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卞梦薇，鲁东大学文学院讲师。
中国民间文学学科史早期的外国民间文学作品翻译与出版
—— 以刘小蕙《朝鲜民间故事》为例
卞梦薇
[摘要] 刘半农长女刘小蕙从Serge Persky 的法译本转译而来的《朝鲜民间故事》是民国时期外国民间
文学翻译作品中较为出的一部。它的翻译和出版与中国民间文学和儿童文学学科的早期发展
的诞生与发展，是民国女性主义运动中不可忽视的一部分，而《朝鲜民间故事》的俄文原本著
者N. Garine 的故事采集活动，更是世界民间文学交流史上的璀璨一笔。
[关键词] 刘小蕙；刘半农；朝鲜民间故事；章衣萍；民间文学翻译
[中图分类号] I207.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7214（2019）06-0081-09
引 言
在中国民间文学学科形成并得到发展的初期，即20世纪上半期的数十年间，伴随着新世纪书籍出版业的成熟和文学观念的革新，许多民间文学读物涌现在图书市场
上。这些书籍性质各异、内容芜杂不齐，而且其中大多数已经湮没
于近百年的历史磨难和时光淘洗之中，如纸页白鹤般踪影杳杳；幸
运地残余至今的一些，也很难在市场上购得，作为面向大众出版的
商业书籍，可以说它们的使命已经结束了——然而，换一个角度来看，
这些古旧的书籍，对我们当下的民间文学研究，或许还能起到不小
的辅助作用。
《朝鲜民间故事》正是一本这样的故事书。该书初版出版于民
国二十一年（1932）六月，民国二十二年（1933）三月再版，从版
权页信息可知再版时印数为1001本至2000本，印刷公司为上海均益、
利国联合印刷公司，发行单位为女子书店，地址是上海霞飞路铭德
里八号，发行人为女子书店的编辑史蜂。从两次出版和再版发行量
来看，当时这本故事集的销路还算不错。书中包含两个序言、一个校后语以及20个故事。全书目录如下：
序一（民国二十年十月二十日，周作人于北平苦雨斋）/序二（衣萍，五、二十四、一九三二）/校后语（刘半农）
1.八去福
2.卜者
3.沈清
4.孔夫子
5.画家
6.李无忧
7.高与吉氏
8.莲池
9.车福 10.蜈蚣精 11.叔父 12.梁与石氏 13.猫 14.月梅氏 15.一个不忠实的朋友 16.鸟语 17.孤儿 18.两块石 19.奴的妻 20.誓约
书籍版权页还写明《朝鲜民间故事》的原译者为Serge Persky（法国），转译者为刘小蕙女士，周作人所作序和刘半农的校后语中都说明原本是俄人作品。由此可知，这本书的中文本是由法文译来，在此之前还经历过一个由俄文译成法文的过程。关于《朝鲜民间故事》的中法两位译者、翻译缘起、故事来源，以及其他方方面面，本文将逐一揭示，并尝试藉此勾勒出中国民间文学学科早期发展历程中一直为人所忽视的小小一角。
一、刘小蕙的文学翻译生涯与《朝鲜民间故事》的出版
1.刘小蕙的生平及翻译成就
《朝鲜民间故事》的译者刘小蕙，即刘半农在诗歌《题小蕙周岁日造像》中所写的长女刘育厚，生于公元1916年9月30日a，卒于1998年。刘半农在法国攻读博士学位时，刘小蕙也随父母赴法，在法国读了小学，据刘半农在《朝鲜民间故事》校后语中的叙述，在法国生活的时候，刘小蕙已经展现出对文学和语言的敏感度，尤其喜爱阅读童话和小说；回国后，刘小蕙就读于北京孔德小学，这时她的中文也有所
进步，开始翻译法语文学作品，并陆续有所发表。根据一些散碎的文章和资料，刘半农去世后，刘小蕙前往瑞士读书，在欧洲结识了日后成为著名纺织工程专家的方柏容并结为伉俪，1947年，夫妻二人回国定居。从1956年到1981年，刘小蕙使用刘育厚这个名字，在上海外国语学院教授法语和意大利语，在文学和电影剧本翻译方面硕果累累；退休后，刘小蕙继续从事文学翻译，完成并出版了回忆录《父亲刘半农》。b
在刘半农去世前，刘小蕙的译著有《苏莱曼东游记》（与刘半农合译），《朝鲜民间故事》，《法国中古短笑剧》（由中华书局在1937年出版）等。她在青少年时期也做了许多法语诗歌翻译，有的是独自完成，有的是与父亲合作。例如，1927年，刘小蕙在《莽原》第2卷第12期上单独署名发表了法国诗歌《孩子，睡罢！》，又分别在《语丝》的第121和131期上发表了与父亲合译的法语诗歌《木马歌》、《钉匠歌》等。当翻译短篇《祖父》发表时c，作者署名已经变成了刘育厚。经历了父亲去世和欧洲求学生涯之后，刘小蕙这个名字便几乎不曾在文学刊物中出现了。
