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40至60年代留学美国的美籍华人史学家主要有：杨联陞（1914—1990年）、何炳棣(1917—)、黄仁宇（1918—2000年）、吴天威（1918—2005年）、刘子健（1919—2003年）、唐德刚（1920—2009年）、徐中约（1923—2005年）、刘广京（1921—2006年）、沈已尧（1926—）、（1930—）、许倬云（1930—）、张光直（1931—2001年）、林毓生（1934—）、张灏（1937—）、汪荣祖（1940—）、黄宗智（1940—）、杜维明（1940—）等。①他们大都在美国的中国学研究领域颇有影响力。1949年10月至1978年12月，中国大陆突出政治，突出意识形态，以阶级斗争为纲，“贴标签”式的思维方式盛行，使得这些海外华人史学家的影响在中国大陆被屏蔽了。尽管1972年尼克松访华以后，他
20世纪40至60年代留美之美籍华
人史学家与改革开放后中国大陆史学
———以黄仁宇、唐德刚、为例的探讨
周一平许曾会
作者简介周一平，扬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江苏扬州，225000）；许曾会，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研究生（北京，100875）。
①学者黄培把中国近代的留学史分成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游学，从19世纪后期到20世纪30年代。这一阶
段的留学生多是学而不留，他们大都怀着爱国热情在国外学习先进知识后便回国致力于中国的改造。第二阶段，学生在国外亦学亦留，从20世纪40年代至今。参见《1950年代—1960年代的台湾留美生》，《徐州师范大学学报》2005年第1期。本文所选择的20世纪40至60年代是属于第二阶段中的一段，是既区别于20世纪30年代之前留美也区别于改革开放后留美的一个特殊时段。
[摘要]20世纪40至60年代，有许多人从中国大陆、港台留学美国，学成之后由于种种原因没有返
回祖国，而是选择留在美国定居工作，其中不乏一些历史学家。二战后他们逐渐在美国的中国学界产生一定的影响力，中国改革开放后他们的著作开始影响大陆，其中又以黄仁宇、唐德刚、三位影响最大。黄仁宇的“大历史”观、的“内在理路”说、唐德刚的“历史三峡”论等历史理论给大陆史学研究带来了新理念、新视野；他们运用的心态史学、口述史学等方法，促进了大陆史学研究方法的多元化发展；他们亦历史亦演义、生动活泼的写作手法，推动了大陆通俗史学的发展。美籍华人史学家对中国大陆的影响，给中国大陆史学的发展提供了哪些经验教训，值得认真思考。
[关键词]美籍华人史学家大陆史学影响
〔中图分类号〕K09〔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12）
10-0114-08
2012年第10期
们中的个别人有机会回到阔别多年的故土，①但比较正常的、频繁的来往则在中国大陆改革开放之后。改革开放后，他们的著作可以在中国大陆出版，他们可以回大陆讲学、参加学术会议，逐渐对大陆史学界产生广泛影响，甚至成为“不在场的主角”。其中黄仁宇、唐德刚、影响力最大，以下略述他们的影响。
一、促进历史理论多元化
（一）黄仁宇的“大历史”观
1982年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由中华书局出版，很快轰动中国大陆学术界，其毕生宣扬的“大历史”观在大陆产生深远影响。如今“大历史”观已渗透到政治学、经济学、文学、法学、哲学等诸多领域的研究中。当然，受“大历史”观影响最深的还是历史学领域。
何为“大历史”观？黄仁宇主张考察历史要有宏观的历史眼光与理念，站在全局的高度采取高屋建瓴的分析方式，即强调从较长的时段来考察历史，将历史的基线向后推，500年成一个单元，50年也可以。[1]
