事在这两部佛教注释书籍的基础之上进行了许多增补。这和《太平记》成书过程的复杂性相关，该书在成书过程中经过多次增补和削减。此外，先行研究也没有探讨《太平记》中三国故事的引用意图。鉴于此，本文尝试在诸先行研究的基础之上对《太平记》中三国故事的来源和意图进行再考察。
一、《梁父吟》诗的增补
《太平记》卷20《孔明仲达故事》一节引用了我国的三国故事。该故事引用的背景是：南朝大将新田义贞在越前和北朝的足利高经作战之际，新田义贞梦见自己变为大蛇，吓走了北朝大军。新田义贞的部下
都认为这是一个吉梦，然而有一个叫斋藤道猷的武士却认为是个凶梦，因为龙（蛇为小龙）在阳气之时（春夏）发威；在阴气之时（秋冬）蛰户。新田义贞和高经作战之际正值秋初，属于龙的蛰户期，因此处于不利时机。为进一步说明新田义贞的梦是凶梦，斋藤道猷引用三国故事，将新田义贞比作诸葛亮，认为诸葛孔明（卧龙）是蛰户之际病死而兵败的，新田义贞的结局也将如诸葛亮一样。《孔明仲达故事》中有如下描述：
以前在宋国，蜀国的刘备、吴国的孙权、魏国的曹操三人三分天下而各据其一，彼此皆想灭其他两国而一统天下。然而曹操才智举世无双，运筹帷幄之中，御敌于国土之外。孙权张弛有时，广施恩惠，爱抚民众，因此窃国掠郡之人争先恐后聚集而来，残忍地侵犯别国都城。刘备原为皇室，降为人臣不久，重义轻利，故忠臣孝子从四方而来，振兴文教，实施武德。
此三人各以智仁勇三德而三分天下，吴、蜀、魏三国因而得以鼎足而立……
（神宫征古馆本、玄玖本）（诸葛亮）钓寂耕闲而歌曰：步出齐东门、往到荡阴里、里中有三坟、垒々皆相似、借问谁家冢、田疆古冶子、气能排南山、智方绝地理、一朝被谗言、二桃杀三士、谁能为此谋、国将齐晏子……
朕以不肖之身求天下太平，非为一己之身、一人之欲，只为挽救道义于涂炭，救百姓于沟
壑。公乃良佐之才，辅佐朕实现愿望，抑制战乱，制止杀戮，何待百年？夫枕石漱泉、乐于幽溪只为一身，而治国利民、教化百姓，乃为万人谋福利。①
在本故事开头，作者以“智”形容曹操，以“勇”形容孙权，以“仁义”来形容刘备。与曹操运筹帷幄、御敌千里之外的才智相比，刘备因为“仁义”，没有利欲之心，因此忠臣孝子从四面八方来投奔他。当时诸葛亮避乱隐居南阳，刘备听说之后，三顾茅庐。刘备请诸葛亮出山辅助其打天下的理由也不是为了个人，而是为天下苍生，为救民于水火。《太平记》不仅把刘备塑造为仁义的形象，连诸葛亮也带有仁义彩。众所周知，诸葛亮是我国三国故事中“智绝”的象征，用兵神机妙算，广为人知。而在《太平记》中，智谋的象征是司马懿，诸葛亮被设定为仁义的象征，《孔明仲达故事》中对诸葛亮有如下描述：
蜀国将军武侯体恤士兵，以礼待之，注重情义，得少量食物即与士兵分享，获一杯酒便与众人共饮。后三军之乐而乐，先万人之忧而忧。加之终夜废寝，亲自巡城；白天终日和颜悦地接待士兵来访，须臾未见有随意怠慢之心。因此士兵万众一心，生死与共，其他之事不得耳闻。
这部分是诸葛亮与司马懿对阵时对诸葛亮的描写。诸葛亮体恤士兵，与士兵同甘共苦，同食同宿，因此士兵万众一心，同仇敌忾。也就是说《太平记》更看重的是诸葛亮的忠诚与仁义，而不重视其智谋，这一点和把蜀国政权塑造为“仁义”的象征是共通的。《太平记》十分重视仁义，在卷26的《云景未来记》以及卷35的《北野通夜物语》中，作者都认为天下大乱的原因在于没有仁义[8]。因此可以说“仁义”的蜀
国是《太平记》作者心目中的理想国家。该故事将新田义贞比拟为诸葛亮，也即是将南朝比拟为仁义的蜀国；将北朝的大将足利高经比拟为司马懿，也即将足利政权比拟为只有智谋而无仁义的曹魏政权。
