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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天早晨天阴暗，但是到了八时以后，即有不少游船往来湖上，对我们的会议进行殊感不便。到了九时半以后，天忽大雨，游人均系舟登岸，大为败兴。然而，对于我们倒很便利了。我们很放心地进行了一天的讨论，直到夜晚十一时闭会。这一天的会议，除了通过党章外，我们还讨论了对孙中山的态度
与关系问题，最后讨论成立临时中央局的问题与选举中央局委员……”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秘密召开了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告了中
国共产党的成立。由于当时条件的恶劣，中共一大没有留下详细的会议记录。直到1936年中国共产党成立15周年时，一大代表陈潭秋在《共产国际》与《全民月刊》同时发表《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回忆》。这是纪念中国共产党
诞生最早的文章，也是最早回忆一大召开及会议过程的珍贵文献。
对于陈潭秋而言，从进步学生到爱国记者，再到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在南湖之畔那个当年只有25岁的年轻人完成了人生中最完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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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嬗变，并由此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也许在当时年轻的陈潭秋看来，也未
曾预料到这样一个极其秘密的会议
会在未来产生如此深远的影响，并将
左右他未来的一生，甚至生命。
从建党到牺牲，陈潭秋历任华
中、东南、华北、东北、华南和西北
党的负责人。1945年中共七大召开
时，代表们因不知其牺牲噩耗，仍选
他为中央委员，其功绩始终为党内同
志怀念。
风云五四的“九头鸟”
董必武曾这样回忆他跟整整小
自己10岁的陈潭秋的交往：“我第一
次见到潭秋是一九一九年夏天。……
刚从国立武昌高等师范英语部毕业
的潭秋来上海参观，经他同班同学倪
侧天的介绍，我们见了面。由于志同
道合，我们一见如故。在上海期间相
互交流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心得，畅谈
改造中国和世界的抱负，同时商定用
办报纸、办学校的方式传播马克思主
义，开展革命活动。”陈潭秋跟董必武
的相识是在五四时期。介绍两人认识
的倪侧天（又名倪季端），是陈潭秋在
武昌高等师范学校的同班同学，而倪
侧天是湖北黄安人，跟董必武同乡。
陈潭秋，1896年1月4日出生
于湖北黄冈县陈宅楼（后改名陈策
楼）。原名陈澄，据云是“要澄清这
混浊世界”之意。他的祖父曾是清末
举人，终生在乡间教书；他的父亲是
个农民，一生守田躬耕。他兄弟妹
10人（8男2女），排行第七。尽管
父辈家道中落，但还有能力供他上新
式小学。陈潭秋起初在黄冈上小学，
1911年考入湖北省立第一中学而来
到武昌。因五哥陈树三是参加过辛亥
革命的同盟会员，曾在孙中山南京临
时政府陆军部任职，陈潭秋从小便受
其革命思想影响。陈树三生前很关心
陈潭秋的成长，亲手将陈潭秋头上的
辫子剪去，送陈潭秋到族办的聚星学
校读书，并且再三教育弟弟不要死读
书，要善观察、勤思考。陈树三还常
给陈潭秋讲些革命故事，讲帝国主义
侵略中国和清朝政府压榨人民的罪
行，讲同盟会的革命主张和革命志士
的斗争生涯，使陈潭秋从小就受到民
族民主革命思想的熏陶，萌发了反对
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意识。
1914年，陈潭秋进入武昌中华
大学补习。1916年，又考入国立武
昌高等师范学校（武汉大学前身）英
语部。就在这一年，按照母亲的要
求，陈潭秋与一位林姓女子（中共早
期领导人林育南的堂妹）结婚。婚
后，两人感情融洽，林氏支持丈夫在
外求学。陈潭秋在武汉求学，每次回
家总带一些她喜欢的东西。后来，林
氏患，求医无效，1917年冬
病逝。据陈潭秋的同乡包惠僧回忆，
陈潭秋为悼念亡妻写了不少文章，并
带着文章到亡妻坟茔上“哭读”。
西方列强的炮舰商轮沿长江深
入，京汉、粤汉铁路又在武汉交汇，更
使内陆的武汉成为海洋文明与内地
时尚的交融碰撞点。正是在这种人文
环境下，从武昌起义开始，中国近代
