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俗”在文艺领域中的表现与危害
当前，文艺产品的娱乐、商业化功能被不断放大，价值播撒和审美功能被压制。在这样的语境中，一些文艺产品或者渲染血腥、暴力和下半身叙事；或者强调人性的阴暗面，鼓吹阴谋论；或者炫富斗狠，编织消费主义的神话；或以肮脏丑陋博取眼球；或以杂耍、滑稽代喜剧。它们的商业成功不仅对于青少年的成长和社会风气造成了不良的影响，也严重影响了文艺活动的正常秩序，造成文艺产品出现“劣币淘汰良币，良币自然蜕变”的现象，使文艺产品失去价值皈依，丧失社会批判功能。“三俗”文艺产品事实上已经触及或者溢出了文艺作品的底线，成为拖累中国文艺活动健康发展的病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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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我国文化事业发展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从数量上看，文艺创作达到了空前的繁荣。“现在每年每个种类的文艺样式，其创作总量都几倍于新中国成立后十七年的总和，而且均呈逐年递增的态势。”①但令人遗憾的是，在数量倍增的同时，文艺领域的现状并不容乐观。“从整体状况来看，我国的文艺生产与消费其实远还没有达到真正繁荣的境地，能进入院线与观众见面的影片不足百部，火爆的舞台演出不足一成，能够打动人心的文学作品更是屈指
可数。我们还没有培育出多少大师级的艺术家，没有创作几部真正具有史诗性质和时代纪念碑式的作品。”②与之相对应的则是一些庸俗、低俗、媚俗（统称“三俗”）的文艺作品日益盛行，不断侵入主流文化的阵地，造成严重的危害。这已经引发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引起了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2010年7月，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二次集体学习时指出，要坚决抵制庸俗、低俗、媚俗之风。
“反三俗”话语提出4年多来，文艺界的“三俗”产品似乎并没有得到有效遏制，反而有泛滥的趋势，以至于批评家肖鹰在评论当前中国的电影时疾呼，（中国现在的文艺）“既没‘文’，又没‘艺’”③。当前文艺的“反三俗”运动实际上进入一种两难处境：一方面“三俗”文艺的负能量在不断积聚，另一方面“反三俗”的效果欠佳。这促使我们不得不深思“三俗”文艺有哪些具体的症候？其对文艺活动的危害是什么？文艺“反三俗”的本质到底是什么？只有分析清楚了这些细节的问题，才可能有的放矢地将文艺的“反三俗”运动推向深入。
一、“三俗”文艺的基本症候
从宏观上，我们可以将“三俗”归纳为文艺的三种倾向：放大人类本能和阴暗面，触碰道德和法律底线以及渲染鼓吹奢靡腐化的生活方式。从文艺作品的具体表现出发，文艺“三俗”表现
出以下五种基本症候。
一是渲染血腥、暴力和下半身叙事。对于人类本能的放大是很多文艺作品无法回避的“原罪”。人类属于动物，暴力和性本能是在丛林法则中进化而来的人类血液中的固有基因。随着人类的不断文明化和社会化，这一“本我”日渐被社会逻辑的“超我”所压制。文艺一定程度上是代偿和宣泄人类本能的工具，因此，暴力和性是文艺产品的永恒主题，但是，对它们表现应该有一定的“度”。当前，文艺产品的暴力化、情化倾向已成泛滥之势，有的甚至已经触碰到了中国人的核心价值领域。例如，某“抗日神剧”安排了战士出征前少女跑出来自愿脱光衣服给大家看的极端情节。为了收视率而将情擦边球塞进中华民族最为庄严肃穆的主题中，真可谓“是可忍孰不可忍”！文艺是人类通过审美达至超越的一种途径，在从心所欲的同时是不应该“逾矩”的。