古本的神宫征古馆本、玄玖本《太平记》中所引用的诸葛亮所咏诗歌《梁父吟》，不见于古本西源院本等版本之中。增田欣氏认为《太平记》中《梁父吟》一诗可能是受北宋郭茂倩编《乐府诗集》或者唐朝欧阳询《艺文类聚》的影响。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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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这首诗歌在宋朝姚宽的《西溪丛语》、宋朝编写的《太平御览》《古文真宝》以及对《太平记》产生影响的《诗人玉屑》等书籍中也都有收录，而《太平御览》《古文真宝》《诗人玉屑》等书是日本中世知识阶层喜爱阅读的书籍，也对《太平记》产生了影响[9]。因此，《梁父吟》一诗的增补受宋元时代典籍影响的可能性比较大。
《梁父吟》一诗的故事在《晏子春秋》中有记载，讲述的是齐国勇士田开疆、古冶子、公孙接三人因为谗言被晏子设计杀死的故事。这三位大将军功高盖主，齐国国君颇为顾忌，想除掉他们。于是齐国的国相晏子以二桃赐三人，让他们三人根据功劳分食二桃，三人起初争执于二桃，最后舍生取义而接连自杀。这里的“气能排南山，智能绝地理”中的“地理”也写作“地纪”，指天地之间的大道理，如“仁”“义”“礼”等。这两句诗的含义是三人文武兼备，既有排倒南山的勇力，又能深明大义，而这样深明
大义的三人都因为“一朝被谗言”被“国将（相）齐晏子”的计谋所杀。很明显这首诗歌是批判齐晏子的计谋，同情舍生取义的田开疆、古冶子、公孙接三人。因此，《梁父吟》一诗的增补与《孔明仲达故事》的主题是相通的，反映了《太平记》作者对蜀汉政权以及诸葛亮的同情，对善于阴谋诡计而无仁义的曹魏政权以及司马懿的批判。《太平记》将室町幕府比作三国的曹魏政权，将大将足利高经比作司马懿，讽刺了室町幕府只有智谋，没有仁义。
二、司马懿的“智谋”和细川赖之
《梁父吟》诗的增补和作品对细川赖之的评价也有很大的关系。细川赖之是室町幕府第三代将军足利义满时期的掌权者之一，和《太平记》的成书有很大的关系。细川赖之属于足利氏一族的细川氏，在“元弘之乱”中跟随足利尊氏起兵推翻了后醍醐天皇的京都政权。在“观应之乱”中，细川赖之被派往四国地区镇压投靠南朝的诸侯细川清氏。《太平记》对细川赖之的记述主要是从卷38开始的，1362年，细川赖之在四国地区赞岐的白峰城消灭了投靠南朝的细川清氏，解除了南朝对室町幕府最大的威胁。1367年，细川赖之成为“管领”，辅助室町幕府年幼的第三代将军足利义满。1379年，细川赖之在“康历”中失势，被迫离开京都。1390年，室町幕府内部爆发“明德之乱”，细川赖之再次被足利义满起用，参加平定叛乱，同时被召回京都。1392年，细川赖之在京都病死。那么，《太平记》是怎样描写细川赖之的呢？又是怎样将细川赖之比拟为司马懿的呢？作品卷40的终结部分《细川右马头自西国上京之事》一节对细川赖之做了如下的褒扬：且说细川右马头赖之管辖西国，消灭敌人，以德服人，传闻他处理诸事的方法和
贞永、贞应的旧规稍微相似，因此，他就任了管领之职，补任武藏国的长官，掌管执事之职。正如传闻所言，他德行表里如一，不仅足利一门尊重他，其他氏族也不违背他的命令，于是日本成为中夏无为的时代，真是可喜可贺之事。
上面的引文是室町幕府二代将军足利义诠病死之后《太平记》的叙述。细川赖之掌管四国的政治，消灭了南朝的势力，其处理政治的方法遵循镰仓幕府的“贞永式目”（北条氏的施政纲领，在卷35得到了作者很高的评价），于是就任“管领”一职。细川赖之为人表里如一，德行很高，无人不遵循其命令，于是日本进入了“中夏无为”的和平时代，真是可喜可贺之事。然而，《太平记》的作者表面上在赞扬细川赖之，实则通过暗示表达了对细川赖之及室町幕府的深深不满。《太平记》对细川赖之以及室町幕府的不满是通过对中国三国故事的引用来实现的。
除了《孔明仲达故事》是一段长的故事插话之外，作品中还有14例三国故事典故的引用。在这14例三国故事典故的引用之中，卷24《河江战争》、卷38《细川清氏战死故事》中三国故事典故的引用和卷20《孔明仲达故事》的叙述一致，均是讲述司马懿趁诸葛亮病死之际灭掉蜀国的计谋，均将室町幕府比作曹魏政权。卷24《河江战争之事》中有如下的描述：
