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东书坛亚圣———金正喜
李光德，梁勇第
(重庆大学艺术学院，重庆400045)
摘要：金正喜的书艺，从点画的运用到空间的布置都注重致密适度、俯仰生姿，格调高雅，自具独创性。他充
分发挥字体结构之美，笔不妄下而又率性自然，具有浓厚的绘画性和诗情词意，后世谓之“秋史体”，在韩国书艺史上独树一帜，别具一格，无愧为韩国近代书艺之先驱，三千年书坛之亚圣，在东亚书法史上具有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关键词：金正喜；书艺；亚圣中图分类号:K312.3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3240(2007)增刊-0121-02
【历史纵横】
社会科学家
SOCIAL SCIENTIST
2007年6月
增刊
Jun.,2007Supplement
收稿日期:2007-03-26
作者简介：李光德,(1949-)，成都市人，执教于重庆大学文学与新闻传媒学院。自1992年起担任书法副教授，现为书法硕士研究生导师、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重庆大学书法研究所所长、国家艺术科学“十五规划”课题《东亚书法史研究》负责人。书法作品多次参加国内外的重大展览。出版了个人专著《书学丛言》、《中国古今女美术家传略》、《中华书学大词典》、《韩国书艺史》、《韩国书艺精鉴》、《东亚书法史纲要》等，另在各级刊物上发表了学术论文二十多篇。迄今共有理论研究成果5多万字；梁勇第()，广西桂平人，现为重庆大学艺术学院美术学研究生，主攻方向书法艺术研究。
在三千年的韩国书艺史上，星荟萃，争奇斗艳。其中两颗金星尤为璀璨晶莹，光艳夺目，在东亚书法史上占有特殊的地位，那就是书圣金生和亚圣金正喜。
公元十八世纪末叶，李氏朝鲜与清朝的关系日趋和善，而且由于实学的发展，知识阶层中思想活跃，洪大容、朴趾源、李德懋、朴齐家、李书九、申纬、金正喜等一大批李朝文人前来中土，与中国的名士交往频繁，使李朝书坛的气氛为之一振，并产生了象金正喜这样的韩国书艺千古大家。
金正喜，字元春，亦字符春，雅号秋史，别署阮堂、礼堂、诗庵、果波、老果、老鬲等近百种，而“秋史”为其代表性雅号。他生于李朝正宗十年(公元1786年)，卒于哲宗七年(公元1856年)。庆州人。官至户曹参判。博学广才，主攻诗书画，尤以书艺最精，创造了“秋史体”，其成就代表了五百年李氏朝鲜书艺的最高水平，是继韩国“统一新罗时代”(668—935)的书圣金生(711—791)之后的又一座顶峰，在韩国书艺史上被并誉为“二金”。
秋史是李朝英祖(1725—1776在位)附马月城尉金汉荩(1720—1758)的曾孙。金汉荩耽于“二王书法，看书之暇，临纸挥洒，以舒情郁。初习‘松雪体’，晚以钟、王、石峰书为师法，故心画遒劲，字法方正。观其笔，而可以得其人矣”(金颐柱《先府君家状》)。祖父金颐柱(1730—1797)书师晋体(王羲之体)。“晋体”亦为英祖的御笔体。伯父金鲁文(1747—1797)官拜开城留守。生父金鲁敬(1766—1840)，官至大司宪。秋史可谓书香门第，家学渊源，一脉相承。
金正喜早年受业于朴齐家(1750—1805)，因得其尊师之影响，他对中国艺术采取了与前世不同的求实态度。他先后对当
