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白鹿原》中有一个至今不太被人注意的“七”繁多现象:无论叙事还是写人常常与数字“七”密切关联,或侧重以时间的方式呈现,或侧重以空间的方式而存在,密集而奇特。小说中为什么会出现这一现象,如何认识它的存在及其意义,应该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二、“七”繁多现象的表现及其基本特点
(一)“七”繁多的具体表现
1.有关白嘉轩。主人公终生七娶七丧妻;为打消第六任妻子的疑虑将计就计,抓滋阴温补的草药七服连服百日[1]15;在他之前出生的七个哥哥先后夭折[1]18;其中六个哥哥以及白嘉轩后来跟仙草所生的四个孩子都死于“四六风症”,“尽管都经过艾叶的炙烤,却没有一个人能活到第七天”[1]75。
2.有关朱先生。七次落泪(被白嘉轩、鹿子霖办学堂的行为感动得热泪盈眶[1]66、舌退清兵途中吟诵杜甫的《兵车行》时热泪涌流[1]88、当众将总乡约招待他的饭食倾入施舍粥锅时满脸淌泪[1]338”、为晚辈鹿兆海守灵时双手掩面哭出声来[1]548、陪黑娃回归祠堂时禁不住泪花盈眶[1]587、接过石印馆老板送来的《滋水县志》时又一次潸然泪下[1]627、最后一次剃头时对着老妻叫了一声“妈”而两行热泪滚滚而下[1]632);留下遗嘱七日后无疾而终[1]634;谢世“头七”日形成民众自发送葬悲戚高潮[1]638。
3.其他。白嘉轩的岳父吴长贵共五女二男七个孩子[1]42;“鸡毛传帖”为初七晚上[1]102;“交农”事发后被收监的起事人共有七人[1]106;张总督手下那个中年人向白嘉轩保证有关了结鹿三收监一事七天内见分晓[1]107;族长白嘉轩在祠堂前惩治白兴儿后,一口气又叫出七个犯族规者受罚[1]110;田福贤在白鹿村戏楼表演“耍猴”,十个闹农协的骨干中七人服软[1]233;田小娥被族人刺刷严惩后从朱先生处抓药疗伤,七日脱痂[1]263;鹿兆鹏被设掉包计救出一节中,白鹿村刑场杀七人[1]328;叛徒姜政委第七次吃羊肉泡馍时遭革命党人下药毙命[1]443;魏老太一辈子七次嫁人[1]448;鹿惠氏发病第七日眼盲[1]451;陕北根据地红军“”中第二批被活埋者七人[1]544;鹿子霖老太爷鹿马勺最终只有七儿女成人[1]656;白嘉轩期待“交农”事起而彻夜未眠的那天晚上是(四月)七日;(特定的那年11月)初七既是白灵的牺牲日期[1]539,又是白灵魂报托梦给自家三位亲人的日子[1]537,同时是冷先生大女儿之丧葬日[1]537。
(二)类型
上述“七”繁多生活事件描述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属于遵循生活事实规制,忠于生活类:白嘉轩
中国故事的中国言说
——《白鹿原》中的“七”繁多现象解读
胡建舫
(乌鲁木齐职业大学中等职业教育学院,新疆乌鲁木齐830002)
摘要:《白鹿原》中的诸多人物,其命运都与数字“七”有着密切的关系。这一“七”繁多现象,几乎毫
其意义在于:借以充分呈现特定时期中国特别是广大农村凝重悲烈的社会现实,凸显浓重的悲壮风格,展现并挖
掘中国传统神秘文化内容及其意义。《白鹿原》也用纯熟地道的方式极其漂亮地完成了中国故事的中国表达关键词:《白鹿原》;七”繁多现象;悲剧观照;悲壮;神秘品格;象征
中图分类号:I207.4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3397(2018)02-0029-04
收稿日期:2018-01-04
作者简介:胡建舫(1964-),男,陕西西安人,乌鲁木齐职业大学中等职业教育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中国当代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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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所以抓药7服,就是因为传统中医常规上一般是一次抓药3服或7服;张总督手下那个中年人向白嘉轩保证有关了结鹿三收监之事七天内见分晓,无非是因为工作日一周七天一循环;朱先生去世七日形成送葬悲痛高潮,自然有丧葬习俗基础;当年的四六风病患者维持生命一般不过七天,同样有事实支撑;剩下的另一类则不同,原本可以有有太多的随机性安排,作者在处理时却自觉不自觉都让其与数字“七”有了联系。
显然,第一类单纯准确地表述了生活事实,只是充实小说内容之必需。恰恰是第二类与“七”关联的事件描述,值得我们进一步追问其特点、成因和意义。故此,本文所考察的“七”繁多事件描述,只是针对第二种类型而言。
三、“七”繁多现象的成因解析