的革命风云一直在楚天激荡，在斗争
中涌现出一大批英豪烈士，陈潭秋又
是其中之佼佼者。在1919年的五四
运动中，他是武汉游行的活跃分子，
带领英语部同学参加了5月18日、6
日1日与6日武汉学生联合会组织的
上街示威活动。5月18日下午1时
半，武汉各校学生走上街头，其中武
昌高师的200余人走在最前面。陈潭
秋带领学生沿途散发恽代英起草的
《呜呼青岛》《四年五月七日之事》等
爱国传单，呼喊爱国口号，发表激奋
人心的演说。演讲时，陈潭秋等在台
上慷慨陈辞，揭露帝国主义的侵略罪
行和北洋军阀的卖国行径，台下各界
听众潸然泪下，怒火满腔。许多市民
送茶送果，慰问学生。有的市民还情
不自禁高呼：“学生万岁!”6月1日
的游行示威活动遭到军阀王占元的
血腥镇压，酿成“六一”惨案。武汉
学生联合会于4日通电全国，揭露反
动军阀的暴行，同时决定派代表赴上
海参加全国学联成立大会。
这年夏，武汉派出学生参观团前
往上海时，陈潭秋是参观团的成员之
一。6月中旬，陈潭秋来到上海，与
各地代表交流开展学生运动的经验，
参加了上海学生的集会活动。陈潭秋
的同班同学王安庭曾回忆说：“我与
他都在英语部，平日比较接近。我
是黄冈县团风人，暑假他常到我家
玩。……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时期，
才看出他很激进。……我们是去参观
南京、上海的学校，等到上海罢工、
罢市时，我们才回来。”
在上海期间，陈潭秋通过同班同
学倪侧天的介绍，认识了倪侧天的
同乡董必武，并就辛亥革命的经验
教训、中国革命的道路以及对俄国
十月革命的看法等问题广泛地交换
了意见，对马克思主义表现出浓厚的
兴趣。怀着救国救民的共同理想，陈
潭秋和董必武结成了志同道合的
挚
◆陈潭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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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董必武将李汉俊介绍的《共产党宣言》《马克思列宁主义入门》等马克思列宁主义书籍推荐给陈潭秋。陈潭秋和董必武、李汉俊就中国能否走俄国革命道路进行了深入的比较研究，达成中国应该“搞俄国马克思列宁主义”、实行“阶级革命”、开展“众运动”、建立“人民武装”的共识，一致认为要在工农和学生中做“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启蒙工作”，去“唤醒民众”，决定回湖北后“办报纸、办学校，鼓吹革命，教育青年”。
1920年3月，私立武汉中学在武昌涵三宫街南面小巷的前清支郡师范甲丙堂旧址正式开学。学校特请湖北省议员、德高望重的教育家郭肇明任董事长，聘请中华大学知名教授刘觉民任校长，实际事务由董必武与从武昌高等师范学校毕业的陈潭秋等人负责。他们制定了“朴诚勇毅”的校训，以宣传马克思列宁主
义，传播新文化、新思想，培养革命干部和开展革命活动为宗旨，形成了鲜明的办校特。不久，私立武汉中学就成了中共武汉早期组织的襁褓和摇篮。
新中国成立后，董必武曾回忆：“他（陈潭秋）住在学校里，教学很负责，与同学的关系很好。其他教员也大多是倾向革命的进步知识分子。我们教书基本上是尽义务，像潭秋就只拿仅够个人生活的微薄工资。在潭秋的影响和带动下，其他教职员也是低薪或不支薪。我们的着眼点是要建设武汉中学这个阵地，宣传马克思主义，传播新文化、新思想，开展革命运动。”
8月，董必武收到了一封来自上海的信。一看那熟悉的笔迹，就知道是李汉俊写来的。李汉俊告诉他，上海已经成立了“小组”，希望武汉也建立起“小组”来。董必武看罢信，便陈潭秋商议。陈潭秋当即赞成，愿与董必武一起着手建立武汉共产
主义小组。
武汉共产主义小组成立后，董必武、陈潭秋等又组织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作为小组公开活动的组织形式，黄负生、刘子通、施洋等都
参加了这个研究会，他们中的大多数人相继加入了共产党。与此同时，董必武、陈潭秋又以武汉中学进步学生为骨干，于1920年11月7日下午成立了半公开的“武昌社会主义青年团”，吸收了大中学的先进青年18人参加，由陈潭秋分管团的工作。
珍贵回忆背后的红细节