在国府（国的首府）的协屋刑部卿义助（新田义助）不久染病，身心苦闷，卧病在床仅过七天便与世长辞。跟随他的官兵如始皇帝崩于沙丘而楚汉趁机进攻，悲痛万分；又如孔明死于筹笔驿而吴魏得到方便，
忧愁不已，如瓢葫漂于浪中。此事如被敌人知道将会增加敌人气势，因此偷偷安葬，隐悲吞声，然而终究败露，四国大将细川刑部大辅赖春听说此事，一刻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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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失去这样的好机会，此乃如司马懿趁蜀疲敝而灭蜀之谋。于是率伊予、赞岐、阿波、淡路七千余骑，首先进军至伊予界的河江城，进攻土肥三郎左卫门。
在后醍醐天皇去世之后，南朝的后村上天皇继承后醍醐天皇的遗志，不断发动对北朝的进攻，将南朝的势力扩展到四国地区、中国地区以及九州地区。而在此时，南朝的大将新田义助（新田义贞的弟弟）却突然病故。上述引文即是对新田义助病故的描写。上述引文将诸葛亮的病死之地设定为筹笔驿，而实际上诸葛亮病逝于五丈原。筹笔驿位于今天的四川广元市，相传诸葛亮出兵攻魏国，在此筹划军事。那么，《太平记》为何会如此设定呢？日本学者竹内真彦梳理了唐宋时代关于“筹笔驿”的诗，认为唐代诗人殷潜之的《题筹笔驿》、杜牧的《和野人殷潜之题筹笔驿十四韵》、宋代诗人石延年的《筹笔驿》等能够让人联想到诸葛亮死于筹笔驿[10]。另一日本学者田中尚子认为《三体诗》中收录了晚唐诗人薛能的《筹笔驿》诗，该诗让人联想到诸葛亮死于筹笔驿，而《三体诗》是宋代编写的唐诗集，对日本中世文学产生了很大影响，故《太平记》可能受到《三体诗》的影响[11]。而对《太平记》影响较大的《诗人玉屑》[12]卷5《不可泛泛》、卷17《石曼卿晦庵论其诗》、卷16《玉溪生高情远意》均涉及石延年的《筹笔驿》诗，卷16《玉溪生高情远意》还涉及殷潜之和杜牧的“筹笔驿”诗：
文章贵众中杰出、如同赋一事、工拙尤易见。余行蜀道、过筹笔驿、如石曼卿（石延年）诗云：意中流水远、愁外旧山青。脍炙天下久矣。然有山水处便可用、不必筹笔驿也。殷潜之与小杜诗甚健丽、亦无高意。[13]
因此，笔者认为，与《三体诗》相比，《太平记》将诸葛亮之死设定于筹笔驿，受《诗人玉屑》的可能性更大。
上述《太平记》的引文还将新田义助比作诸葛亮，将室町幕府的大将细川赖春（细川赖之的父亲）比作司马懿。因为足利义助的去世，细川赖春便趁机进攻南朝，其计谋如司马懿趁诸葛亮死亡之际攻下蜀国一样。在卷38《细川清氏战死故事》中也有类似的比拟，将细川赖之比拟为司马懿，如下所示：
右马头（细川赖之）的士兵逃亡众多，日渐减少；而相模守（细川清氏）的兵力遍布诸国，数量众多。这和魏将军司马仲达讨伐蜀国之时，不战而胜的谋略相似。七月二十三日早上，右马头从帐篷走出，将新开远江守叫到跟前说……
细川清氏原本是北朝的大将，因为佐佐木道誉的陷害，被迫投降南朝，作品也对细川清氏投降南朝的行为抱有极大的同情。投降南朝的细川清氏率兵不断攻打北朝，在其平定四国之后，为了再次率兵攻打京都，他从大阪乘船到了赞岐国（香川县）进行准备。北朝的大将细川赖之（即上文中细川赖春的儿子）听说之后，施展阴谋诡计将细川清氏杀害。上述引文将细川赖之比喻为曹魏政权的司马仲达（司马懿字
仲达），暗示了细川清氏如蜀国的诸葛亮一样。关于细川清氏战死之事，在该故事中有如下叙述：
其（细川清之）身深陷沼泽之田中，头被敌人长刀削去。古时元历年间，木曾左马头义仲在栗津的松原被杀，以及历应的初秋，新田左中将义贞在足羽的田埂被杀。清氏与这二人情况相同。
上文将细川清氏的死类比为新田义贞的战死，而在作品《孔明仲达故事》中将新田义贞比拟为诸葛亮，《细川清氏战死故事》中还将细川赖之比拟为司马懿。因此可以说《太平记》中三国故事的引用是一脉相通的，有很强的意图，将细川赖春、细川赖之比拟为“智谋”的曹魏司马懿，暗示了对他们只有智谋、没有仁义的批判。