稍加细察,我们会发现,《白鹿原》中的“七”繁多事件,几乎毫无例外都与人生的悲惨性(苦难、病痛、厄运、丧葬)相关联,甚至很多干脆直接指向死亡:白嘉轩丧妻、魏老太丧夫、白灵英勇就义、叛徒毙命、鹿惠氏不治身亡、朱先生辞世。
由此,我们不能不想到作者创作中的无意识心理以及“七”禁忌心理影响。
按照荣格的“无意识”理论:无意识包括个体无意识和集体无意识。个体无意识是无意识的表层,“这一层
白鹿八卦次与意识自我毗连,它是一个容器,蕴容所有与意识的个体化或者机能不相协调一致的那些心灵活动以及内容。”[2]28个体无意识是由曾经一时被人感知的意识经验内容构成,由于令人痛苦忧伤的思想、悬而未决的问题、个人冲突或道德问题等等原因而受到压抑、或遭到忽视,因而与意识的个体化或者机能不相协调一致,故而得不到意识自我承认,从而被遮蔽起来。当需要个体无意识的内容出现时,他们通常很容易达到意识层次。情综有时成为个体调节中的障碍,有时又可以是创造的灵感和内驱力的源泉。个体无意识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以情综的形式呈现。[2]28个体无意识有赖于更深的集体无意识层次。
集体无意识既非个人后天习得,也非个人无意识,“具有所有个人身上完全相同的集体性、普世性、非个人性本质。这种集体无意识并非是单独发展而来的,而是遗传而得的。”[3]37.荣格又强调,文学的根本是表达集体无意识,是寻原始的具象。按照他的那句名言说就是:“不是歌德创造了《浮士德》,而是《浮士德》创造了歌德。”[4]130—131
人类各民族在长期的生存演化过程中,形成了纷
繁复杂的崇拜或禁忌观念,如宗教禁忌、食物禁忌、药物禁忌、语言禁忌,还有习俗禁忌,等等。其中就有关于数字“七”禁忌,“当数还附着于事物的具体表象,没有为人的理性所把握,就被赋予神秘意义,形成神秘数字观念”,最终积淀为“集体无意识”。
风俗是一个民族性格最外部的标志,其形成在很大程度上与它的宗教信仰有关。反映在丧俗方面,作为一种否定的信仰行为,通过对数字“七”的禁忌反映出凝聚于其中的集体表象。据汉文史书记载,突厥人的丧葬仪式上,亲属俱绕帐走马七匝(即七圈),其中一人则至帐门用刀击面痛哭,血泪交流,如此七次乃止;维吾尔、哈萨克族在举行葬礼时,把亡人放入墓穴后,每人必须先填七锨土,方可开始诵经。在人去世后要燃灯从第一天在死者尸体脚下燃第一盏灯起,每天增加一盏,第七天为七盏。此后,直至举行40天祭时燃40盏灯之前,其间不增加燃灯盏数。“七”被羌族视作一个不祥的数字,死者入葬以后的第七天,当地人叫“七天躲煞”[5]。
陈忠实生在农村,长在农村,高中毕业后做过乡村民请教师、乡(公社)和区干部的这16年还在农村。1978年开始任职西安郊区文化部门领导,
1982年被调入省作协从事专业创作(包括创作《白鹿原》)以后,依然绝大部分时间里住在农村老家。
在农村,他不但参与各种各样的农活,更要参与全村不论谁家都可能遇到的红白喜事。按陈忠实的话讲,一年总有“十来二十回”[6]130。“在我的乡党眼里,你当什么(省作协)副主席(区委)副书记似乎和他关系不大,只要能在他家遇到红事白事和建新房的喜事时,给他当好管‘那一摊子事’的账房先生就很满意了。”[6]129—130“埋葬老人的白事更为复杂。从逝者咽气倒头直到下葬完毕,最短需要3天,更为隆重一些的丧事要持续5天或7天。”[6]127
关中农村丧俗各地或有小异,但七七丧俗则大致如一(甚至远远超越了关中地域)。七七丧俗与佛教人生六道轮回(哪个在前)。七七为旧时丧俗。人死后每隔七天为忌日,祭奠一次,到七七四十九天止步,故名。佛教谓人生有六道流转,在人死此生彼之间,有“中阴身”,如卵子形,寻求生缘,以七日为一期,若七日终,不得生缘,则更续七日,至第七个七日终,必生一处。在此期间举行超度、祭奠,形成习俗[7]13。死亡固已痛苦,七七丧俗更神秘恐怖。陈忠实沐浴在乡村丧俗文化之中,言七必厄极易以情综形式存在于他的心中。荣格指出,个体的经历、遭遇会强化或再次证实相关的集体无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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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这种先天性向[2]33。
综上所述,《白鹿原》中的“七”繁多现象,是关中社会“七”禁忌的集体无意识的折光。
四、《白鹿原》“七”繁多的意义分析
1.借以充分呈现特定时期中国特别是广大农村凝重悲烈的社会现实。《白鹿原》展现的是中国清末民初渭河平原农村五十年的社会变迁。在深陷半殖民地半封建泥潭的这一特殊时期,中国社会在极其惨烈的阵痛中摸索前行,因而,这段历史生活必然带有浓重的悲剧彩。
笔者曾在另一篇文章中概括道:“历史上,不同国际和民族不可避免的遭遇各式各样的不幸,但世界上没
