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与李陵
学术界有些人认为司马迁是为李陵的投降行为辩护，铁板钉钉，是不能翻案的。其实，所谓司马迁为李陵辩护的说法并不成立，本来就无案可翻，自然不必翻什么案，只需说明史实就可以了。当然，司马迁由于推言李陵军功而遭受极刑，对他本人和《史记》创作的影响是深重的，这个案子也是人们最为关注的——司马迁生平最为严重的政治事件，人们希望真正了解这个案件。
司马迁在《史记》里零星写到这个案子，真正说清案情是在《报任安书》中，还有《汉书》的《李陵苏武传》，有关史料足够清楚地认识司马迁与李陵的案情始末。
在《报任安书》中，司马迁以极为卑贱的口气和浓烈的情感描述了自己遭受腐刑的经过，反映了他仇恨黑暗专制的新观念。起初，李陵战败的军情连续从边塞传到朝廷，汉武帝十分沮丧，他安排的三支军队都无胜绩，两队败归，因而汉武帝十分愤怒，满朝大臣跟着一起斥骂李陵，也就是满朝大臣跟着武帝一起声讨打败仗的李陵，一边倒。这时，宝座上的武帝发现有一人沉默不语，这人就是太史令司马迁，武帝就让司马迁上前来，问他有什么看法。司马迁本该跟风，跟大家一样表个态了事，他却说出了一席谁也没说、没敢说的话——他却不知这是生死关
头，他一脚已踩进了鬼门关。他没有让武帝先饶臣不死后再说，他对满朝大臣无一人挺身而出讲实话心存不满——他将自己置身于一人单挑满朝大臣的危险境地。他说，根据他对李陵的长期观察，李陵是奇士，有国士之风，敢于为国捐躯，他平常的为人处事证明他不是怕死的人；李陵仅仅带领五千步兵勇战匈奴大军，连战十多天，杀敌一万多人，功大于过，真可谓虽败犹荣。李陵不死而被匈奴活捉，他必定有心另谋归报大汉。请皇帝宽心，念在李陵功大于过，又无救兵援助，宽恕李陵败降的罪过。司马迁向武帝推论李陵的军功，动机就是为武帝宽心，本是先有武帝的召问才作出回答的，是被动的，武帝与李陵后来的表现也证明当时司马迁的分析是正确的，判断是无误的，怪只怪汉武帝当时心虚，不肯宽恕李陵，等他后悔了，司马迁已受了宫刑，李陵也已报国无门了。
司马迁推论李陵军功的动机和此后大量的事实，都说明司马迁是正确的，他是被冤枉的，这是一桩冤案。也正因此，事后后悔的武帝让他当上了中书令，成了外人眼里皇帝身边的红人，武帝实已悄然为他平反昭雪了。虽然如此，司马迁只因一席话便遭受宫刑，使他终生不能释怀的血的教训，也使他认清了封建专制黑暗统治的本质。
班固在《李陵苏武传》中记述了李陵事件的始末，有利于澄清司马迁遭受口祸的史实真相。
那年秋天（前99年），李陵带领五千步兵深入匈奴腹地，北行一个月到达目的地，正要返回时被单于率领的三万骑兵包围，一战杀敌数千，单于急忙召集大军八万，要活吞了这支汉军。汉军一边打一边退，浴血奋战十多天，匈奴无法打败这股顽强的汉军。最后，在离边境一百里的山区，早已弹尽粮绝的汉军决定趁夜突围，突围时战鼓不响，李陵身边只有十余人，几乎都赤手空拳，最终，李陵怀着对皇帝无限的惭愧而被俘虏。有四百多汉兵跑回边塞，边塞驰报朝廷，于是朝廷发生了皇帝召问太史公的那一幕。
李陵兵败到李陵败降，在此期间，武帝责问最初报喜讯的陈步乐，吓死了他；武帝召问司马迁，把他打入大牢，从“沮贰师”（说贰师将军坏话），升级到“诬上”（诬蔑了皇上），定为死罪；武帝让相面师观察李陵家人的气，不见死丧之相，将李陵家人关押起来。武帝想要李陵战死杀场，为他捐躯，而李陵不死，使他坐朝不安，他没给李陵战马，他没派出驰援的救兵，但谁敢明说皇帝的错失呢？
好在皇帝觉悟了，就在事发一年多以后，这时司马迁已自请腐刑在蚕室疗伤。武帝觉悟到老将路博德耍诈而没救援，致使李陵陷身重围而最终败散，于是皇上派出使者慰问犒劳那四百多名苦战回国的战士，并又派出公孙敖将军去迎归少将李陵。结果，公孙敖没接到李陵，带
回一条消息，说李陵邦匈奴练兵，武帝听后心头起火，下令杀掉李陵家人。圣明不见了，乌云遮住了太阳。这等于坐实了李陵的行为为投降，也使司马迁觉得再次受世人笑话，李陵继司马迁后陷入万劫不复的苦难深渊。李陵本来打算得机会建功报达皇恩，又能回国孝敬老母，这一下全玩完了。母亲、妻子和儿女都被杀害了，而且起因在他自己，他万念俱灰，回国的路已绝了。李陵原要孝敬老母的，他是遗腹子，从小与母亲相依为命，对母亲怀有无限的深情。他的爷爷李广就是被公孙敖等害得自杀了，父亲三兄弟也都过早去世，他原本要建立大功再次光耀李家门庭的，这一下希望全都幻灭了。事实是公孙敖带回的是假消息，邦匈奴练兵的另有其人，而不是李陵，武帝就仅凭一条道听途说的假消息便杀害了李家人。历史难道就是这么一桩桩血淋淋的惨案堆积垒成的吗？
司马迁为投降的李陵游说或辩护了吗？司马迁的本意是要皇帝宽心舒意，要看到李陵以五千步兵对付十一万匈奴骑兵，杀敌一万多，实是一次大胜仗！李陵不会真心投降的，他被活捉，实是假投降，迟早是要回国的。李璐和李思“说者无意，听者有心。”司马迁的话到武帝耳朵里就变了味，就发生了扭曲。……武帝又时时是明智的，晚年下了罪己诏，主动改变了好战的国策。到汉昭帝时，武帝安排的顾命大臣们议定再次迎接李陵回国。李陵拒绝了，恐惧再次受辱。这类史实说明汉朝并未把李陵看成投降者、叛徒或叛国者，那么后代人又何必这么认定
而想不通呢？那些顾命大臣们都是李陵和司马迁的同辈人，他们了解这两个非凡的同辈人。说到底，司马迁无非是要武帝能够辩证地看待李陵事件，却不料若火烧身，成了武帝的出气筒，成了李陵的替罪羊。
司马迁受刑不死，李陵败降不死，两人都是有抱负，有责任的苦命人。李陵有国不能回，客死异乡，而司马迁历经炼狱，把受难转化成旺盛的创造力，铸就了伟大的《太史公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