“大历史”观相较于美国中国学研究领域习惯个案研究有很大区别，更不同于改革开放前中国大陆史学的意识形态式思维。当“大历史”观一入国门，即以空谷足音之势对大陆史学观念的更新产生了重要影响。首先，它“使部分中国史学研究者认识到中国的史学确实存在着严重的‘认识规范’危机”。
[2]1983年，“史学危机”成了大陆史学界的一个主题词。其次，一批中青年史学工作者（如今很多已是知名的史学专家）将“大历史”观作为一种借鉴，运用到自己的研究中，突破教条主义史学，并收获许多重要的成果。如萧功秦说：大历史观能克服数十年来的意识形态史学造成的思维方式的路径依赖，能别开洞天，高屋建瓴。他对中国政治转型的研究就是一种“大历史”视角的考察。他在《30年与300年》一文中说，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具有千年历史上结构大转型的里程碑意义。中国将在这一进程最终告别自己的千年结构，并向一种新的文明蜕演。[3]他希望在自己有生之年完成一部独具特的中国通史，这部通史是不拘泥于细节与实践过程的叙事，而着重于从总体上把握历史演变的大势，并对这种演变的原因与趋势做出解释。它固然以中国王朝更迭叙述为线索，但其间所关注的是历史的大趋势、大原因、大结果、大影响。[4]这种独具特的通史便是“大历史”观的通史。
赵世瑜在黄仁宇逝世后曾专门写过《无可替代的黄仁宇》、《通古今之变，再读黄仁宇》、《三读黄仁宇》三篇文章，以表达其对黄仁宇的哀思和敬仰之情。赵世瑜的《吏与中国传统社会》（浙江人民出版社1994年）便受到了追寻“历史上的长期合理性”的“大历史”观的影响。这是一部关于吏的通史，从先秦时期一直写到晚清，进行纵向的连贯考察和分析，不限于对某一朝代、某一时期的情况进行分析和描述，
以便通过对整个发展变化过程的整理，对某些问题产生新的认识。[5]2006年，赵世瑜出版了《小历史与大历史：区域社会史的理念、方法与实践》，提出了大历史也要与小历史相结合。林载爵在黄仁宇《大历史不会萎缩》的“编者说明”中，提到了“大历史”与“小历史”不同，不斤斤计较人物短时片面的贤愚得失，也不是只抓住一言一事，借题发挥，而是要勾画当日社会的整体面貌。[6]而在赵世瑜看来，在区域社会史的研究中，人们用某种绝对化的、单一化的宏大叙述模式去研究问题，抽去了“大历史”的生活基础，而他要做的是把这个生活基础归还给大历史，这就是“小历史”。这个归还工作一旦结束，大小历史的区分也许就不再需要，历史本身就是一个，就像生活本来就是一个那样。[7]所以在这本书中，他不仅以“大历史”的长时段理论、通史的眼光来进行区域社会史研究，也以“小历史”作实证性补充，让读者看到了历史鲜活的细节。这种“大历史”与“小历史”相结合的区域社会史研究，是对黄仁宇的“大历史”观的一种继承和发展，是一种让“大历史”在更多领域发挥作用且更加完
①1972年2月尼克松访华之后，美国政府允许身在美国的华人回中国大陆探亲。唐德刚即是被批准最早一批（1972年底）回国探亲访友的海外学者之一。
善的史学努力。
（二）的“内在理路”说
的“内在理路”理论，是指在寻求历史变迁的动因中，专注于内在原因的探求，不赞成外部
—清代中期学术思想史研究》一书即是这一理论的代表作之因素决定论。《论戴震与章学诚——
一。该书由香港龙门书店初版于1976年，2000年在大陆由北京三联书店出版了增订本。在增订本的《自序》中指出：“本书的基本立场是从学术思想史的‘内在理路’阐明理学转入考证学的过程”，“‘内在理路’说不过是要展示学术思想的变迁也有它的自主性而已”，“并未将它和‘外缘影响’对立起来”，认为“内在理路”可以与一切有效的外缘解释互相支援、互相配合，但如果不深入“内在理路”，则终不能尽其曲折，甚至舍本逐末。[8]
