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修对北宋书坛崛起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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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贵州大学学报（艺术版）》2021年第01期
苏子美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444X（2021）01-0089-05
        一、平庸书坛上的一声惊雷
        宋初的书坛承五代之弊，书学榛芜。宋高宗赵构在《墨池志》中感慨说：“本朝承五季之后，无复字画可称……书学之弊，无如本朝”[1]367-369，虽有夸大其词，但也说出了宋初的书坛实况。清人叶昌炽也在《语石》中说：“宋初承五季之后，书学彫弊极矣”[2]。如何彫弊之极，就是说宋初的书坛沿袭晚唐以来的余风，没有创新，书法仍是在衰世的余音中辗转徘徊，而不能展示新朝的独特风采。这种模仿前人，学弗能至，了无高韵的书法被称作“院体”书法。而这一随波逐流的书风在宋初持续有近百年之久，直至欧阳修的出现才得以扭转。
        首先，他以当时著名思想家石介（1005—1045）的书法中“骇然不可识”的现象为例，批评了社会上不重书法的风气，以引起时人对书法的重视。针对石介的“书以传道，何必有法”的书学观，更是掀起了一场“书、道、法”的争辩。石介认为文字只是小技，传道的工具，不必有法，如“且夫书乃六艺之一耳，善如锺、王，妙如虞、柳，在人君左右供奉图写而已，近乎执伎以事上者。”[4]书只传圣人之道，何必在于书之法，并列举了历史上古之圣人大儒如周公、孔子、孟轲、荀卿、杨雄等不见书名而名垂千秋的例子，说明书法和圣人之道相比，乃是雕虫小技，无需师法古人。当此，欧阳修反驳说：“然至于书，则不能无法。古之始有文字也，务乎记事，而因物取类为其象。故《周礼》六艺有六书之学，其点画曲直皆有其说。杨子曰‘断木为棋，捥革为鞠，亦皆有法焉。’而况书乎？”[5]993欧阳修从文字创造的历史演变出发，指出古人创造文字“因物取类为其象”，是有法则的，所以《周礼》六艺中才有“六书之学”的地位，欧阳修又引用汉代大儒杨雄的言论，说明凡事有法，而况书乎？这就彻底地批评了石介之流以尧、舜、周、孔之道凌驾于书法之上的错误观点。尤值一提的是，欧阳修批评石介的目的不是针对石介个人书法的怪异而批评的，而是以此为典型呼吁全社会对书法的重视，是有感于宋初书坛近百年的彫弊之极而发出的呼声。他说得很清楚：“则书虽末事，而当从常法，不可以为怪，亦犹是矣。然足下了不省仆之意，凡仆之所陈者，非论书
之善不，但患乎近怪自异以惑后生也。”[5]993实乃希望年青一代振兴书坛，改变宋初书坛的积弊现象。
        二、为书坛提携新人，培养书法人才
        欧阳修除了呼吁改變宋初书坛积弊的现状之外，也着手提携书法新人，如北宋中期的书坛创作上有一定成就的书家：蔡襄、石延年、唐询、苏舜元兄弟等，他们大多受到欧阳修的提携和称赞。蔡襄（1012—1067）擅长各种书体，真、草、隶、篆、行、飞白无所不能，在当时的书坛绝无仅有，为了培养书法人才，欧阳修对蔡襄赞美有加，不失时机地揄扬蔡襄。他说：“自苏子美死后，逐觉笔法中绝。近年君谟独步当世，然谦让不肯主盟。”[5]1979又说：“向时苏子美兄弟以行草称，自二子亡而君谟书特出于世。君谟笔有师法，真草惟意所为，动造精绝，世人多藏以为宝，而余得之尤多。”[5]1059，为书坛树立学书的榜样。
        书家石延年（994-1041）屡试不第，怀才不遇，主攻正书，书学颜、柳，朱长文《续书断》说：“曼卿正书入妙品，尤喜题壁，不择纸笔，自然雄逸”[6]。欧阳修对这样的不得志俊杰甚是推崇，他说：“石曼卿自少以诗酒豪放自得，其气貌伟岸，诗格奇峭，又工于书，笔画遒劲，体兼颜、柳，为世所珍。余家得南唐后主澄心堂纸，曼卿为余以此纸书其《筹笔驿》
