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知道的陈伯达
作者：李家骥
来源：《百年潮》2009年第12期
作者：李家骥
来源：《百年潮》2009年第12期
杨庆旺:领导者与他的秘书之间的关系,不同于一般的上下级关系。领导者有诸多事务需要秘书上传下达,甚至参与谋划。与他的秘书之间是怎样的一种情况呢?
李家骥:概括地说与秘书之间的关系和别人相比,既有相同之处又有不同之处。
陈伯达在新中国成立后的主席秘书们当中,年龄大,资历深,级别高,影响大。从多方面比较他都排在前边。而我在担任主席的卫士期间,与陈伯达有过较多的接触,在此,就我所知道的陈伯达作一介绍,也许与世人所了解的陈伯达有所不同。
陈伯达是1938年从北平到延安的。这位1927年入党,在苏联镀过金,在中共北方局曾任宣传部长,还在大学教过书的人,最初并没被重用。不久,在一次讨论会上他的发言引起了的注意,以后逐渐被看中,并把他调到身边工作,而陈伯达又以自己的才华和工作成绩赢得和中央的信任,从而一步一步地迈入中共领导的高层。这期间虽然他还任过多种职务,但“秘书”一职始终兼任,甚至始终是他的主要职务。
我认识陈伯达是在西柏坡。那时因工作关系,虽有接触但没有交往。有一次机要室领导让我把一份信件送给陈伯达,他当时住在主席住所的西边,朱老总家、王明家的后边,离机要室不远。不过我此前没到陈伯达家去过,不知是哪间房子,只好边打听边。
经人指点我来到一平房门前,轻轻敲了三下门,并高声说:“是陈伯达同志家吗?”
过了一会儿才有动静:“请进来。”
“报告,首长,是叶参谋长让我给您送信。”说着我把信件递给他。陈伯达一边看一边说:“好、好。”
我见他没有别的事,对他说:“请首长打个收条。”
“你这个小鬼还挺机灵呢!一封信还要收条!”他用我听不太清的闽南话对我说。
“首长,这是通讯员工作的规矩。”我立即解释。
他很快写了收条递给我。这就是我第一次接触陈伯达的经过。
以后见面多了也就熟悉了。陈伯达给我总的印象:生活朴素,不讲衣着,甚至到了埋汰的程度;待人热情,说话和气,但不擅谈,讲福建话,不好懂;聪明好学,受人尊敬。
杨庆旺:这些是你在主席身边十几年观察形成的印象,您能用亲历的具体事情加以说明吗?
李家骥:好吧,我把脑海中还存在的一些片断再“放映”给你看看。这些片断是当时印在我脑子中的,而且给我以“刺激”的,我如实放,有的可能“好看”,有的可能“不好看”,这里不是给陈伯达作结论,不是给他一生总评价。事先作个说明。
杨庆旺:我明白您的意思,请讲吧。
李家骥:我还是想到哪就说到哪吧。新中国成立初期实行供给制,食堂分大、中、小三种灶,高级干部吃小灶,中层干部吃中灶,一般干部吃大灶。一天我给叶子龙打饭,看到陈伯达在小灶吃饭。他吃饭和别人有不同的地方:他吃饭不是“扎堆”和大伙儿凑到一起,边说笑边吃饭,而是一个人在一个角落里埋头自己慢慢地吃。他吃饭也不讲究,不利落。我在给叶子龙打饭的同时注意观察了正在吃饭的陈伯达,见他嘴上鼻子上黏了不少饭粒。
主席在双清别墅时,一天我陪主席在院子里散步。陈伯达来了,看样子有事。他随主席走了几步,说:“主席,最近华北的《人民日报》发了一个文章,您看过吗?”
“什么文章?”主席感兴趣地问。
“《不应忘记的历史》。”陈伯达马上回答。
“我没注意。”主席说,“能不能来我看看?”
“可以。”说着陈伯达到主席办公室,把那份报纸拿过来递给主席。
我在一边看到这情景,从内心佩服陈伯达真有水平!