在1937年由中华书局出版的初版《苏莱曼东游记》的自序中，刘小蕙提及四年前自己出版了第一本译著，从时间上推算，应该就是《朝鲜民间故事》，那时刘小蕙是十七岁。不过，刘半农在校后语中提到过，这本书翻译完成的时候，刘小蕙不过是个十五岁的孩子而已，考虑到出版的需要，他为女儿做了一些校
a 徐瑞岳：《刘半农年谱》，徐州：中国矿业大学出版社，1989年，第11页。
b 苏莱曼：《苏莱曼东游记/译者刘小慧简介》，刘半农、刘小蕙译，北京：华文出版社，2015年。
c 详见《中法大学月刊》，1933年第2期，第155—159页。
对修改；刘半农强调，“小蕙的原稿大致都不错，不过有时候看错了一两个法国字，或者是写错了一两个中国字，有时候原句太复杂，她在国文方面的力量，有些搬挪不动。我所替她校改的，就只是这几点。”a 这一本小书，不仅对刘小蕙而言有着特殊意义，对于出版单位上海女子书店来说，它也是极其特别的。
2.黄心勉、姚名达夫妇和女子书店
在《研究者、编辑家、出版商共同构建的学术空间——试论民国时期上海的民间文学研究与书籍出版》一文中，郑土有指出“我们可以认为民国时期上海的民间文学研究与出版活动，是中国现代民间文学发展史上一个重要阶段”b，并强调了该时期的独特之处：因为上海是彼时的全国出版业中心，相较于其它城市，出版机构的数量具有压倒性的优势，所以编辑家和出版商们在民国时期上海民间文学研究中扮演了重要的角，例如就职于商务印书馆的郑振铎、胡愈之等人，以及北新书局的老板李小峰（林兰）等。除去商务印书馆、世界书局、开明书局这些有着可观的规模和销售额的一流出版机构，民国时期的上海还拥有一大批特鲜明的中小规模出版社，其中许多都是由活跃于文坛的作家和学者设立，例如邵洵美
的新时代图书出版公司和金屋书店，《孽海花》作者曾孟朴父子开办的真美善书店，由张竞生创办的率先采用女性店员的美的书店等。朱联保在《近现代上海出版业印象记》中写道：“至于有职工数十人至百余人的，相形之下，只能列为中型书店……而只有职工一二十人或十人以内的，只能成为小型店，这些店大都是合伙或独资，资金数百数千元，出书几种就可以成为一家书店或出版社。”c即便在如此百花齐放的上海出版界，女子书店也称得上是一家别具一格的书店。
女子书店的所有人是姚名达、黄心勉夫妇。姚名达为知名目录学家，曾在多所驻沪大学担任教职，也曾担任商务印书馆编辑，后组织爱国队伍奔赴抗日前线，死于与日军的搏斗；黄心勉因积劳成疾而早逝，没有像丈夫那般青史留名，也没有多少学术成就，以至于几乎无人提起她的名字，但女子书店的诸多出版物证明了这位女性报人的殷殷奉献并非雪过无痕。康涅狄格学院的中国文学教授艾米•多林在她的论著《女性的二十世纪中国女性主义文学》中提到了黄心勉和女子书店，多林是这样描述这位女性作家、编辑和她的工作的：
也是在这个时期，女子书店在上海法租界成立（1933-1936），公开发行了一份无党派立场的杂志，并致力于以出版来推动女性的写作。该书店由黄心勉和她的丈夫、复旦大学教授姚名达创立，成员还包括曾于1934年以编辑身份在书店工作的陈白冰d，以及作家赵清阁、凤子。除大量关于性别主题和国际女性主义运动的专著之外，该书店还出版了许多由现代女性中国作家创作的书籍，比如陈学昭、冯沅君、庐隐、赵清阁和吴曙天等。e
关于女子书店的成立时间，不同资料的记载略有出入。上海出版工作者协会整理的《出版史料第 15-18 期》中记载“女子书店约于1931年成立于上海”f，《民国出版标记大观》中的表述是“书店
陈小艺刘惠宁a 萧枫：《中国现代文学名家作品集/刘半农文集（2）》，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662页。
b 郑土有：《研究者、编辑家、出版商共同构建的学术空间——试论民国时期上海的民间文学研究与书籍出版》，《民俗研究》，2006年第1期，第108页。
c 朱联保：《近现代上海出版业印象记》，上海：学林出版社，1993年，第9页。
d 原文为Chen Baiping，即女作家莫耶。
e A.D o o l i n g.W o m e n’s L i t e r a r y F e m i n i s m i n T w e n t i e t h-C e n t u r y C h i n a.N e w Y o r k:S p r i n g e r,2005, pp.113-114.