的“内在理路”说为大陆史学尤其是学术思想史研究带来了新的视角，甚至树立了学术思想史研究的新范式，引起大陆学者的模仿、借鉴和运用。如陈平原的《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以章太炎、胡适之为中心》（与《论戴震与章学诚》相类似），展现了中国现代学术转型的复杂性，揭示、发掘各种被压抑、被埋没的声音，挑战以“西学东渐”为代表的“现代化叙事”，从中可以看到中国现代学术转型的“内在理路”。再如的学生罗志田《从治病到打鬼：整理国故运动的一条内在理路》（《中国学术》2001年第2期），刘明《论先秦儒家死亡价值观的内在理路》（《学术论坛》2006年第9期），张实龙《董仲舒学说内在理路探析》（浙江大学出版社2007年）等等，都体现了“内在理路”的具体运用。有人指出：“内在理路”是对重视社会、政治、经济对于学术思想的“制约性”影响，忽略追寻学术自身“合乎逻辑”运动轨迹趋向的一种“拨反”和“补充”。[9]20世纪90年代初形成的“学术史”研究热潮，也基本上呼应了这一取向。
改革开放后，大陆学者兴起“现代化”研究，但是大都把复杂的现代化进程简单理解为在外力影响下对传统社会结构进行破坏的必然步骤，而看不到传统发挥的作用。的“内在理路”对于现代化研究中过分强调外力作用应当是一种挑战。如今这种挑战已经产生影响，并逐渐成为一种史学研究的新趋向。正如马敏所说，在重视西方影响的前提下，调整视角，从中国自身历史进程的角度观察中西互动，一定可以看到过去所忽视的一些历史面相，发现更多的来自中国社会内部的问题。这也已经成为一种颇值得注意的史学研究新潮流。站在中国自身立场，从中国的历史继承性方面，从中国内在自身规定性方面，从中国文化传统的可变性与不变性方面，重新审视西方对中国的影响，所得出的结论必然有所不同。[10]
（三）唐德刚的“历史三峡”论
唐德刚的“历史三峡”论出自于他的《晚清七十年》，书中写道：“四千年来我民族之社会政治型态之发展，盖可综合之为三大阶段，亦即封建、帝制与民治是也。从封建转帝制，发生于商鞅与秦皇汉武之间，历时约三百年。从帝制转民治则发生于战争之后，吾侪及身而见之中国近现代史之阶段也”，“这第二次大转型是被迫的，也是死人如麻，极其痛苦的。这次惊涛骇浪的大转型，笔者试名之曰‘历史三峡’。我们要通过这个可怕的三峡，大致也要历时两百年，自1840年开始，我们能在2040年通过三峡”。①这一理论不但是对中国历史和中国近现代史的深刻洞察，而且也回答了近代以来中国社会转型将转向何处的问题，这无疑是一个新的视角。有学者认为，唐德刚的“社会转型论”为人们认识中国近现代史、编写中国近现代史提供了一条恰当的、有价值的基本线索；为历史学到了一个与现实联系的
很好的契合点，同时也给中国近现代史自身的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从社会转型的视角研究中国近现代史，还可以为历史与现实的对话提供更广阔的空间。[11]也有学者称“历史三峡”理论认为历史发展是
①唐德刚：《晚清七十年》，长沙：岳麓出版社，1999年，第7页。《晚清七十年》由台湾远流出版社1998年初版，共5册。中国大陆1999年由岳麓出版社出版，删节为一册，一出版很快就销售一空，但很可惜没有再版过。
艰难曲折的、历史是在“定型——
—定型”中变迁的、对于历史发展的前景持乐观态度等，这些
—转型——
认识较之“历史衰败论”和“英雄史观”，是应当给予肯定的。[12]
“历史三峡”论的流传，又引发人们思考中国如何穿越“历史三峡”、何时能穿越“历史三峡”。学界有关这类探讨文章比比皆是，如《何以通过“历史三峡”》（彭闻，《上海国资》2010年第2期），《穿越历史三峡》（李怀宇，《人民文学》2010年第6期），《在“历史的三峡”中曲折前行》（吴晓波，《中国报道》2009年第12期），《2010：行走在历史三峡的关键处》（毕诗成，《法律与生活》2010年第24期）等等。