诗，诗曼卿平生所自爱者。至今藏之，号为三绝，真余家宝也。”[7]在欧氏的政治地位和文学声望的助推下，得到褒奖的石延年的书家名气与日俱增。
        最为重要的是欧阳修慧眼识英豪，发现和培养了未来主领文坛和书坛的一代宗师苏轼。在文学上，苏轼得到欧阳修的提携，并成为北宋后期的文坛领袖。在书法上，欧阳修也给予培养和指导，他重视书法的思想影响了苏轼。在书法的用笔上，他和苏轼讨论、交流并给予指导，正如苏轼在《东坡题跋》中云：“把笔无定法，要使虚而宽，欧阳文忠公谓余：‘当使指运而腕不知。’此语最妙”[8]3254，此语明确指出苏轼在运笔方法上得到欧阳修的指导而受益匪浅，故称赞其妙。在书法思想方面，欧阳修的书学观也影响了苏轼，如欧阳修视写字为“人生一乐”，苏轼也把书法作为一种娱心忘忧的艺术活动，强调书法的适意娱人的作用。在书法鉴赏和批评上方面，欧阳修重视人品对书法的作用，高度称赞唐代书家颜真卿的人品与书法成就，对北宋书家蔡襄的书法给予高度的评价，这一思想也影响苏轼，苏轼对颜鲁公称赞有加，对蔡襄书法评价极高，誉为“当世第一”。欧阳修对苏轼的谆谆教诲和精心培育，苏轼不负厚望，终于成为北宋书坛的领军人物，其书法成就不论是在实践上或理论上皆首屈一指，如他的《寒食帖》在中国书法史上可与王羲之的《兰亭序》、颜真卿的《祭侄文稿》相媲美，堪称中国书法史上的“第三”行书。他标举的“尚意”书风開创了中国书法的新时代，他
的“无法之法”的书法创作论影响后世。总之，欧阳修重视书法，提携书法新人，为北宋书坛的振兴培养了一批书法俊才。
        三、身体力行，临池习书
        欧阳修不仅呼吁改革北宋书坛的积弊、提携新人，而且以身作则，身体力行，临池习书，为北宋书坛的崛起做出自己的表率作用。黄庭坚曾说：“欧阳文忠公书不极工，然喜论古今书，故晚年亦少进，其文章议论一世所宗，书又不恶，自足传百世也。” [9]虽然颇有微词，称其“书不极工”，但黄庭坚还是肯定了欧书的历史地位。苏轼说：“欧阳文忠公用尖笔干墨作方阔字，神采秀发，膏润无穷。后人观之，如见其清眸丰颊，进趋裕如也。”[8]3204“欧阳公书，笔势险劲，字体新丽，自成一家。然公墨迹自当为世所宝，不待笔画之工也。”[8]3213苏轼和黄庭坚不同，他高度地评价了欧阳修书法的艺术特征，明确欧书在北宋中期贫瘠书坛上的典范作用和历史意义。凡此，表明了欧阳修的书法在北宋书坛具有一定的地位。
        对于欧阳修学书的过程，其自言道：“余初不识书，因集古著录，所阅既多，逐稍识之。”[5]2213又说：“余以集录古文，阅书既多，故虽不能书而稍识字法。”[5]2245欧阳修的
学书来自于他编撰的金石著作《集古录》的启示，虽然倡导改革北宋书坛，可他早年书法笔力软俗，并不为人称赞，可在编撰《集古录》的过程中，他见识了中国古代丰富的碑帖，在对大量碑帖真品的反复分析、比较、鉴别中，提高了自己的认识水平，悟到了学书之道。他在蔡襄的引导下发奋学书，通过自己的反复练习，终于使自己的书法成就与日俱增，达到遗貌取神的境界，以致他晚年以学书为乐，书法成为他的人生追求，享受着书法艺术的乐趣。欧阳修曾说：“自少所喜事多矣，中年以来，渐以废去，或厌而不为，或好之未厌、力有不能而止者。其愈久益深而不厌者，书也。至于学字为于不倦时，往往可以消日。”[5]1977这足以说明欧阳修晚年对书法的爱好和以书为乐孜孜以求的精神，诚如“自此已后，只日学草书，双日学真书。真书兼行，草书兼楷，十年不倦，当得书名。”[5]1977这种对书法的爱好已达到痴迷的程度，有着“十年磨一剑”的决心和勇气。此外，欧阳修在刻苦的临池学书中积累了丰富的书法创作经验，结合上述研读古代碑帖所获的对书法的认知能力，使他悟出了一些对北宋书坛有一定启发意义的书法心得和体会，如他提倡“作字要熟，熟则神气完实而有余”，是对书法实践的要求;又如“学书不必惫精疲神于笔砚，多阅古人遗迹，求其用意，所得益多”，是要求学书者多研究古人的碑帖，领悟其学书之道;只有在多练和多观古人碑帖的二者结合中方能掌握学书的秘诀。