陈伯达见主席看看报纸又看看他,好像在等他说什么。于是陈伯达便小声地谈起自己的一些看法。一方面我们不便听首长和秘书谈话内容,另一方面陈伯达的福建话我们也听不大明白,他说什么我没听清。只有主席的“你回去再写一篇文章”这句话我听清了。
后来陈伯达写没写文章,写的什么文章,我没有留心。但有一点给我印象很深:陈伯达真行,主席没注意到的事他注意到了,并能及时提醒主席,主席让他办事他能马上去办,这才是大秘书啊! 大概在人民解放军渡江作战前夕的一天晚上,主席正准备吃饭,陈伯达来电话要来主席处研究材料。我心想深更半夜还来干什么,明天再办不行吗?没想到主席却马上答复说:“让他来。”并对我说:“再加一双筷子,让伯达在这儿一起吃饭。”我知道凡是这样处理,一定是有着急的重要材料要研究。
不一会儿,陈伯达匆匆忙忙来到主席处。主席让他坐在对面,并示意一边吃饭一边研究材料。陈伯达犹豫一下便坐下来。主席把事先准备好的三四页稿纸递给陈伯达,并交代说:“材料形成一个初稿,你看看是否需要补充。”说完他一边吃饭一边说话。陈伯达先看稿子,而后也边吃饭边与主席交流看法。
他们吃饭和交谈的时间不太长,大约半小时。我断断续续地听到:研究的材料是亲自起草的进军令。陈伯达看完草稿后和主席交流了一会儿后,表示说:“我没有文字补充。”主席笑笑对陈伯达说:“你没补充,我再征求老总、恩来的意见,他们没有意见就定稿了。”
从这件事中,我感到主席对陈伯达是很信任的,这么重要的文章都征求他的意见。由这件事又使我想到新中国成立初期那几年,据我所知,很多社论、重要文章,都是这样定下来的。这些文章有的是秘书谈想法、起草,经主席过目定稿;有的是主席出思想、出路子,由秘书起草,再由主席修改定稿;也有的是主席亲自起草,再征求秘书意见,共同研究后定稿。当时在我们心目中,陈伯达有才,主席很相信他,他确实参与了很多重要文件、文章的起草。
那时主席对陈伯达要求也是严格的,这不仅表现在文章上,还表现在其他问题上,一旦出了问题,主席批评是严厉的,毫不客气。我亲眼看到主席批评陈伯达。这里着重谈谈在主席访苏期间,他对陈伯达在外事活动中不慎重而进行的批评。
在访苏期间,一天,斯大林要会见主席,黄义达陈伯达、等陪同会见,我和沈俭新留在驻地看家。当时陈伯达是以学者教授身份出现的。在会见中,斯大林忽然对陈伯达说:“陈教授,我曾读过你的《人民公敌蒋介石》。”陈伯达没想到斯大林读过自己的著作,而且在这样一个
重大场合主动提到这件事,这不仅是对自己著作的肯定,而且是给自己的一份崇高的荣誉。他一下子兴奋起来,懂俄语的陈伯达还没等翻译译出汉语,就露出笑容,非常高兴地与斯大林谈起话来。
没想到斯大林竟拿起酒杯,来到陈伯达面前说:“为中国的历史学家、哲学家陈伯达同志干杯!”
陈伯达也站起来说:“为全世界最杰出的历史学家、哲学家斯大林同志干杯!”
活动的中心由斯大林、,转为斯大林、陈伯达。陈伯达大为风光,靠了边!这不是突出哪个人的问题,而是关系到党和国家的政治外交的大问题。历来看重原则的主席当然要严肃处理这件事。
当天晚上,主席一进门就不高兴地对我说:“让陈伯达到我办公室。”
我当时还不知道会见时发生的事,便奉命请陈伯达到主席办公室。
在我给主席沏茶时,听到主席气愤地训斥陈伯达:“你是个共产党员,是代表团成员之一,是
代表党和国家来的,你应当知道自己的身份,这是政治、外交场合!”我见主席生气了,递上水和毛巾便退出去了。
出来后,我见到叶子龙,对他说:“主席生气了,正在批评伯达。”
“该,活该,是他自的。”没想到叶子龙这么说。我好奇地问叶子龙是怎么回事,叶子龙把经过简单地介绍了一下,我才明白过来。叶子龙还不解气地说:“伯达眼中没有主席,太不知深浅,太不懂场合了,主席教训他是应该的!”
大约20分钟,陈伯达哭着出来了,他低着头上楼回自己的房间去了。
两个小时后,主席把我叫去,让我看看陈伯达在干什么。我悄俏地通过门缝往陈伯达房间看,见他一边吃饼干一边哭。
我又悄悄回到主席房间,向他汇报说:“伯达同志正在哭。”
“也好,让他教训,长长见识。”我没敢说陈伯达还在吃饼干,怕主席不高兴。我怕再引
起主席不快,说完便退出来。转身我又来到叶子龙房间,把情况向他说了一遍。叶子龙哈哈大笑说:“这个伯达真有意思!”
事情到此并没完。大概陈伯达受到主席严厉批评,感到太没面子,不好见人,第二天悄悄地搬到大使馆去了。
第二天,主席陈伯达研究工作,发现他“失踪了”。我们这些不知情的人慌了,我马上向叶子龙报告。叶子龙拉着我,各房间,又问了门卫和有关人员,才知道他去了使馆,通过电话核实确有其事。我们向主席报告了情况,主席指示:“让伯达回来。”
陈伯达不敢抗命,只好乖乖地又回到代表团的驻地。
真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昨天的气还没消,又引起主席不满。陈伯达回来后,解释说想和在苏联的孩子住几天,但仍免不了受到的批评:“这次出国不是个人行为,你太无组织无纪律了!今后必须加强纪律性,凡事离开驻地必须向我请假。”
主席处理问题向来严肃认真,而且一抓到底。他不仅两次当面批评陈伯达,还指示:“代表团同志之间就陈伯达的问题交流意见。”随后就是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大家共同汲取教训。
陈伯达不仅主动和、叶子龙、师哲等人谈心,还了我这个无论资历、职务、年龄还是水平都不在一个层次上的年轻人谈心。这件事至今回想起来还是历历在目,让我回味无穷。
记得是在陈伯达被批评后的两三天后,他突然约我散步,我不知如何是好,请示叶子龙,他让我去,大概他知道陈伯达我的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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