二是强调人性的阴暗面，鼓吹阴谋论。时下热播的宫斗戏将人性的阴暗面无限放大，“培养奸细”“连环下毒”“重金收买”“酷刑逼供”“蓄意堕胎”等桥段将人性的险恶演绎得淋漓尽致、触目惊心。后宫作为封建社会的一种畸形产物，上演了一幕幕钩心斗角的悲剧。为了生存和发展，扭曲人性和牺牲尊严也许是宫廷生活的一种原罪，但此类人生遭遇与险恶用心已经是过往浮
云。当前的政治文化语境早已今非昔比，这些封建文化的余孽本该被封在历史的地层下。然而，宫斗剧的盛行却打开了它们的封印。于是，大学宿舍里的微妙政治、大婆和小三儿的斗智斗勇、官员的闪转腾挪，等等，似乎都可以在宫斗戏中到参考和启发，这使得此类电视剧的收视率极高。我们甚至可以说，宫斗剧在一定程度上催生了封建统治阶层内部阴谋险恶的潜规则在当今社会生活中的复辟，是中国封建时代丑陋文化的借尸还魂。
三是炫富斗狠，编织消费主义的神话。近些年来，中国社会分化严重，在一些发达地区，消费社会逐渐成型，一些人深受“商品拜物教”的影响。在其价值体系中，豪车、豪宅、名包、名表、名酒、小三儿、二爷等成为社会身份的标志和象征。一些媒体也在推波助澜，不断鼓吹“贵族”和“高富帅”“白富美”们应有的“标配”。在这样的语境下，一些类似于意大利“白电话电影”④的影视剧出现了，较为典型的是郭敬明的《小时代》。各种奢侈品符号遍布于影片的边边角角，其所谓的青春和友谊的主题却被完全掩盖了。到了《小时代3》，制片公司甚至将这部电影当成奢侈品植入广告的“货架”，根本就不到内容和主题了。博德里亚在《消费社會》一书中，系统分析了奢侈品作为社会阶层的符号标志的运作机理，分析了消费社会中渴望往社会上层攀爬的人士对于这些符号的滥用。这很好地诠释了《小时代》这一类文艺产品的“媚俗”本质。
四是以肮脏丑陋博取眼球。在这方面，郭德纲的小剧场相声颇受诟病。不同于“被新社会改造过”的侯宝林、刘宝瑞等老一辈相声艺术家，也不同于姜昆等主流相声演员，郭德纲是体制外“非著名相声演员”，从一开始就不得不面对残酷的市场。他的成功，一方面根源于自身的条件和深厚的功底，一方面得益于他对市场的把握。但是，为了叫座，他的相声不仅继承了传统相声中的优秀成分，而且复活了其糟粕。其表演经常说一些“电视台不让播的”段子，而且几乎离不开“屎尿屁”等肮脏主题，他的搭档和徒弟们以及他们的“亲属”更是不断“被问候”。这些元素在带来笑声之余，也在无形中播撒着负面低俗的社会能量。事实上，生活中不是没有肮脏丑陋，艺术也不可能完全不反映肮脏丑陋；但是，不断地以渲染这种话题的方式来博取眼球，就与文艺的审美背道而驰了。五是以杂耍、滑稽代喜剧。这主要以小沈阳等人内容庸俗、言辞粗鄙的小品为代表。小沈阳等人的小品成在滑稽，却过分迷信滑稽，甚至不惜以模仿“乡巴佬”的丑态、残障人士的缺陷来博取观众的笑声。这样的滑稽表演在古今中外的文艺长河中并不罕见，侏儒、小丑一直是宫廷的弄臣、乡间的笑料。但是这种准文艺的欢笑是建立在对他人痛苦的挖苦之上的，在人人平等观念深入人心的现代社会，所有人的基本人权都应得到尊重，弱势体更是应该被保护的对象。因此，这样的趣味在一定程度上触动了社会道德的底线，使得这些作品无法在滑稽的基础上升华为喜剧，也就进入不了审美的范畴。
上述列举的未必是中国文艺产品“三俗”现象的全部，提出这些症候也不是为了批评某一个具体的艺术家或者个人⑤，而是总结出与社会进步和人民精神提升背道而驰的一些文艺现象和趣味。通过对上述这些症候的分析，我们可以对“三俗”文艺的基本特征做一个概括，那就是：内容空洞，价值错乱，触碰道德和法律底线；过度展示情和暴力，无节制地渲染丑恶现象，宣扬奢侈腐化的生活方式；在技术操作上靠打击同行、嘲笑弱势者、炒绯闻、秀“事业线”、賣傻、卖乖、卖萌等低层次的噱头来吸引观众。
二、“三俗”产品对文艺活动的危害