有哪个民族能像古老的中华民族一次又一次地被抛向生死存亡的风口浪尖,其不幸惨烈到神秘的地步!短短半个世纪,白鹿原上的百姓就亲历了泛滥、辛亥反正、镇嵩军围城、大革命风云变幻、大年馑哀鸿遍野、虎列拉千里萧条、日寇铁蹄践踏、国共殊死较量、新生共和国在艰难中蜗行摸索……”[1]兼之政治集团内部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个体生命当中的种瓜得“豆”事与愿违……面对这一“大风起兮云飞扬”的时代狂飙,白鹿原各等人都在作着苦苦艰难的选择:有的奋勇投身做斗争的弄潮儿,有的固守传统不放,有的最终选择与大时代逆潮流而动,更多的则是半醉半醒随波逐流……选择不同,人物的命运呈现不同的调,或悲壮(白灵和鹿兆鹏),或悲慨(黑娃、鹿兆海),或悲凉(白嘉轩、朱先生),或悲苦(田小娥、小翠、鹿冷氏、大儿),或悲哀(鹿子霖),但一例是悲剧式的。“任何一个重要人物……的结局都是一个伟大生命的终结,他们背负着那么沉重的压力,经历了那么多的欢乐或灾难而未能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死亡的悲哀远远超过了诞生的无意识哭叫。”[9]白嘉轩慨叹“要想在咱原上活人,心上就得插得住刀。”[1]322鹿兆鹏感叹“在中国干共产的人,得修炼成能吞咽刀子的硬功夫。”[1]440“当叛徒我想也不容易,他们得首先把自己当作狗”。[1]419
对此,作者内心这种非常规的悲剧意识,往往化作一桩桩凝重惨烈的事件,并以作者始料不及的“七”繁多现象得以表征。而对广大读者而言,扑面而来的首先是风雨如磐斗争惨烈人心裂变的几乎让人窒息的生活画面。
2.借以凸显浓重的悲壮风格。如前所述,《白鹿原》中有悲慨,有悲戚,有悲哀,但毕竟以悲壮为主调。
已故著名文学评论家何西来在谈到《白鹿原》的风格时说:“凝重、苍茫、悲壮的历史感,深沉的命运悲壮感。”[10]
文学的风格无形而有迹,既与作者的创作个性、
人生经历、、时代社会特点、地理风土人情、民族文
化传统密切相关[11]191—192,更是文本中的语言、结
构、手法、情感、思想、形象、情节、环境等因素和
谐组合浑然天成的自然流露[11]190。我们试以其中的
人物为例《白鹿原》把握《白鹿原》的悲壮风格:
白灵的一生最富于悲壮调。她聪明美丽、天
性活泼,对外面的世界充满热情,有着强烈的叛逆
性和行动感:无视世俗眼光,大胆同男孩子一起进
学堂念书;不服族长父亲的管束,独自去城里的新
学堂学习新知识;积极投身到火热的社会斗争的洪
流中探求人生真谛,走过了从参加国民党到最终坚
定地加入共产党的峥嵘历程,置身于血与火的考验
而义无反顾,直到惨遭杀害的最后一刻,仍充满着
对共产党的赤城和对左倾力量的蔑视,将刑天舞戚
的战斗精神张扬到无极。
白嘉轩七娶七丧、父母凋零、鸡毛传帖起事闹
“交农”、悲壮求雨、遭遇最疼爱的女儿白灵的叛逆
和曾寄厚望的儿子白孝文的堕落、与鬼斗与人斗力
造镇妖塔、遭土匪惨打、最后“气血蒙目”来袭左
眼失明,至老虽不免失路之悲,但始终将独立不羁
坚强不屈的传统文化人格大写在大地之上,真有
“大风卷水,林木为摧”“壮士拂剑,浩然弥哀”(唐
人司空图语)、“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
天涯路”(北宋晏殊语)气象。
明此,我们就能理解:《白鹿原》中“七”繁多
现象突出,体现了作者对这段历史的悲剧观照,这
些描写都奠基于悲惨故事的础石之上,统一服务于
展现小说的悲壮风格。我们从中深切感受到,这些
抗争尽管是悲剧性的,但这些人物始终饱满地体现
着无坚不摧的情感的力量、意志的力量和人的价值。
3.借以展现并挖掘中国传统神秘文化内容及其
意义。从人类发展历史上看,每个民族的文化当中
都有神秘性一面。《白鹿原》对这段历史民族秘史的
挖掘展现,并非为了猎奇,更不是为了展示自家丑
陋以邀洋人之赏鉴,而是真切展示特定时期民众的
观念、意识、心理等深层次内容。1)展现那个时代
的民众夫妻命运观念。对于白嘉轩七娶女人这一事
实,一般人认为“那个曾经创造下白鹿原娶妻最高
纪录的白嘉轩……是一位贵人,一般福薄命浅的女
人怎能浮得住这样的深水呢?”[1]65魏老太同样宣
称:“我命大也硬。算卦的神瞎子摸过我的膝盖儿,
说能浮住我的男人就是能升官发财,浮不住我的男
人就难为世上人。这卦神咧!我十六岁嫁人,到二