1921年6月，武汉共产党早期组织接上海共产党发起组的来信，请派两名代表出席在上海举行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同时，寄给每个代表100块光洋（银元）做路费。董必武接信后，召集武汉共产党早期组织成员开会，宣布了有关好消息，与会者兴奋无比。经过酝酿，一致推选董必武、陈潭秋为武汉共产党早期组织代表出席中共一大。这时，武汉早期组织负责人包惠僧已由上海去到广州。不久，董必武和陈潭秋一道乘太古公司的轮船东下，于7月20日左右到达上海。根据上海共产党发起组的安排，他们俩住在法租界的白尔路（后称蒲柏路、太仓路）博文女校楼上。楼上的地板铺了几张芦席或晒谷用的大竹垫，各地来的代表多是睡在芦席或大竹垫上。“一九二一年的夏天，上海法租界蒲柏路，私立博文女校的楼上，在七月下半月，忽然新来了九个临时寓客。楼下女学校，因为暑假休假，学生教员都回家去了，所以寂静得很，只有厨役一人，弄饭兼看门。他受熟人的委托，每天做饭给楼上的客人吃，并照管门户。不许闲人到书房里去，如果没有他那位熟人介绍的话。
他也不知道楼上住的客人是什么人，言语也不十分听得懂，因为他们都不会说上海话，有的湖南口音，有的湖北口音，还有的说北方话。……”这是1936年陈潭秋在苏联莫斯科为了纪念中国共产党诞生15周年而写的回忆文章《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回忆》。
因为历史的各种原因，有关中共一大的文献原件未能在国内保存下来。于是，陈潭秋的这篇回忆文章被
党史学者作为重要的权威史料参考、引用，影响广泛。这是早期关于中共一大的纪念文章，不仅最早指出出席中共一大的有13名代表（包惠僧是正式代表），而且最早提出会议是在7月下旬召开的。笔者注意到，曾有好些不同版本的著述收录或摘引有陈潭秋的这篇文章时标题、内容却有多处不同，好些文章还强调说回忆文章是俄文翻译过来的。但是，笔者一直也未见原文的影印件，也未见陈潭秋的手迹原文。不过，笔者注意到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陈潭秋文集》收录《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回忆》时，特别
注释：“标题是原有的。”且在文集所附的《陈潭秋生平大事年表》中记述1936年“六月，在《共产国际》（莫斯科中文版）一九三六年第七卷第四、五期合刊和在《全民月刊》（巴黎中文版）第一卷第七、八期合刊同时发表《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回忆》”。这里的两处括号内文字明确了是中文版，显然否定了有些文章提及的由俄文翻译成中文这一说。
陈潭秋在《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回忆》中提及的那“九个临时寓客”，有：、何叔衡、董必武、陈潭秋、王尽美、邓恩铭、刘仁静、包惠僧。包惠僧刚到上海那天，是住在渔阳里2号，张国焘叫他搬到博文女校去。张国焘常在博文女校，有时也睡在那里，但他在上海还另有住处。李达、李汉俊则住在上海自己家中。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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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博带着太太来，住在大东旅社。这
一年，陈潭秋25岁。
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
国代表大会正式开幕。有13位中共
代表与2位共产国际代表出席。陈潭
秋曾撰文回忆：“大会组织非常简单，
只推选张国焘同志为大会主席，毛泽
东同志与周佛海任记录。就在博文女
校楼上举行开幕式……”
会上首先由共产国际代表马林
讲话，他说得一口流利的英语。陈潭
秋听得入神，时而记笔记，时而思
索，并不时给坐在旁边的董必武转译
讲话的内容。在会议讨论政治形势、
党的基本任务、党纲党章以及发展组
织等问题时，陈潭秋都认真地发表自
己的意见。他说：“我党不仅是中国
无产阶级的先锋队，而且是全民族和
全中国人民的领袖。”他认为，中国
共产党“始终在布尔什维克道路上前
进”，党要按照俄国布尔什维克的组
织原则建立起来，党内思想斗争则是
中国党的发展、健全、布尔什维克化
的主要关键。他每次的发言虽然不
长，但都比较中肯。会议期间，陈潭
秋与董必武交换了要向大会报告的
武汉早期党组织的活动情况。陈潭秋
认为：“会前会后的交谈与在会议上
的争执辩论，是同样重要。相互间的
交谈酝酿，比在会议上争论更为重
要，更为深入。”
一个晚上，有可疑之人闯进一大
会场，众人鱼贯而出，“大家回博文
女校，陈潭秋呢，他不跟我们一起，
他朝另一个方向走了”。李达的这个
回忆，能够佐证陈潭秋的细致谨慎。
陈潭秋曾回忆：“我们马上警觉到来
人的可疑，立即收拾文件分散离去，
只李汉俊和陈公博未走。果然，我们
走后不到十分钟，有法华捕探等共九
人来到李汉俊（注：应是李书城）家
查抄，但除了公开出版的马克思主义
的书籍以外，没有抄出其他可疑的东
西，所以并没有逮捕人。”李汉俊用
法语说明是一些北京来的教授，放了
暑假，来此探讨学问，已经散去。加
