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市青羊区信访局去年10月聘用访民李华成担任“信访调解室主任”，称其上访经历令他更了解访民心态，有利于调解、抚慰访民情绪。但仅仅4个月，工作的无力感、访民朋友的疏离以及得知自己每月800元工资拨自维稳经费后，李华成意识到自己也是维稳对象，毅然辞去“信访主任”，重新做回了访民。
6月24日，成都市青羊区信访局，李华成等待领导接访。
“你让区里很头疼”
李华成是个“资深”马德华去世访民。2007年，青羊区征用李华成7亩多承包地及附着物。由于拆迁方与他就树木数量未达成一致，双方未达成赔偿协议。
2009年6月，李华成的承包地被强征，他开始上访。除了“记不清多少次”到区政府、市政府及省政府上访，李华成几乎每年都“进京上访”一次。
最初的矛盾只是因为征地款谈不拢，但在信访过程中矛盾的雪球越滚越大。2009年，李华成从北京上访归来被警方以“非法携带证据”行政拘留9日，他认为此举违法。2011年，李华成的儿子报考军校，因为他的上访行为导致儿子政审无法通过。他甚至将路上遭遇的车祸，视为相关部门的报复。
自我评价为“固执”的李华成将上述种种遭遇算成总账，向青羊区政府开出了数百万元的赔偿价格，但被拒绝。文家街道办一位领导曾跟李华成说：“街道办和区里好多人在研究你的问题，你让区里很头疼。”
“他特别像个主任”
2013年9月一个周二，青羊区信访局长迎住走出接待大厅的李华成，提议请他“来信访局上班”。李华成的最初反应是“开玩笑吧”。
国庆节后第一个周二，在窗口登记后李华成坐进办公室，开始上班。当天到信访局反映情况的苏坡街道办辖区访民薛明远记得，大厅负责登记的工作人员喊李华成为“李主任”。看到办公桌上摆着“李华成信访调解室”的牌子，李华成坐在牌子后，薛明远觉得“他特别像个主任”。
信访局对李华成的工作要求并不复杂：他需要在每周二上午，即区领导接待日，在信访接待大厅旁的房间坐班，只接待因征地拆迁问题上访的人。每月坐班4次，工资800元。“信访局聘请李华成，是觉得他熟悉土地政策、善于讲道理，上访的经历也使他了解访民心态。”青羊区信访局办公室一名负责人说。
在抚慰访民情绪的同时，李华成自己的上访一直没停。除了周二上班前在区信访局登记，他还不时到成都市和四川省信访部门上访。
“坐在这里也是维稳”
每周二，李华成都要接待四五个访民。由于手中没有任何权力，他在调解时总有一种“无力感”。尤其让李华成郁闷的是，一些访民觉得他被信访局“招安”了，许多认识他的访民对他敬而远之。
2013年11月，文家街道办辖区的许娥芬到青羊区信访局上访，看到调解室里坐着的“李主任”竟然是以前一起上访的李华成，许娥芬惊讶了半天。“你自己屁股流鲜血，还给我们医痔疮？！”许娥芬还发了脾气。
2013年12月，李华成得知工资出自他所在的街道，名目为信访劳务费，“听说就是维稳经费”。这令他更为失落，“原来让我坐在这里也是维稳。”此后有访民来调解室，发现是熟人李华成，觉得熟人好办事，但李华成冷冷地说：“其实我是弼马温。”
今年1月，李华成提出“辞职”，2月份以后再也没到信访局上班。
“你的问题适合上访”
辞职后，李华成还会利用闲暇时间上访，走进信访局再也没有人喊他“李主任”。李华成说他现在不再像以前那样相信上访的作用了，“信访主任”的工作经历告诉他，“信访只是为访民搭建了一个向政府传递信息的平台，并没有解决问题的权力。”
当初劝他“入职”时，信访局领导告诉李华成“尽量劝说访民走司法渠道”。但现实中，他试图通过司法渠道解决问题却屡屡碰壁。2012年李华成就自己的拆迁补偿问题向青羊区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被驳回后他向省高院申诉。一位省高院的工作人员却告诉他，“你的问题还是适合上访。”
李华成只能继续“希望不大”的上访。在刚刚过去的星期二，李华成再次来到信访局排队
上访。看到迟到了25分钟的接访领导来到信访局，李华成迎上前去打招呼。“我是李华成啊，文家街道办的。”领导并没有停下脚步，扭头看了一眼：“哦，好的，排队吧。”一直等到中午12点半，他最终没有被领导接访。
据《新京报》
（摘自《新安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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