十五岁跟现今这老头子成婚,九年嫁了七个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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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个都是浮不住我成了阴司的鬼。”[1]447—4482)魂报观念。中国的《搜神后记》、《幽冥录》、《宣室志》、《广异记》、《红楼梦》等书中,都有关于魂报的描写。所谓魂报,就是古人认为,灵魂离开人的肉身,人就会死去。人死之际,其灵魂会去报信给自己的亲人。对于这一现象的解释,不要问它对不对,——这本来就不在科学范畴之内,而是属于文化,是一种神秘文化。对于《白鹿原》描写那年的11月初七晚上白灵魂报亲人的描写,读者在惊异于这一现象的神秘的同时,能够痛彻体会到白灵惨遭活埋的痛苦和家人的椎心之痛,大概就足够了。3)挖掘历史事实中的象征意蕴,戏拟历史事实,借以表达某种特定的理想。这就不能不说到朱先生与孔子的形象。二人皆终身严于自律、弘道,授徒,都有“千秋万岁名,寂寞身后事”的特,死前都有或麒麟或鹿离去的现象;孔子离世前,悲叹“太山坏乎!良木摧乎!哲人萎乎!”“因以泣下。”[12]朱先生同样“我心里孤清得受不了”“两行热泪滚滚而下”因而,朱先生留下遗嘱七天后无疾而终明显是对孔子向子贡述梦后七日而卒的戏拟模仿:借以表达朱先生之死乃圣人之死,圣人之死乃其所代表的传统文化走向式微、渐行渐远的象征。
五、结语
“文艺工作者要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阐发中国精神、展现中国风貌,让外国民众通过欣赏中国作家艺术家的作品来深化对中国的认识、增进对中国的了解。”[13]总之,一如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宣称:“小说是用密码写就的现实”[14],《百年孤独》用纯粹的魔幻现实主义手法讲述极富拉丁美洲特的故事(如现实与基于神话、传统之上的幻想相结合;再如故事中的几代人中都叫霍桑、阿卡迪奥、奥雷良诺、雷梅苔丝名字),陈忠实也借巴尔扎克“小说是一个民族的秘史”作夫子自道,《白鹿原》也用“七”繁多叙事方式极其漂亮地完成了中国故事的中国表达。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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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共中央宣传部.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学习读本,北京:学习出版社,2015:17.
[14]林一安.拉丁美洲魔幻现实主义代表作《百年孤独》[M]/[哥伦比亚]加西亚·马尔克斯,著,黄锦炎,沈国正,陈
泉,译.百年孤独[M].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1991:336.
责任编辑:王金生
On Explanations of Chinese Tales with Chinese Style---Interpretation of Numerous“Seven”Used in
the Book“White Deer Plain”
HU Jian-fang
(School of Secondary Vocational Education,Urumqi Vocational University,Urumqi,830002China)
Abstract:In the book“White Deer Plain”,there are many characters whose fates are closely related with the num⁃ber“seven”which indicates disasters,even death,in the book with no exception.This is the the concept of collec⁃tive unconsciousness of“seven”taboo shown in the literary works,the significance of which is to reveal the sorrowful social reality in the rural areas of China in the past specific period of time,protrude the strongly tragic style,and dig Chinese traditional mysterious cultural content and sense.“White Deer Plain”better completes the explanation of the Chines tales with Chinese style.
Key words:“White Deer Plain”;numerous“seven”;tragic view;moving and tragic;mysterious character;symbol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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