之李书城有名望、有地位，巡警在一
无所获的情况下只好退去。
在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内，有这
样一条普通的驼围巾。简单的款
式、朴素的颜，却有着不普通的用
途，因为它是一件乔装打扮的“秘密
武器”。这条用途特别的围巾的主人
就是陈潭秋。在那个动荡的年代，革
命工作尤其是地下工作险象环生，到
处充满着危险。然而，对于陈潭秋而
言，一条围巾、一副墨镜、一顶呢帽
却成为他最好的乔装行头。
陈潭秋和大家一道机警地迅速
离开李书城寓所后，再没有回博文女
校，而是在商店里转了几个圈子，确
认没有尾巴跟踪，这才了个旅社住
下。陈潭秋谈到当时的情况时说：“我
们分散后，各人旅馆住宿，不敢回
博文女校，因为据我们的推测，侦探
发现我们的会议，是由博文女校跟踪
而得的。”
第二天，陈潭秋来到环龙路老渔
阳里2号陈独秀家里探听消息，差不
多所有与会代表都不约而同地到了
这里，经过磋商后大家决定缩短会
期，转移会址。陈潭秋曾回忆：“我
们原定会期是七天，被侦探发现后，
决定缩短为五天。但是，在上海我们
再没有适宜开会的地方，于是决定乘
火车到杭州西湖继续开会，到了上火
车之前又想到西湖游人太多，遂中途
变计，到离上海约300公里之嘉兴城
下车。”当然，陈潭秋有关会期的记
忆可能有偏差。
李汉俊和陈公博没有出席嘉兴
会议，因为在搜查后，在他们后面有
人盯梢。直至1936年，陈潭秋还记
得1921年中共一大的最后一天开会
的情景：当天早晨是阴天，起初游人
多，但后来大雨游人散去，因此保证
能安心开会，会至当晚十一时。
陈潭秋主张坚持与军阀政府进
行不调和的斗争。会议进行到最后一
天，在讨论孙中山的态度问题时，代
表们发生了争议，陈潭秋主张将北洋
军阀与孙中山所领导的南方政府区
别对待。多数代表赞同他的见解，会
议确定了如下的方针：“一般的对孙
文学说应有批评的有区别的对待。但
他个别的实际上进步的行动应拥护，
采取党外形式的合作。”
包惠僧曾在回忆录里感慨：“他
（陈潭秋）的意见，都是站在多数方
面和正确方面。”中共一大上，陈潭
秋强烈反对包惠僧的观点，认为不能
把孙中山看做革命的对立面。包惠僧
回忆说：“那时我们都没有政治经验，
只知道阶级斗争，没有理解民主统一
战线，他（陈潭秋）的见解，在当时
可算是高人一等了。”
陈潭秋在《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回
忆》文章将近结尾时写到“党内思想
斗争，是中国党的发展、健全、布尔
什维克化的主要关键。党在第一次大
汤灿资料会上就开始了正确的党内斗争的传
统，第一次大会反对孟什维克主义与
极‘左’派的斗争……”。
陈潭秋有关中共一大的回忆之
所以被党史界高度重视，在于他的回
忆是亲历者自己亲笔撰写的书面文
本，而不是经过多重语言转译后的口
述。他在回忆中不仅说到“党的组织
与党员入党的条件，则决定采取经过
历史事变试验过的俄国布尔什维克
的组织经验，反对孟什维克主义式的
原则。这一原则的通过，已奠定了中
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的初步基础”，
说到了“中国共产党在第一次大会
时，虽然与共产国际还未正式发生组
织上的关系，然而它的总路线与组织
原则的决定，是直接以列宁、斯大林
的布尔什维克党与共产国际为模范
的”；而且还明确说到了“总计全国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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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符合当时条件的党员，不过七十余人。因此，决定暂时不组织正式中央机关，只成立临时中央局，与各小组发生联系。确定党名为中国共产党，并选举张国焘、陈独秀、李达为临时中央局委员，周佛海、李汉俊、刘仁静为候补委员”。
也许当时年轻的陈潭秋，未曾预料到这样一个极其秘密的会议会在未来产生如此深远的影响，并将左右他未来的一生。从此，他不再只是一个热血青年，而是一位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并最终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
“特殊”的七届中央委员“一大”闭幕后，董必武、陈潭秋回到武汉。中共武汉地区临时工作委员会成立，陈潭秋分管组织工作。9月，任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武汉分部负责人。根据党的决定，同年冬正式成立中国共产党武汉区执行委员会——包惠僧任书记，3名委员中董必武负责财务，陈潭秋负责组织，黄负生负责宣传，下辖武昌、汉口、江岸、徐家棚等几个支部，区委会机关设在武昌黄土坡下街27号。在董必武、陈潭秋等的有力领导下，湖北省的党组织迅速发展壮大，到大革命时期，成为中国共产党拥有党员最多的省份。