当前中国的文艺领域存在着过于市场化、消费化、娱乐化的不良倾向，使得文艺逐渐沦为插科打诨、挑逗欲望的工具，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导致文艺生态的失衡。作为社会主义中国的文艺却在相当程度上呈现出了“晚期资本主义”⑥的文化症候，这显然违背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中国的社会理想不相符合。文艺的恶俗趣味对于文艺活动产生的深层负面影响，主要体现为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造成文艺产品出现“劣币淘汰良币，良币自然蜕变”的现象。如前所述，狭义的“三俗”和“反三俗”的张力场域基本是处在通俗文艺的范畴内的。表面看来，通俗文艺和赋有更多
认识和社会教化功能的严肃文艺和“高雅文艺”本来可以各行其道，各有各的市场。但是，由于媒体的娱乐化和商业化导向，使得带有负面趣味的文艺产品大行其道，“劣币淘汰良币”的现象已经悄然形成。虽然大多数观众对文艺产品有着娱乐化的期待，但是最近几年我们经历的情况却是走进剧院、影院往往有被骗之感。制片方不再以剧本故事为中心，而是以明星、绯闻为卖点。加以铺天盖地、不顾现实的宣传攻势，使得文艺日渐沦为纯粹的商业行为。
在这样的语境中，不仅严肃文艺失去了大部分活动的舞台，通俗文艺内部具有更多价值担当和思想内涵的作品亦遭到排挤。文艺负面趣味的泛滥已经不再是通俗文艺内部的问题，而是整个文艺活动的问题。从创作的角度来说，在旁观了一些宣扬负面趣味的文艺产品“站着、坐着、躺着就把钱赚了”的情况下，一些原本更富有价值担当的创作者就可能看样学样，与这种负面趣味合流。这样的例子举不胜举，例如余华的写作趣味在《兄弟》一书中的坍塌，陈凯歌的艺术品味在《无极》中的沦陷，张艺谋的艺术品格在《三拍案惊奇》中的陷落等。久而久之，艺术活动的恶性循环就会形成。在这样的大环境中，具有较高审美品质的文艺产品将在市场中无处容身或者走向自然蜕变。
第二，使文艺产品失去价值皈依。文艺负面趣味的泛滥，使得当前的文艺活动出现了一种“比
矮化”和碎片化的倾向。上文提到的具有五种症候的文艺产品显然是缺乏灵魂的空心产品，只好靠一些低级趣味来吸引观众。因为这样的语境，加以西方文化意识形态战略的渗透⑦，使得中国的很多文艺产品热衷于削平价值、解构经典话语，造成文艺产品失去价值皈依，最终沦为拼凑的碎片化的存在。近些年来的新历史主义“大片”即是典型的例子，如《战国》《鸿门宴》《赵氏孤儿》等。它们解构历史，矮化历史人物，将英雄行为解读为荷尔蒙的冲动或者纯粹的偶然事件。创作者在学习西方文艺时，只看到西方艺术作品解构的一面，却未能认清其建构的另一面。事实上，即使是完全以商业和娱乐为导向的好莱坞大片，往往也不会忘记社会主流价值观的播撒。例如蝙蝠侠扶小朋友过马路，《独立日》中飞行员们的个人英雄主义，《后天》中的传统家庭观念等，无不与美国的核心价值观共振。猫王、列侬的个人主义价值，Ladygaga的女权主义诉求，都在他们看似离经叛道、颠覆解构的作品中有所展现。而中国一些文艺工作者却有意无意地邯郸学步、东施效颦，只学到了他们“调皮捣蛋”的外在形式，却没有注入应有的价值诉求。文艺作品失去了价值诉求，也就失去了艺术的灵魂。
价值皈依的丧失，从深层次上来说，是对文艺作品本体的丧失，而文艺作品的本体是基础，更是底线。笔者认为，文艺作品应具有三个不同于一般文艺产品的特质：价值深度、审美呈现和创新诉求。“不谈价值，我们就不能理解并分析任何艺术品。能够认识某种结构为‘艺术
品’就意味着对价值的一种判断。”⑧文艺作品中隐形价值观的存在是作品内在厚度和深度的保证，失去了价值的凭依，文艺产品就会显得单薄、乏味。同时，文艺作品对于这些价值的诉求应该以审美和感性的方式呈现。黑格尔在其《美学》第一卷中指出，“美（艺术）是理性的感性显现”⑨，很好地说明了这一问题。而王岳川认为：“艺术作品是作者审美体验的对象化、物态化，是活的感性的符号化的凝定形式……是人的精神创造超越性存在。”⑩这里除了触及文艺作品的价值和审美属性，还论及其创新和超越的特性。人通过在艺术的创新中实现人性的提升，有可能在审美化的生存中超脱纷乱的尘世，到精神家园——这是对艺术终极的追求。而当前文艺“三俗”导致的价值皈依的丧失，实质上侵蚀了文艺作品的这些本体，使得文艺作品成了一个空壳而名存实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