2008年初，周天勇等人《攻坚：十七大后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研究报告》一书指出：中国从传统的计划经济转向现代市场经济、从低水平民主法制化转向较高水平的政治民主，如果从1979年开始，至少需要60年左右的时间。也即是2040年能实现转型成功，这和唐德刚所指的时间恰好吻合。再如熊培云《重新发现社会》，在第一章中有一小节名为“‘历史三峡’与‘敦刻尔克撤退’”，对唐德刚的“历史三峡”社会转型理论表示支持和欣赏。作者对身处“历史三峡”中的中国及其前途作了一次通盘思考，内容涉及政治、经济、社会以及历史、文化、互联网等领域，并和唐德刚一样对中国未来充满乐观和自信。①
相对于中国大陆改革开放前片面强调阶级斗争的历史研究，“大历史”观、“内在理路”说、“历史三峡”论等，无疑拓宽了大陆史学研究者的视野，改变了大陆旧有的史学范式，促进了大陆史学观念与研究范式的多元化发展。
二、促进史学研究方法的多样化
（一）心态史学方法
心态史学，或称为历史心理学、心理史学，兴起于20世纪前10年。最早的著作是佛罗伊德在1910年用精神分析理论写的达·芬奇的传记——
—达·芬奇》。至20世纪60年代，成为
—
《童年的回忆——
世界史学的新潮流。心态史学对中国大陆史学界的影响，是在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并与黄仁宇等的影响分不开。
黄仁宇在《万历十五年》中对各阶层人物细致入微的心理分析，引起大陆学者的广泛关注。杨念说：“我认为《万历十五年》是中国做得最好的一个‘心态史’。”[13]许纪霖也曾说上世纪80年代后半期做知识分子心态史研究时，“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对我的影响非常大。我最开始写的书《无穷的困惑》和《智者的尊严》，写的是两个近代知识分子心路历程。……我几乎是模仿着这本书来写自己的处女作”。[14]
此外，黄仁宇还带动了中国大陆帝王将相心态史的研究。如樊树志的《万历传》，就从心理学的角度对明神宗进行了细致的分析研究，认为在他身上具有纵酒、好、贪财、好逸、好疑、好胜、好货等性格特征，这些特征可以作为剖析其临朝40余年政治生涯的一把钥匙。②另一位明史学者韦庆远的《论隆庆》（《史学集刊》1993年第2期）从隆庆身世遭遇、品格素质、心态动向诸方面，对其继位前后判若两人(如继位前恭俭谦抑，继位后极端放肆纵欲)之因进行了细微的心理分析和研究。再如赵良《天—七位中国帝王的心理传记》借鉴了心理史学的某些方法对秦始皇、汉高祖、武则天、李后子的隐秘——
主、明太祖、光绪、溥仪七位帝王进行了分析，加深了对历史人物的认识。③这些学者的作品都是心态
①熊培云：《重新发现社会》，2010年北京新星出版社初版，2011年又推出修订版。此书由凤凰卫视著名媒体人梁文道作序，称非常准确地捕捉到了近年中国的时代精神，以及过去30年变化的要点。该书被评为2010年最具影响力的图书之一，囊括国家图书馆文津图书奖，《新周刊》年度图书奖，新浪网、“深圳读书月”、《南方都市报》、《亚洲周刊》年度十大好书奖等奖项。
②樊树志的《万历传》1993年12月由人民出版社出版，至1996年12月已第8次印刷。
③详见赵良：《天子的隐秘——
—七位中国帝王的心理传记》，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4年。
史学的有益尝试，为说明一些通常情况下难以解释的问题打开了一条新路，拓宽了治史的路径。
强调的“内在理路”，自然是非常注重内在原因的探求，注重对历史人物心理的考察、研究。
如在《论戴震与章学诚》一书中，既重视历史考据，又注重戴震、章学诚二人的心理研究，使全
书更严谨、周密，更具有说服力。①受其影响而成的陈平原《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以章太炎、胡适之
为中心》也是一部心态史的力作。由的推广，心态史学方法得以在学术思想史研究中广泛运用，
进一步促进了大陆史学方法多样化的发展。