时的清朝文坛巨匠纪昀、阮元、翁方纲等大家的学问进行过深入的研究。其父金鲁敬作为使者曾与申纬(1769—1845)一道访问过燕京，正喜从父亲那里学到了许多关于中国的知识，很早就对中国的书卷有所了解。公元1809年(清仁宗嘉庆十四年，李朝纯宗四年)冬至，其父任副使数次访清，正喜时年二十四，有幸随父同行，在清先后拜见了清代著名的学界大师翁方纲、阮元等人，虚心向他们学习经史、诗文、书法和金石等，深受其“修学好古，实事求是”的学风熏陶。此外，金正喜还欣赏到许多珍贵的碑帖及孤本书籍，对其后成为实学者、尤其是韩国金石学者的创始人有莫大的助益。同时，金正喜渊博的学问和卓越的见解也使翁方纲、阮元等泰斗大为惊叹，翁方纲称“海东有此英才耶”!并赞秋史“经术文章，海东第一”。他们不惜将其所具史料和所藏金石碑帖慨然奉献于这位李朝天才学子。面对翁方纲、阮元宏深精博的学问，秋史感佩至深，从经学、考据学、金石学、书法源流等，都令秋史眼界为之大开。尔后秋史执弟子礼拜在翁门，翁方纲又出示秘藏书画名品，图画真迹，从鉴赏到考证逐一传授。秋史后来回忆当时所见“图书文籍，扦架琳琅，登其堂者，如入万花谷中，令人心摇目眩，而无暇谭论者也”。正喜还与翁、阮的同仁及弟子们进行了广泛的交往，视为知己，互相切磋书艺，获益匪浅。特别是他和翁方纲父子的友情尤为深厚，回国后，双方仍保持频繁的联系。金正喜托人寄送翁氏父子许多碑版字画、古董、人参等；翁氏父子也回赠礼物，并就有关书法、经史、金石等颇多研讨。
金正喜是给公元十九世纪前半期李朝学术界增添光彩的实学者之一。他是李朝末期最杰出的书艺家、画家和学者，诗文、书画无一不精。他还是韩国金石学、考古学的创始人，特别是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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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方面开创了新的境界。韩国的金石研究虽有悠久的历史，可在秋史以前，大体上只限于搜集拓本、书写题旨和跋文、研究金石的书法和鉴赏书艺，而金秋史在继承以前遗产的基础上向前迈进了一大步。他通过对汉字组成规律的独特分析、对文字学的历史变迁的深刻理解和对有关金石的各种考据，细致地研究了金石的文字和图象以及体形，为把李朝金石学引上科学领域作出了巨大贡献。他很正确地看待金石文，把它当作文献史料的考据之资。在政治、经济、文化上具有重要意义的韩国“三国时代”(-57—668)“新罗真兴王巡狩碑”——
—《北汉山碑》和《黄草岭碑》的发现和考证，是他的一大功勋。他不畏山路艰险，数次实地勘查，亲手拓出精巧拓本，通过对碑文字形的研究和对碑的历史地理学的考察以及对文献证据的深入探究，科学地考证了碑的历史渊源。此外，他著有《金石过眼录》等名作传世。
他的金石研究不是只限于历史考古学的范围，而是扩大到史前考古学领域。他在北青郡土城发现石镞、石砮等，并考证这正是史前时代的遗物，遂作《石砮歌》以歌颂当时人民的生产活动和生活状况。通过这些工作，他加强了学者间的协作和联系，并对他们积极进行引导和培养，加之他在研究学问上态度认真严肃，终于使当时学术界形成了探赜索隐、钩深致远的潮流，出现了不少金石研究方面的著作。
在评价他的时候，不应忘记的是：他在中韩两国文化史上所持的科学态度和创建的巨大业绩。他努力加
强与当时中国和李朝的许多著名学者、诗人、书画家、金石学家在学术上的联系。正如所有和他交流过的中国学者一致承认的那样，他向大陆广泛地介绍了朝鲜半岛优秀的文化，特别是书法艺术，并提出了自己的卓越见解。这不仅对中国金石学和书艺的发展有所推动，而且在治学的方法和态度上也给予很大的影响。同时，他努力批判地吸取大陆文化的优秀部分，并使之充分消化，成为自己的东西。
在金正喜的所有成就中，最伟大的莫过于书法艺术。金正喜的书法最初效仿唐代大家颜真卿、明代大家董其昌，自访问中国十余年后，复追踪翁方纲，渗入了初唐泰斗欧阳询笔意。这一方面是因翁方纲学习欧体而受了影响；另一方面是他以阮元的《南北书派论》、《北碑南帖论》的理论来认识欧阳询书法。从其书法遗迹可见：自访清归国后十余年间，正喜书法多蹈袭翁方纲，而其书论愈渐精深。他从西汉隶书求索书法渊源，并经常临习与西汉隶书接近的古镜铭，以寻求质拙劲健的淳古气息。从他的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荒率雄健的用笔、顿挫显明的点画、恣肆跌宕的风姿，形成了傲岸奇诡、狂放不羁的书法品格。