f 上海出版工作者协会：《出版史料第15-18期》，上海：学林出版社，1989年，第129页。
从最初租用圆明园路的一个写字间筹办开始，到迁至霞飞路铭德里8号成立，时间是1931年”a，《中国出版通史•民国卷》中记录的成立时间却是1932年b。其实这个疑惑并不难解决。首先，《中国新书月报》
在1932年第2卷第2/3期刊发了《出版界消息：女子书店之创设》一文，已足够说明问题；其次，黄心勉在《女子书店的第一年：创办的动机和筹备的经过》一文中详细描写了夫妻二人创办女子书店与《女子月刊》的起因和过程，非常明确地表示女子书店的创办是受到民国二十一年年初的“一•二八”事变的震动，夫妻二人在日军轰炸中丢失了一切资料和文稿，居所被毁，又见到战乱中女性同胞的惨状，便于同年三月份着手办出版公司，又专门选在“九•一八”事变纪念日这一天，将公司迁至霞飞路铭德里；因此，综合种种记录，女子书店初始时经历过一段时间的筹办期，其正式成立时间应为1932年9月18日迁至霞飞路之后，《女子月刊》的首期出版却是1933年3月8日无误了。
从《女子书店的第一年》的表述中可以看出这番事业肇始于夫妇俩对中国女性自古以来的生存状况的不满和忧虑。至于创办书店和期刊的目的，黄心勉也以简洁有力的语言进行了概括：“……但我们也没有政治作用，因为我们没有党派彩。我们的宗旨只是：发表女子作品，供给女子读物。——漂亮点说，就是：辅佐女子教育，促进妇女运动，开发妇女智识，提高人类文化。——详细点说，就是：讨论妇女问题，研究妇女历史，发挥妇女能力，提倡妇女职业，矫正社会陋俗，改良家庭生活。——简单点说，就是：为妇女作智识上的服务。”c所以，女子书店和《女子月刊》的出版纲领，从创始时便确定并公布了。“发表女子作品”自不必言，女子书店的编辑多为女性，出版的书籍中也包含了大量的女性创作。“供给女子读物”却要复杂些，时下的女性需要的究竟是怎样的读物？不同身份、不同年龄、不同社会阶层的女性，需要的读物不可能相同，小型书店的出版能力也有限。从最终的出版成果来看，姚黄夫妇二人在
尽量保证出版物的多样性的同时，也秉持了一定的选稿标准，女子书店的出版物总体上是以文学作品为主。
此外，从Cheryl Glenn与Roxanne Mountford合著的《新世纪修辞与写作研究：史学、教育学以及政治》、Yuxin Ma的论著《中国女性记者与女性主义：1898-1937》中对黄心勉的书写以及评价来看，《女子月刊》在彼时的中国女性杂志中是一枝独秀，黄心勉和她的工作也在当时的上海出版界同侪和女性读者心目中得到了高度认可，只可惜夫妇二人都是英年早逝，女子书店和《女子月刊》的存在时间也不过寥寥数年，未能在后世留下更多的声名。但是，在1933-1937年间，女子书店出版了5卷《女子月刊》，共计53期，每期128页，前期版面未固定时甚至曾超出200页；其内容图文并茂，涵盖女性文学、妇女教育、婚姻法规、卫生科普、妇女运动等方方面面，真正做到了为广大女性发声、关注妇女问题。而女子书店旗下的“女子文库”系列也出版了几十种，由于时间太久、发行量有限，这些出版物的信息很难全面收集，也就无法做出准确的统计了。书店迁移至霞飞路并重新募资之后，业务进入正轨，各方友人纷纷提供女性主题的书稿给女子书店出版，在《女子书店的第一年》中，黄心勉列举了这一年间出版的诸多书籍，她写道：最初赞助我们的是中国公学教授章衣萍吴曙天夫妇，承他们拿《看月楼词》，介绍刘小蕙女士的《朝鲜民间故事》给我们出版。其次是浙江大学教授储皖峰陈漱琴夫妇，承他们送《诗经情诗今译》给我们出版。……d
a 张泽贤：《民国出版标记大观》，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2012年，第277页。
b 侯仰军、柳斌杰：《中国出版通史•民国卷》，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2008年，第83页。