（二）口述史学方法
口述史学，20世纪二三十年代在美国兴起，至20世纪70年代，在世界很多国家包括地区都有了广泛发展。中国大陆现代口述史学的兴起是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而广泛的开展则在2000年以后，这与唐德刚口述史著作的影响分不开。
唐德刚的《胡适口述自传》、《李宗仁回忆录》、《顾维钧回忆录》、《张学良口述自传》等几部口述史
作品不仅保留了大量珍贵的历史资料，也拉开了中国现代口述史学的序幕。在唐德刚几本口述历史作品
中，《胡适口述自传》是被公认的影响较大的一种。1979年，唐德刚根据原录音和经胡适修订的底稿，将上述自传译成中文。山东大学葛懋春、李兴芝曾在唐德刚的许可下将胡适口述书稿编辑成《胡适哲学
—胡适的自传》，1981年由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内部发行），使得一部分大陆读者思想资料选——
得以先睹该书。许纪霖回忆说：“上个世纪80年代初，当我还是大学三年级的学生时，买到了一册《胡适
的自传》，灰皮本，内部发行。不吃不睡，一口气读完，简直是如痴如醉。让我着迷的，不是胡适本人的叙述，而是文后那些长篇大论的注解，口若悬河，妙语连珠，狂放之气夺纸而出。狂则狂矣，却句句有来历，看得让人拍案叫绝，又心悦诚服”。②唐德刚为《胡适口述自传》所作的注释不仅是一座连接口述文本的桥梁，而且成为口述自传的注释艺术的范本，它种类繁多，内容广博，注中有评，评中有传，提高了口述自传文本的学术价值。
唐德刚对口述历史的认识及其进行口述访谈的实践，对于大陆开展口述历史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启蒙
和奠基的意义。曾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发行《口述历史》主编的丁冬说，唐德刚的口述历史作品对国内
的口述史研究的发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可以说目前国内做口述史研究的人，都或多或少受唐德刚的方
法和观念的影响。③20世纪90年代特别是新世纪以来，中国大陆口述史著作大量出版，口述史机构的
纷纷成立，口述史的杂志和报纸甚至以口述史为名的电台节目的出现，这些口述史的繁荣发展都源于唐
德刚当初的推动和影响。
三、促进通俗史学的发展
（一）亦历史亦演义
在改革开放以来出版的历史作品中，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显然已成为一种经典，这本书对于大
陆通俗历史写作的深远影响是学界不争的事实。很多人第一次阅读《万历十五年》，都非常感慨原来历
史著作可以这样好看。而这部作品的好看就在于“亦历史亦演义”的写作手法，即叙事结构的故事性、
历史细节的呈现、人物的栩栩如生等等，在其通俗化和颇有文学彩的叙事中，又不失历史的真实，雅
俗共赏。美国文学家厄普代克说：“尽管它是一部严谨的学术作品，但却具有卡夫卡小说《城堡》那样
①《论戴震与章学诚》，第二章论及章学诚与戴震第一次见面后的心理危机，第四章论及章学诚二次会面戴震后建立的自信，第五章阐述章学诚从第一次见面至晚年对戴震及自我的心理评价过程，第六章论述了戴震在从事义理、考证两种工作的心理状态，及考证派施加的外在压力和内在本性带来的紧张心理。对二人心理思想分析成为全书的一个线索，也成为把握人物的切入点。
②此段话参见许纪霖：《逝者：唐德刚》，《财经》2009年第23期。
谭耀文图片③转引自姚艳芳：《唐德刚：中国“口述历史”第一人》，《人物周刊》2009年12月号。2003年底中国社会科学
—《口述历史》，每三个月出版一辑，每辑约有20万字。
院推出了专业的口述史丛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