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秋雨1946年生于浙江余姚,在海内外出版过史论专著多部。其代表作有《文化苦旅》、《山居笔记》、《千年一叹》及《行者无疆》等。
余秋雨的散文常常贯穿一个主题:对文明的召唤和呼喊。他的散文作品常在山水古迹中寻隐藏的文化底蕴;关注中国传统文人的人格精神;以独特的视角探索中国文化;重建评判坐标,用理性的审美意识支撑起恢弘的气度。
余秋雨的散文大都篇幅宏大,他的散文也非常注重故事情节的塑造,同时也具有丰富的历史想象,这样就使散文具有了小说的强烈感染力。在写法上,余秋雨的散文并非以抒情为主,而是以议论为主,他的散文核心成分是议论,但又常常以抒情的笔法来表达出来(用抒情的笔法进行理性思考的议论)。
笔墨童年
余秋雨
在山水萧瑟、岁月荒寒的家乡,我度过了非常美丽的童年。
千般美丽中,有一半,竟与笔墨有关。
那个冬天太冷了,河结了冰,湖结了冰,连家里的水缸也结了冰。就在这样的日子,小学要进行期末考试了。
破旧的教室里,每个孩子都在用心磨墨。磨得快的,已经把毛笔在砚石上舔来舔去,准备答卷。那年月,铅笔、钢笔都还没有传到这个僻远的山村。
磨墨要水,教室门口有一个小水桶,孩子们平日上课时要天天取用。但今天,那水桶也结了冰,刚刚还是用半块碎砖砸开了冰,才抖抖索索舀到砚台上的。孩子们都在担心,考试到一半,如果砚台结冰了,怎么办?
这时,一位乐呵呵的男老师走进了教室。他从棉衣襟下取出一瓶白酒,给每个孩子的砚台上都倒几滴,说:“这就不会结冰了,放心写吧!”
汪雨个人资料及现状于是,教室里酒香阵阵,答卷上也酒香阵阵。我们的毛笔字,从一开始就有了李白余韵。
其实岂止是李白。长大后才知道,就在我们小学的西面,比李白早四百年,一人已经在蘸酒写字了,领头那个人叫王羲之,写出的答卷叫《兰亭集序》。
我上小学时只有四岁,自然成了老师们的重点保护对象。上课时都用毛笔记录,我太小了,弄得两手都是墨,又沾到了脸上。因此,每次下课,老师就会快速抱起我,冲到校门口的小河边,把我的脸和手都洗干净,然后,再快速抱着我回到座位,让下一节课的老师看着舒服一点。但是,下一节课的老师又会重复做这样的事。于是,那些奔跑的脚步,那些抱持的手臂,那些清亮的河水,加在一起,成了我最隆重的书法入门课。如果我写不好毛笔字,天理不容。
后来,学校里有了一个图书馆。由于书很少,老师规定,用一页小楷,借一本书。不久又加码,提高为两页小楷借一本书。就在那时,我初次听到老师把毛笔字说成“书法”,因此立即产生误会,以为“书法”就是“借书的方法”。这个误会,倒是不错。
学校外面,识字的人很少。但毕竟是王阳明、黄宗羲的家乡,民间有一个规矩,路上见到一片写过字的纸,哪怕只是小小一角,哪怕已经污损,也万不可踩踏。过路的农夫见了,都必须弯下腰去,恭恭敬敬捡起来,用手掌捧着,向吴山庙走去。庙门边上,有一个石炉,上刻四个字:“敬惜字纸。”石炉里还有余烬,把字纸放下去,有时有一朵小火,有时没有火,只见字纸慢慢焦黄,熔入灰烬。
我听说,连土匪下山,见到路上字纸,也这样做。
家乡近海,有不少渔民。哪一季节,如果发心要到远海打鱼,船主一定会步行几里地,到一个读书人,用一篮鸡蛋、一捆鱼干,换得一叠字纸。他们相信,天下最重的,是这些黑森森的毛笔字。只有把一叠字纸压在船舱中间底部,才敢破浪远航。
那些在路上捡字纸的农夫,以及把字纸压在船舱的渔民,都不识字。
不识字的人尊重文字,就像我们崇拜从未谋面的神明,是为世间之礼、天地之敬。
这是我的起点。
一生中最大的勇敢都来自母亲
    余秋雨
九旬老母病情突然危重,我立即从北京返回上海。几个早已安排的课程,也只能调课。校方
说:“这门课很难调,请尽量给我们一个机会。”我回答:“也请你们给我一个机会,我只有一个母亲。”