《女子月刊》，1933年第2期，第131—132页。
c 黄心勉：《女子书店的第一年》，
d 黄心勉：《女子书店的第一年》，《女子月刊》，1933年第2期，第130页。
章衣萍、吴曙天夫妇交游广阔，在北平时，章衣萍曾是胡适的秘书，又与鲁迅等人往来密切，1927年迁沪之后在上海文艺界也颇为活跃；至少在1930年之前，章衣萍与鲁迅的友情还未破裂a，依然与北平文艺界的许多文人保持着联系。《朝鲜民间故事》是章衣萍夫妇介绍来的，章衣萍在序二开头写道：“这是小蕙女士译的一册朝鲜民间故事集，半农先生远远地从北平寄给我，要我替她印行，现在总算出版了。这，在我这忝颜做叔叔的人，总算是尽了一点小小的责任，虽然明知道这书的印刷方面也许有缺点。”b 从这段话中可以看出，《朝鲜民间故事》的原稿是刘半农寄给章衣萍并请他寻机出版的，从拿到稿件再到付梓，大概隔了一些时日，章衣萍对最终的出版成品也不是非常满意。上文提及民国时上海出版业之发达，其实北平也有许多由学者文人创办的出版社，例如顾颉刚主办的通俗读物编刊社等。为什么刘半农不在北平寻出版公司，却大费周章地将稿件寄到上海交给章衣萍呢？考虑到章衣萍与京沪两地文学界的复杂关联，其中或许有不少内情，但上海的民间文学出版业较为繁荣、集中了大批热衷于写作和推出民间文学类读物的出版社是不争的事实。此外，章衣萍与早期中国民间文学学科，实际上有着密切的
联系，更加确切地说，章衣萍曾经为中国儿童文学的发展，做出了不小的贡献。
二、周作人与章衣萍为《朝鲜民间故事》所作序
1. 周作人所作序一
在这本故事集的两个序言中，章衣萍所作序非常简短，似乎有些“尽在不言中”之意；与他相反，周作人写了一篇认真而深思的序言。章序交代了自己与刘半农一家的友谊、称赞了刘小蕙的早慧和成长之快，以及书稿来到手中的经过，除此之外没有多写什么。周作人先说明该书的手稿是由刘半农交给自己并请求作序的，当他发现这不是刘半农的书稿、而是刘半农长女的译稿时，他表示了惊讶；随后，周作人用较长的篇幅叙述了自己对民间文艺学、东亚民间故事、朝鲜和日本的文化、东亚三国关系的看法。在民间文艺学方面，周作人谈及自己对民间故事和歌谣的兴趣，没有从一贯擅长的民俗学人类学派的学术立场出发，而是强调故事和歌谣是“文学的前史时期的残存物”，以及遗留至今的故事和歌谣可以用来推知早期文学状况的功用。站在古今文艺流变研究的立场上，他这样总结道：所以，歌谣故事在当作文学看之后，有不少的文学史的意义，因为正如英国麦加洛克主教所说，童话正是“小说之童年”，而歌谣也实在有些是诗的祖母，有些虽然也是诗的孙女。c 所谓“有些虽然也是诗的孙女”，是周作人的民间文艺观在1930年前后发生转变的一个体现。早在民国十七年年初，章衣萍写信请周作人为《重刊霓裳续谱》作序，在这篇序中，周作人比较清楚地申明了这个观点，即“我从前对民歌的价值是极端的信仰与尊重，现
在虽然不曾轻视，但有点儿怀疑了”d，当民间歌谣学初创期的搜集热情消退之后，周作人在《霓裳续谱》《白雪遗音》等谣曲集中注意到了若干不那么“纯粹而浪漫”的东西：“《霓裳》《白雪》的诗我恐怕她的来源不在桑间濮上，
《鲁迅研究月刊》，1997年第6期，第67—68页。
a 散木：《也说章衣萍与鲁迅》，
b S erge Persky：《朝鲜民间故事》，刘小蕙译，上海：女子书店，1932年，序二，第1页。
c 同上，第1—2页。
d 周作人：《周作人自编文集/苦雨斋序跋文》，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13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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