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歌案全景图：缘何引发争论
作者：暂无
来源：《读报参考》 2019年第2期
经历了6天的庭审，引发国内巨大而持续关注的江歌案终于等来结果——2017年12月20日下午3时，日本东京地方裁判所作出判决，法院以故意杀人罪和恐吓罪一审判处被告人陈世峰有期徒刑20年。“对日本法律失望、绝望。法律到底在保护谁？我不能理解。”判决结果出台后的记者会上，江歌的母亲江秋莲忿忿不平道。不少中国媒体的标题用了《江歌一命只值20年？》，日本《每日新闻》由此认为，“与讲求司法独立的日本不同，中国引人注目的是感情讨论。”
江歌与刘鑫相识于2015年，两人在东京同一个语言学校读书，她们在青岛的家也只相隔10公里。因为与宿舍的舍友相处不太好，刘鑫在同年10月前后搬到江歌的宿舍。2016年2月，江歌考上法政大学，后来住进了这所公寓。8月26日，母亲江秋莲从青岛来日本探亲，还在这间房里住过一周。9月2日，江秋莲回国后，被男友陈世峰赶出门的刘鑫搬进了江歌家。
2016年11月3日凌晨，中国女留学生江歌在其租住的公寓中遇害，案发于日本东京中野区。据日本警方公布，江歌头部遭利刃砍伤，伤口长达10厘米，案发15分钟前，江歌还曾报警称公寓外有可疑人物。但
当警方赶到公寓时，看到的却是倒在血泊中的江歌，江歌被送往医院不久后伤重不治而亡。
江母“一个人的战斗"
对江秋莲而言，“小歌子”是她生命中最大的寄托。江歌1岁的时候父母就离异了，母亲一人拉扯她长大，靠着做小生意维持生活。“本来我没有经济能力送江歌去日本留学，但恰好我们的房子赶上拆迁，分了两套。我顶着周围人不理解和反对的压力，卖掉了一套，在银行存了20万元保证金，于2015年4月送江歌到日本读书。”江秋莲曾回忆说，“因为她喜欢日本文化，而且大学学的是日语专业，她心里想什么我都知道。”
江歌遇害后的一年中，江秋莲几乎是“一个人在战斗”：刘鑫未出现未道歉也未赔偿、陈世峰作为嫌疑犯被关押、所有与江歌死亡相关的关键人物都不到。审判到来前，她开始数着日子过。
起初，江秋莲一直想刘鑫作证。案发后的11月4日，刘鑫给她发过一条信息，表示会把调查过程中做的所有事情如实告诉她。但在此之后，刘鑫一直没有和她碰面。这中间，两人在上有过几次不快的交流。起因是江秋莲在日本警方破案前在网络上说：“我怀疑凶手就是刘鑫的前男友……我需要舆论的帮助督促日本警方尽量快抓凶手”。网上逐渐出现抨击刘鑫的言论。
相比于搜集证据，江秋莲更迫切的愿望是“请求判陈世峰死刑”。为了这个目的，她再度飞往日本。有
网友告诉她，2007年一个名叫矶谷利惠的单身女性在名古屋被杀害，她的母亲矶谷富美子到了33万人的签名，最后三名罪犯中，两人被判死刑、一人被判无期徒刑。江秋莲听说之后立刻给矶谷富美子发邮件询问，对方一一作答。
“请求判陈世峰死刑”的签名活动在中国高校夭折后，辗转到了微博、、知乎等网络论坛上，30小时内征集到约18万签名。当江秋莲2017年11月4日抵达东京后，征集场所转移到了池袋西口公园。当时有十几位志愿者加入其中，帮着制作展板、展示牌等。12月1日，她向东京地方法院提交了450多万份签名。
被舆论点燃的江歌案
江歌案淡出公众视线的第294天，2017年11月9日，新京报《局面》栏目组分25期播出《江歌案：一个母亲和女儿室友300天的恩怨》，让此案再次回归中国受众的视野。
随后有网络自媒体发文《法律可以制裁凶手，但谁来制裁人性？》，将刘鑫推到舆论场的中心。
此刻的“刘鑫”，不再是一个简单的人名，有关人性、网络暴力、媒体伦理等一系列话题不断被拿出来讨论。这之后，刘鑫再度消失，直到开庭作证。随着江歌案热度升温，江秋莲的行动亦被大量媒体曝光。随之而来在东京的开庭也备受国内关注。