金正喜书法的点画空间的布局紧密奇险，线条运笔的过程中具有强烈的节奏感和冲击力，和中国书家徐渭、傅山的乱头粗服有契合之处。其曰:“正书与行书之源发于隶。欲确定隶之波磔，须习西汉隶。隶书最上处在于古拙，而‘拙’处最不易得。汉隶之长处正在于‘拙’，若仅追求书作外之美，此所谓‘书字匠’者。清古高雅之精神，非轻易所能得。无文字学、书卷气之作品，绝无古拙之味。”(闵奎镐《阮堂先生集》)其意在于强调不写隶书则不能具有高强的书法本领，而要写好隶书，则非具有广博深厚的知识素养不可。
因此，正喜书法在临写汉隶古镜铭上颇下功夫。他将隶书溶于楷、行之中，潜心追求古拙方劲之书风，一变传统之习气，反巧为拙，呈奇峭之势，接近清人翁同龢晚年书风，面目为之一新，创造了“秋史体”，誉满朝鲜半岛和东亚书坛。但他作为韩国近代书艺的先驱，其书风却遭到了当地道家学者流的盲目非难。惯于蹈袭陈规陋习的世人面对奇峭古拙、焕然一新的书法免不了大惊小怪，横加指责。
“秋史体”是金正喜书法观和书法创作风格的一个总体描述。他以丰富的学养、深厚的功力，蕴育着变革书风的志向。天才的创造力和对书学的切身体验相辅相成，使他完成了朴齐家、申纬未果的书风变革大业，开拓了近代韩国书法的表现领域。随着时光的流逝，人们逐渐认识了金正喜书法的真正价值。如果说中国的“杨守敬旋风”带给了日本书风的变革，那么同样，金正喜也在李朝后期的书坛上刮起了一股变革的旋风，其风源便是中国新兴的碑学。我们是否可以这样认为：如果没有朴齐家、申纬对传统书风的挑战，便没有金正喜书艺的变革。否则不难想象，在沉滞的书坛、封闭隔绝的社会氛围以及强大的传统惰性面前，金正喜纵有回天之力，也难改变书坛衰颓之状。
从朴齐家、申纬的书风革新到金正喜的书艺变革，道路是曲折的，结果是成功的。成功的原因有多方面：第一，比较朴齐家、申纬来说，金正喜具有更加丰富的书学资料，对书艺的源流有更深入的研究。加之累年的临研功夫和大胆创新，获得了许多新意，故逐渐产生了变革的欲望，颇得书学之真谛。通过其丰富的学识和天才的创造力，终于达到了变革李朝书艺之目的；第二，也有一些时代的原因。正喜曾通过科举及第，官拜参判，似有平步青云之势。但在宪宗七年(公元1840年)，他卷入了一次派系斗争，
召至全家破产，自己也被流放到济州岛。十年后(哲宗元年，公元1850年)获赦。但不久又因祸涉及其它事件，再次被流配北青二年。获释后归京，寓居果川其父金鲁直墓地，直至哲宗七年(公元1856年)即世，享年七十又一。其书风即在这种逆境中逐渐形成的。自古忧愤出诗人，殊不知忧愤亦会出书家。怀才不遇，大志难伸，窘困潦倒，颠沛流离的生涯成就了他的书法艺术。愤世嫉俗的情绪内涵与奇崛放纵的行笔浑然交融，其雄强古拙、傲岸高古的书法不同凡响。的确，金正喜书作中满含郁愤、不平、嘲世和谐谑等情绪，其笔势颇有怀瑾握瑜、壮志未遂之显露。倘若他在朝廷身居高位，安乐富贵，一生春风得意的话，那么绝不会有此书艺变革，其笔势绝不会呈此种超凡脱俗之形态。正如中国从明末徐渭、八大山人(朱耷)到清代“扬州八怪”中的黄慎、郑板桥等，皆因坎坷的生活经历和独特的人生态度而创制出奇屈狂怪的书风，此乃后世论者一致之评说。
金正喜的书艺，从点画的运用到空间的布置都注重致密适度、俯仰生姿，格调高雅，自具独创性，他充分发挥字体结构之美，笔不妄下而又率性自然，具有浓厚的绘画性，后世谓之“秋史体”，在韩国书艺史上独树一帜，别具一格，无愧为韩国近代书艺之先驱，三千年书坛之亚圣，在东亚书法史上具有巨大而深远的影响。对联“好古有时搜断碣，研经娄日罢吟诗”和《岁寒图·跋文》是其代表作。尽管曾经受到当时的道学者们的盲目责难，但随着历史的推移，其书艺作品的价值越来越高，越来越受到海内外学人的酷爱。
[责任编校蒋民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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