妈妈已经失去意识。我俯下头去叫她,她的眉毛轻轻一抖,没有其他反应。我终于打听到了妈妈最后说的话。保姆问她想吃什么,她回答“红烧虾。”医生再问,她回答:“橘红糕。”说完,她突然觉得不好意思,咧嘴大笑起来。之后就再也不说话了。橘红糕是家乡的一种食物,妈妈儿时吃过。生命的终点和起点,在这一刻重合。
在我牙牙学语的那些年,妈妈在乡下办识字班、记账、读信、写信,包括后来全村的会计,都由她包办,没有别人可以替代。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她总是带着我。等到家乡终于在一个破旧的尼姑庵里开办小学时,老师们发现我已经识了很多字,包括数字。几个教师很快到原因了,因为小孩背着的草帽上,写着4个漂亮的毛笔字:“秋雨上学。”是标准行楷。
至今我仍记得,妈妈坐在床沿上,告诉我什么是文言文,什么是白话文。她不喜欢现代文言文,说那是在好好的头上扣上一个老式瓜皮帽。妈妈在文化上实在太孤独,所以把我当作了谈心对象。我7岁那年,她又把扫盲、记账、读信、写信这些事全都交给了我。
我到上海考中学,妈妈心情有点紧张,她害怕独自在乡下的“育儿试验”失败而对不起爸爸。我很快让他们宽了心,但他们都只是轻轻一笑,没有时间想原因。只有我知道,我获得上海市作文比赛第一名,是因为已经替乡亲写了几百封信;数学竞赛获大奖,是因为已经为乡亲记了太多的账。
医生问我妻子,妈妈一旦出现结束生命的信号,要不要切开器官来抢救,包括电击?妻子问:“抢救之后能恢复意识吗?”医生说:“那不可能了。只能延续一两个星期。”妻子说要与我商量,但她已有结论:让妈妈走得体面和干净。
我们知道,妈妈太要求体面了,即便在最艰难的那些日子,服装永远干净,表情永远优雅,语言永远平和。到晚年,她走出来还是个“漂亮老太”。为了体面,她宁可少活几年,哪里会在乎一两个星期?
一位与妈妈住在同一小区的退休教授很想邀我参加他们的一次考古发掘研讨会,3次上门未果,就异想天开地转邀我妈妈到场。妈妈真的就换衣梳发,准备出门,幸好被保姆阻止。妈
妈去的理由是,人家满头白发来了3次,叫我做什么都应该答应。妈妈内心的体面,与单纯有关。
妈妈如果去开会了,会是什么情形?她是明白人,知道自己只是来替儿子还一个人情,只能微笑,不该说话,除了“谢谢”。研讨会总会出现不少满口空话的人,相比之下,这个沉默而微笑的老人并不丢人。在妈妈眼里,职位、专业、学历、名气都可有可无,因此她穿行无羁。
大弟弟松雨守在妈妈病床边的时间比我长。在我童年的记忆中,他完全是在妈妈的手臂上死而复生的。那时的农村谈不上什么医疗条件,年轻的妈妈抱着奄奄一息的婴儿,一遍遍在路边哭泣、求人。终于,遇到了一个好人,又遇到一个好人……
我和大弟弟都无数次命悬一线。由于一直只在乎生命的底线,所以妈妈对后来各种人为的人生灾难都不屑一顾。
我知道,自己一生最大的勇敢都来自母亲。我6岁那年的一个夜晚,她去表外公家回来得晚,
我瞒着祖母翻过两座山岭去接她。她在山路上见到我时,没有责怪,也不惊讶,只是用温热的手牵着我,再翻那两座山岭回家。
我从小就知道生命离不开灾难,因此从未害怕灾难。后来我因历险4万公里被国际媒体评为“当今世界最勇敢的人文教授”,追根溯源,就与妈妈有关。妈妈,那4万公里的每一步,都有您的足迹。而我每天趴在壕沟边写手记,总想起在乡下跟您初学写字的情形。
妈妈,这次您真要走了吗?乡下有些小路,只有您和我两人走过,您不在了,小路也湮灭了。童年有些故事,只有您我两人记得,您不在了,童年也破碎了。我的一笔一画,都是您亲手所教,您不在了,我的文字也就断流了。
我和妻子在普陀山普济寺门口供养了一棵大树,愿它能够庇荫这位善良而非凡的老人,即便远行,也宁谧而安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