三、细川赖之的“尺寸之谋”
那么，被比拟为司马懿的细川赖之的谋略在作品中又是如何被描写的呢？在卷38《细川清氏战死故事》〉之后的《大元军事故事》一节，作者引用了我国元朝灭南宋的故事。该故事的梗概是：一直意欲灭掉宋朝的大元老皇帝做了一个梦，在梦里大元老皇帝和宋朝幼帝的大军在扬子江对峙，老皇帝突然变为了一只羊，而幼帝变为了一头狮子。变为羊的老皇帝十分害怕，折断了两只角和一条尾巴之后从梦中惊醒，并认为此梦很不吉利。此时他身边的大臣西蕃帝师却认为“羊”字折断两只角和一条尾巴就是“王”字，是吉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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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大元老皇帝派大军灭宋，宋朝派大将伯颜丞相（伯颜本来是大元灭南宋的大将，在《太平记》中被误认为宋朝将军）、襄阳太守吕文焕、大金的贾似道（贾似道是南宋丞相，被误认为是大金大将）等人抵挡。伯颜丞相采取诱敌深入的策略，将大元大军诱入城中一举歼灭。此时，大元老皇帝一筹莫展，束手无策，其身边的大臣西蕃帝师却认为伯颜的计策只是“尺寸之谋”，毫不足惧，并向大元老皇帝献上一计。老皇帝采取了西蕃帝师的计谋，派遣西蕃帝师乔装打扮潜入宋朝。在宋朝，西蕃帝师遇到一位老翁，将其收买带回大元。之后，西蕃帝师使用反间计，将假装伯颜等人逆反的文书藏入老翁的大腿之中遣回宋朝。宋朝抓到老翁，发现伯颜等人谋反文书，将伯颜等人杀害，于是大元轻而易举地消灭了宋朝。在该故事中，作者将细川赖之比拟为西蕃帝师，对其谋略赞扬如下：
昔，孔子褒颜渊曰，用之则行，舍之则藏，唯我与尔是夫。一旁听到的子路大怒曰，子行三军则谁与。孔子再谏子路曰，暴虎冯河而死吾不与也，必也临事而惧、好谋而成者也。然而从古至今灭敌夺国之事不只在勇武，而在于事前谋划，以智慧为先……
今虽听闻细川相模是守力大无穷、举世无双的勇士，但却落入细川右马头的尺寸智谋，一日而丧命。
上述引文引用《论语·述而》中的句子，是孔子和弟子颜回、子路的对话。在孔子看来，“勇”绝不是不计后果的蛮干，智勇兼备、谨慎行事才能有所成就。引文通过引用《论语·述而》的语句来强调谋略的重要性。
在卷38《大元军事故事》的结尾，作者称赞细川赖之只以“尺寸之谋”就轻松消灭了有勇无谋的细川清氏。作品对细川赖之的“尺寸之谋”有如下的评论：
听说了宋国节度使等人的战略并非守死善道，轻命于义路，只是以尺寸之谋获得大功。
难道只有宋国大臣有智谋，元朝之人愚笨？我今施一计策不战而胜。陛下若有一统天下之心，臣必以智谋使陛下一天之内得到大宋国四百州。
这部分是西蕃帝师对大元老皇帝说的一番话。大元在和南宋的战争中失败，损兵折将，西蕃帝师认为南宋大将获胜只不过是“尺寸之谋”，并不能“守死善道”。“守死善道”来源于《论语·泰伯》：“笃信好学，守死善道。危邦不入，乱邦不居。”[14]《太平记》卷16《正成战死故事》对“守死善道”有如下议论：
不知仁之人舍弃朝廷之恩，突然投降敌人……兼具智仁勇三德，守死善道，功施朝廷之事，从古至今未有如正成之人，尤其是处在国之兴废、时之机运之时机。正成能逃而不逃，兄弟，这是武德倾王威的先兆，无人不对此担忧。
这段话是对楠木正成战死的评价。楠木正成为镰仓幕府末期到南北朝时期著名的武将，是日本“忠臣”的楷模。作者认为楠木正成有“智仁勇”的美德，宁可战死也绝不逃跑。这里的“守死善道”是指知道“仁”而不忘朝廷恩惠，是强调对天皇的忠诚。《太平记》将楠木正成塑造为忠臣，强调其宁愿战死也决不投降的
性格。在作品的卷39《大内介投降之事》中也引用了“守死善道”，目的是批判在南北朝之间朝三暮四的大名，其中有如下叙述：