江歌案详细过程 开庭前的最后一个周五，大东文化大学的学生正陆续离校，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并不知晓江歌案，更不知道杀人嫌犯陈世峰的存在。下午6点，主教学楼的阶梯教室在上最后一节课，5名日本学生站在讲台上作着发言，一如往常。
与此相比，江歌所在的法政大学有前来法庭旁听的学生，学校的日本教授还接受了中国媒体的采访。早前流传过一段江歌在教室讲日语的视频，她的日文发音很好听。坐在江歌曾经上课的教室，想着这里也许是她生前离梦想最触手可及的地方。随着热度增加，不少日本网友也在社交媒体上对江母表达同情。“江歌的母亲受苦了，一个人将江歌养大，太可怜了！”
对于搜集签名之举，上海交通大学凯原法学院院长、曾在日本神户大学执教过20多年的法律学者季卫东向记者解释说，不能说这种行为对法院毫无影响。“过去日本的众运动同样会给法院带来压力，但也让裁判员和法官面对案件时更加审慎。从制度上来说，日本法院不会受到法律之外因素的过多影响。”
“日本法院其实很警惕法院以外市民的感情介入，类似于‘人民裁判’的行为。”一桥大学法学研究科教授青木孝之强调，虽然被害人家属蒙受了较大冤屈，但在网上煽动舆论、展开请求对加害者严惩的运动在日本并不常见。“日本的司法判决是在独立于政治、经济的法院进行的。相对于冷静判断，单纯从感情出发是很难被理解的。”
20年判决高出日方预期
2017年12月20日，法院以故意杀人罪和恐吓罪一审判处陈世峰有期徒刑20年。
面对一审判决，陈世峰表示不服，并提交了控诉状。在国内舆论看来，这进一步说明他在法庭上的忏悔毫无诚意。江秋莲则在记者会上称，自己向检察官提起对求刑的抗议，但检察官说她没有权利提起上诉。因此，她只能通过检察院提出诉求。
听到审判结果，关注此案的日本律师和司法俱乐部记者纷纷表示“颇感意外”，与他们早前预估的15-18年，甚至10年的刑罚年限有一定偏差。“检方最初求刑20年，法院也判刑20年，是考虑到受害人令人同情的情况，以及作案人的主观恶意而进行的严厉判决。”季卫东说，尽管与包括江母在内的中国众所期望的死刑还有很大差距，但求刑和量刑年数一致在日本的确罕见。
在日本社会，江歌案终究只是一起普通的杀人案，沸腾的中国舆论场最终难以影响日本人心里至高无上的法律审判。江歌案判决的前一日，日本法务省对两名囚犯执行死刑的新闻登上媒体头条。据《朝日新闻》报道，自民党2012年12月执政以来，共执行死刑12次，处决罪犯21人。据法务省公布的数据，截至2017年12月15日，日本死刑犯被收容而未执行死刑的还有124人。
依据日本法律，死刑在判决后有漫长的上诉程序要完成，即便用尽所有上诉机会，还得由日本法务相签署执行令方可执行。而多数法务相因为政治主张或其他个人原因，普遍不愿意充当“刽子手”角，拒签执行令，从而导致日本实际执行死刑的案例非常之少。
“以笑的方式哭，在死亡的伴随下活着。”江歌曾将《活着》这部电影讲给日本友人听。她无论如何也想不到，生前最亲密的两个人——母亲和室友，在隔空的网络对战中成为“敌人”。刘鑫家距离江歌家只有10公里，江秋莲曾在机场遇到过一同送孩子出国的刘鑫父母，也曾给远在日本的刘鑫捎去老家的鳗鱼干。当刘鑫此次赴日本出庭之时，她爷爷奶奶的家门口被挂上牌子——“这里是杀人犯一家，租户立即搬走，不然后果自负！”让她奶奶被吓哭而不敢出门。在法律无法企及的地方，刘鑫一家或将一直被道德凌迟着。
江秋莲在法庭上最后陈述说：“陈世峰把我们三代人都杀了。”而在可期的未来，这起命案只会让三个家庭的三代人都卷入到悲剧之中。
（摘自《凤凰周刊》关珺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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