1935年8月，陈潭秋赴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会后入莫斯科列宁学院研究班学习，并参加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工作。
1939年5月，化名徐杰的陈潭秋奉命回国，在新疆接替邓发担任中共中央驻新疆代表和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负责人。他和毛、林基路等共产党员一起，正确执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团结新疆各族人民，同新疆军阀盛世才进行了有理有
利有节的斗争，为发展新疆的经济、文化建设，开展抗日救亡运动，作出了突出贡献。由于工作上的接触，陈潭秋与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机要秘
书兼译电员王韵雪（江苏金坛人）双方互生好感。1942年2月，经党中央批准，二人结为伉俪。晚年，王韵雪曾深情地回忆：“我们是因革命工作走到一起的。八路军办事处的人不多，大家在一起吃饭。潭秋
同志是老革命、老同志，我很尊敬他。他对自己要求严格，对同志非常关心，一开始就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1942年夏，新疆军阀盛世才勾结蒋介石，撕下“拥共”的虚伪面具，实行。这年9月27日深夜，盛世才为献媚于蒋介石，将陈潭秋秘密处决。
1945年6月9日，中共七大在延安选举中央委员会。44名中央委员产生，排名以选票多寡为序：、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林祖涵、林彪、董必武、、徐向前、关向应、陈潭秋……已不在人世的陈潭秋名列第12位。当时正处于战争环境，消息阻塞，以至代表们不知道他早已在近两年前就被国民党反动派秘密杀害于狱中，于是选他为中央委员。
就在这年4月21日，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党的七大预备会议，即席演讲，说到一大：“1921年，我们党开第一次代表大会，在12个代表中，现在活着的还是共产党员的，一个是陈潭秋，现在被国民党关在新疆牢监里；一个是董必武，现在飞到旧金山去了；我也是一个。……会是在7月间开的，我们现在定7月1日为党的周年纪念日。”陈潭秋被秘密杀害的整个过程，延安方面虽非完全蒙在鼓里，但也知之甚少。因此，在会上说陈潭秋“现在被国民党关在新疆牢监里”，并且中共七大仍
选陈潭秋为中央委员。
陈潭秋这名特殊的七大中央委员虽无缘见证中共七大召开的盛况，无缘参与七大党章的制定，但他用自己的生命给什么是共产党员作了最生动的诠释。新中国成立后，陈潭秋的遗骨被安葬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南郊烈士陵园。董必武题写墓碑“陈潭秋烈士之墓”。 2009年9月，陈潭秋被评为“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之一。
在长达20余年的革命生涯里，陈潭秋作为马列主义的传播者和共产党组织的创始人，始终执着探索革命真理，为了党和人民的事业，足迹遍及大江南北，长城内外，甚至远涉莫斯科。作为知识分子出身的共产党人，他完全可以凭借受过的良好教育，过上富足的生活，但当他接受马克思主义的理想信念后，这种理论和它所揭示的改造中国社会的正确道路和光明前景，就成为他心中矢志不移的信仰追求。为了这一信仰，他放弃了现实的利益和长久的富贵，甚至不惜为之付出鲜血和生命。他用毕生奋斗的历程，诠释了共产党人价值追求的真谛和内涵。作为众运动的杰出组织者和领导者，他始终不辞辛苦、不计得失、无私奉献，站在斗争最前沿，进工厂，下矿井，到工人中去访贫问苦，举办平民学校，启发工人觉悟，是著名的“二七”大罢工的组织者之一。作为党的原则的坚强捍卫者和忠实恪守者，他坚决服从中央决定，置个人安危于不顾，一身正气，不屈不挠，直至血洒天山，长眠在祖国的西北边陲。陈潭秋一家走出了他及夫人徐全直和五哥陈树三等6位共和国烈士。
陈潭秋像一座丰碑，永远矗立在中华儿女的心中。他那崇高的精神风范，已经成为中华儿女共同的红记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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