        总之，欧阳修为了革新北宋初期的书坛，不仅大声疾呼，还身体力行，为北宋后期的书坛崛起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四、倡导书法“尚意”的新风尚
        在中国书法史上，对于书法的时代特征，有一句规律性的总结，即“晋尚韵，唐尚法，宋尚意，元明尚态”，这句话中“宋尚意”强调了宋代的书法特征是“尚意”。所谓“尚意”，就是要求书法表达书家自己的精神情怀和思想情趣。这种书风的兴起与欧阳修也有很大的关系，可以说欧阳修是北宋“尚意”书风的引导人和肇始者。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在书法评价标准上，欧阳修论书强调书家的道德情怀，关注书法家的道德修养，这对后来的“尚意”书风有重要影响。他说：“古之人皆能书，独其人之贤者传遂远。然后世不推此，但务于书，不知前日工书随于纸墨泯弃者不可胜数也。使颜公书虽不佳，后世见者必宝也。杨凝式以直言谏其父，其节见于艰危;李建中清慎温雅，爱其书者兼取为人也。岂有其实，然后存之久耶？非自古贤哲必能书也，惟贤者能存尔，其余泯泯，不复见尔。”[5]1970欧阳修认为，古人能书者众多，惟贤者能存尔，颜鲁公人格光辉俊洁，杨凝式直言谏父，性格耿直，李建中为人清慎温雅，因此，他们的书法后世宝之，这是因为爱其书兼取其人品;又
说：“斯人（鲁公）忠义，出于天性，故其字画刚劲独立，不袭前迹，挺然奇伟，有似其为人。”[5]2261欧阳修认为，颜真卿的字画刚劲独立，挺然奇伟与其人品的天性忠义有必然的关系。这是对古代“书如其人”论思想的继承，也是宋代理学的道德主义思想在艺术领域里的映射。对后来苏、黄的“尚意”书风的道德标准的形成有很大影响。如苏轼评价欧书说：“欧阳文忠公书，自是学者所共仪刑，庶几如见其人者。正使不工，犹当传宝，况其精勤敏妙，自成一家乎？” [8]3206在苏轼的书论中，尤其强调“书有工拙，而君子小人之心，不可乱也”[1]314的思想，黄山谷也说：“学书须要胸中有道义，又广之以圣哲之学，书乃可贵。”[1]355也是对欧阳修道德标准的继承。
        书家石延年（994-1041）屡试不第，怀才不遇，主攻正书，书学颜、柳，朱长文《续书断》说：“曼卿正书入妙品，尤喜题壁，不择纸笔，自然雄逸”[6]。欧阳修对这样的不得志俊杰甚是推崇，他说：“石曼卿自少以诗酒豪放自得，其气貌伟岸，诗格奇峭，又工于书，笔画遒劲，体兼颜、柳，为世所珍。余家得南唐后主澄心堂纸，曼卿为余以此纸书其《筹笔驿》诗，诗曼卿平生所自爱者。至今藏之，号为三绝，真余家宝也。”[7]在欧氏的政治地位和文学声望的助推下，得到褒奖的石延年的书家名气与日俱增。
        最为重要的是欧阳修慧眼识英豪，发现和培养了未来主领文坛和书坛的一代宗师苏轼。在文学上，苏轼得到欧阳修的提携，并成为北宋后期的文坛领袖。在书法上，欧阳修也给予培养和指导，他重视书法的思想影响了苏轼。在书法的用笔上，他和苏轼讨论、交流并给予指导，正如苏轼在《东坡题跋》中云：“把笔无定法，要使虚而宽，欧阳文忠公谓余：‘当使指运而腕不知。’此语最妙”[8]3254，此语明确指出苏轼在运笔方法上得到欧阳修的指导而受益匪浅，故称赞其妙。在书法思想方面，欧阳修的书学观也影响了苏轼，如欧阳修视写字为“人生一乐”，苏轼也把书法作为一种娱心忘忧的艺术活动，强调书法的适意娱人的作用。在书法鉴赏和批评上方面，欧阳修重视人品对书法的作用，高度称赞唐代书家颜真卿的人品与书法成就，对北宋书家蔡襄的书法给予高度的评价，这一思想也影响苏轼，苏轼对颜鲁公称赞有加，对蔡襄书法评价极高，誉为“当世第一”。欧阳修对苏轼的谆谆教诲和精心培育，苏轼不负厚望，终于成为北宋书坛的领军人物，其书法成就不论是在实践上或理论上皆首屈一指，如他的《寒食帖》在中国书法史上可与王羲之的《兰亭序》、颜真卿的《祭侄文稿》相媲美，堪称中国书法史上的“第三”行书。他标举的“尚意”书风开创了中国书法的新时代，他的“无法之法”的书法创作论影响后世。总之，欧阳修重视书法，提携书法新人，为北宋书坛的振兴培养了一批书法俊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