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　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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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01 No.227
诏，笔迹丕变，刬五代之芜，而追盛唐之旧法，粲然可观矣。”[1]321
这段论述，其中谈到了宋太宗学书之经历，也把北宋初年书坛崇帖的气象描绘了出来。北宋时期出现苏东坡、黄庭坚、米芾、蔡襄（关于宋四家“苏黄米蔡”之“蔡”，学术界有“蔡京”说，也有指“蔡襄”说，本文取“蔡襄”说）等一大批文人书家，应与皇帝笃学力行地推动书法教化有很大的关系。
二从中国文化史上看，唐朝刻碑文化的盛行对后来宋代刻帖文化的兴起产生过很大的影响。唐代开国之初，没有印刷术的支撑，书法文化的传承只有依赖于人工抄写和碑拓，曾出现了一批以书写和刻铭为业的体，如“刀笔吏”“写经手”等，他们制作了数以万计的墓志与碑记。清代末年，一些学者在敦煌石室发现了唐代拓印的《温泉铭》《化度寺塔铭》《柳公权书金刚经》等。这说明唐代的拓印技术已经相当成熟了。唐代诗人韦应物在《石鼓歌》中曰：“石如鼓形数止十，风雨缺讹苔藓涩。今人濡纸脱其文，既击既扫白黑分。忽开满卷不可识，惊潜动蛰走云云。”[2]其中“濡纸脱 其文”就是最早的拓印方法，即将纸蒙盖在器物上，用精制的墨进行拓印。另外，唐宋八大家之一的韩愈亦在《石鼓歌》中说：“公从何处得纸本，毫发尽
备无差讹。”[3]所谓的“纸本”也就是拓本，虽然《石鼓文》的字迹难辨，但其历史价值不可估量，引起当时学者的注意，他们用传拓技术保存了这珍贵古物的拓片。对刻碑铭文的最好保护与传播方式是采用中国传统的拓印技术，这种复制经典的技术其实是中国印刷术的发端。
从技术条件和发展程度上来看，在唐代中晚期用于印刷术的缮写与摹刻的技术已不鲜见。后来宋人进一步改良这种技术，可以大量印刷各种典籍。据《宋史·艺文志》记载：“宋初有书万余卷……太祖、太宗、真宗三朝，三千三百二十七部，
三万九千一百四十二卷。次仁、英两朝一千四百七十二部，八千四百四十六卷。次神、哲、徽、钦四朝，一千九百六部，二万六千二百八十九卷。”宋代雕版印刷术的普及，说明中国的印刷术正式走向了成熟，其中“描字”“排字”“勒字”和“刷字”是不可缺少的印刷工序。先进的印刷术对书法文化的传播和学术传承起着重要的 作用。
清代书家吴德旋在《初月楼论书随笔》中说：“余年三十余始留意书学，即好东
坡、思白二家，然苦无入处。学《淳化阁帖》，爱大令、文皇之驰骋自得，而益迷其
源。自是泛滥于唐、宋、元、明诸家十有余年，而私心所好仍在东坡、思白。”[1]596文中提到其学习书法的心得，在学苏东坡的笔法不得要领时，便沿用古人学习书法的方法，上溯源头，从《淳化阁帖》中汲取营养。这也可以从另一个侧面说明《淳化阁帖》是历代书家极力收藏的法帖。
综上所述，《淳化阁帖》的出现并不是偶然的，从客观条件分析，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捶拓、印花、印章等技术的成熟和雕版技术的完善为法帖的集成公布提供了十分便利的条件；二是当时用于印刷的宣纸技术也相当成熟，在材料上也提供了有力的 保障。
三北宋时期雕版印刷术的成熟，使得《淳化阁帖》刊刻成为现实，也促进了宋代书学经典研究的复兴，在一定程度上也成为宋四家书法风格嬗变的推手，因而在中国书法史上有着独特而重要的地位。宋四家之一的米芾，崇尚晋人法书的意韵，其书作沉研古法，毫端焕发。其《海岳名言》曰：“海岳以书学博士召对，上问本朝以书名世者凡数人，海岳各以其人对，曰：‘蔡京不得笔，蔡卞得笔而乏逸韵，蔡襄勒字，沈辽排字，黄庭坚描字，苏轼画字。’上复问：‘卿书如何？’对曰：‘臣书刷字。’”[1]364米芾通过简明扼要
的“勒字”“排字”“描字”“画字”和“刷字”等术语，把宋代诸书家的书写状态和创作的特点描写得淋漓尽致。
历代书论对这段文字的评述并不多，而最令人感兴趣的是米芾的“刷字”。大多数书家认为其作书所谓的“刷”的笔法是与前人不同的行笔方法，既是一个用笔的动作，又是一个审美情愫，讲究按笔，抑扬顿挫，兼而有之，使笔锋充满力量感。从现存的墨迹本《蜀素帖》《苕溪诗帖》和《虹县诗卷》来看，米芾下笔迅疾而收笔稳健，墨浓时浑厚端庄，墨淡时淳朴婉美。正如启功颂其书曰：“从来翰墨号如林，几见临池手应心。羡煞襄阳一枝笔，玲珑八面写秋深。”[4]
苏子美
除学术界对米芾的“刷字”有了一定的解释之外，很少有研习者去揣测“勒字”“排字”“描字”和“画字”的笔法内涵和具体的表现形式。“描”与“勒”，其实是印刷制版工序。“缮写”与“模勒”是指将文字描摹和刻制在石板或木板之上，这促进了唐代雕版印刷技术的产生。钱存训认为：“印刷术的发明和应用，使得书籍的产量增加、制作迅速、成本减轻、形式统一、流传广远而留存后世的机会较多。”[5]唐代长庆年间，诗人元稹在为白居易所作的《白氏长庆集》序中提道：“牛童马走之口无不道，至于缮写模勒，衒卖于市井。”[6]说明了当时白居易的诗之传播已蔚然成风，除了
手抄本之外，还有印刷的版本。
近代著名书法家沈尹默曾说过：“用涩
笔写便是勒，用快笔写就是刷，用重笔写便是画，用笔轻便是描。”[7]如果从米芾论书的语境反观当时的历史背景，不难发现这几个词与当时风行的印刷术语有关，米芾正是借用印刷工艺流程中的术语来形容北宋诸多书法名家的用笔。
四
如何处理书法艺术的个性选择与教育经典的共性认知的关系是一直困扰着历代书家的难题，我们可以从宋代书论中了解到宋四家对书法本质的理解，同时又能理解他们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