无论如何应该有知仁义之人，然而近年我国之人行为无不令人厌烦。首先作为武士应该考虑守死于善道，不失名于义路，然而如果有少许利益可图便很快成为伙伴，稍有怨恨则很容易成为仇敌。
北朝大名为了一己之私在南北朝之间朝秦暮楚，反复无常，毫无气节可言。作者批判他们不能做到“守死善道”。很明显这里的“善道”是指“仁义”，是指为主君尽忠，非为一己之私。卷38《大元军事故事》中的“守死善道”批判的是南宋大将伯颜只有谋略，没有忠于皇帝之心。因此，可以说只有“尺寸之谋”的细川赖之不能“守死善道”，没有“仁义”。这一点和通过三国故事将细川赖之比拟为只有智谋、无仁义的司马懿一脉相通。
总之，《太平记》中的三国故事很明显只是强调了曹魏政权以及司马懿的谋略，暗示其没有“仁”，没有“善道”。将细川赖之比作司马懿即是强调了细川赖之只用了“尺寸之谋”就消灭了细川清氏，反映了其不能“守死善道”，暗示了《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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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记》作者对他的批判[15]。“尺寸之谋”本身也可以理解为只有“尺寸”的智谋，没有大的谋略。根据毛利
家本、前田本、流行本等《太平记》版本，细川赖之来到赞岐和细川清氏开战之前，将自己身为尼姑的母亲送到清氏处，以示同族议和。这只是赖之的缓兵之策，目的是为了争取战争的准备时间。而据古本西源院本、神宫征古馆本等，细川赖之派遣的并不是其母亲，而是“使者”。为欺骗清氏，甚至将自己的母亲作为幌子，赖之的这种“尺寸智谋”的小聪明在其他版本中得到了深刻的刻画[16]。总之，作品将细川赖之比为司马懿，即是将室町幕府比为曹魏政权，进一步暗示室町幕府没有仁义，体现了作者对他们的批判和不满。
《太平记》的成书时期正处于中日交流频繁的时代，是日本大量接受我国宋元文化的阶段。从日本的镰仓时代后期到南北朝时代，到南宋、元朝学习的日本僧人数量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17]。此阶段，中国的很多僧人也东渡日本传播佛教，如兀庵普宁、兰溪道隆、大休正念、无学祖元等人，兰溪道隆在镰仓开创了建长寺，无学祖元开创了圆觉寺。《太平记》正是在我国宋元文化的影响下才对三国故事产生了兴趣。《太平记》中的三国故事在受唐代的佛教注释书籍《四分律钞批》《四分律行事钞简正记》影响的同时，还吸收了《诗人玉屑》等宋元时代书籍中的三国要素。《太平记》对我国三国故事的引用具有很强的意图，主要是为了批判室町幕府、细川赖之等，批判细川赖之只有谋略，没有仁义；只有“尺寸之智”，没有“守死善道”。《太平记》中的三国故事和对室町幕府、细川赖之的描述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形成了一种互文性的历史叙述。
注释：
①本文《太平记》引文均来自鹫尾顺敬校注《太
平记》（西源院本，刀江书院1936年版），同时参照神宫征古馆本《太平记》（和泉书院1994年版）、玄玖本《太平记》（勉诚社1975年版），这三个版本均是《太平记》较早的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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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刘小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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