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文学与道教
摘 要：道教的形成阶段以及主要发展时期是在魏晋南北朝，道教在葛洪等神仙理论家的积极推动下，在很大程度上实现了官方正统宗教的转化。同一时期的文学作品，在构造仙道意象时，呈现出与贵族化方向截然不同的面貌，无论是仙境的虚构或是仙人的形象，都将人仙的故事模式形象的描绘出来，整个文学作品透露出强烈的人性化和世情化。
关键词：道教 魏晋南北朝文学 信仰结构 文学特征
魏晋南北朝的道教发展是吸纳多方理论集结而成的，其中一个重要的来源是神化传说。其神仙队伍的实力不断在增大，神仙故事中神仙活动的住所也被整合到自身体系中，成为道教仙境的重要组成部分。在魏晋南北朝的道教理论中，对生命崇拜以及生道合一论有一定的体现和说明，并在一定程度上发展了神仙崇拜的谱系，能够趋向合道化的方向。
一、魏晋南北朝的道教
1、魏晋南北朝道教信仰结构的构成
道教是博大精深的中华民族文化土壤中一大产物，它的信仰主要以神仙为主，是一个具有我国古代宗教意识且与中华民族的血脉、地域、国情以及民情息息相关的本土宗教。经过时间的推移，道教在其独特的教理、教义与修行方面发展迅速，并积累下了大量经文资料，主要以其道经总集《道藏》为中心的宫观藏书体系，被视为我国古代藏书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与佛教寺院藏书齐名。道教诞生于汉代，当时其宗教含义模糊且没有固定形式，直到魏晋南北朝时期才逐渐演变成为较为成熟的官方正统宗教。
2、道教造经运动
东晋时期道教开始复兴，大批新道书由一些有文化的道士们创作并用于传播其教义，其中，晋代最著名的道教理论家、炼丹家、医学家葛洪（283—363）的《抱朴子》对道教贡献颇多。继葛洪之后，由传授经系而形成的上清、灵宝、三皇等道教“三洞真经”随之产生。《上清经》是由魏华存（252—334年）创始，由杨羲（330—387年）、许谧（？—376年）共同完成的，其主要有《上清大洞真经》及《黄庭经》等经书；《灵宝经》系由葛巢甫（葛洪的族孙）所撰作而成，其主要有《元始无量度人经》等经书；《三皇经》系由西晋鲍靓传《三皇文》至东晋而显于世的，道教所说的《三皇经》，包括《三皇文》和《五岳真形图》。另外，有显于后世的楼观道、龙虎宗、净明派，也可以追溯到巍晋时期。
3、道教走向成熟
南北朝时期，从低谷走向崛起，最终到达成熟阶段的道教不再是过去的民间宗教，而是走向了受统治者扶持发展的教会式宫观道教。这一巨大改变促使了大批道士开始学佛法，出现了仿照佛经创造道经的现象，自由造经由此达到了高潮。在朝廷的支持下，大肆修建道观，道观中的藏书也日益增加，为道藏奠定了基础。
南朝道教的发展与改革主要是以陆修静与陶弘景为代表。陆修静（406-477），字元德，号简寂先生，吴兴东迁（今浙江吴兴）。出身于江南士族家族，为东吴丞相陆凯之后。少宗儒学，旁究象纬。三洞分类法即由陆修静创造，其把道书分为三洞“洞真”、“洞玄”和“洞神”三部。梁初有道士孟智周，其在陆修静的三洞分类法基础上又加“四辅”，即“太玄部”、“太平部”、“太清部”、“正一部”，共七部，分类体系完备成“三洞四辅十二类”。这一分类体系为道经的保存与世代传播做出了杰出贡献，其不仅客观的反映出早起道经传世情况，也对道教经书进行了第一次系统化的编纂。
二、道教对魏晋南北朝文学的影响
魏晋时期，传统的儒家道德开始坍塌，道教兴起，道教的思想在很大程度上对这一时期文人的社会心理以及价值取向造成了一定的影响，并影响了作家的审美意识。
1、审美观念上突破了儒家的范围
道家在很大程度上蔑视重德轻文的儒家传统。孔子所认为的德是以“仁”作为根本，并且将“礼”作为标准，从而执行相应的伦理道德。这种思想在很大程度上对封建的宗法制度以及等级制度进行了维护。而葛洪却认为：“文章之与德行，犹十尺之与一丈”。
后弦
2、审美情趣和审美对象发生了转变
在魏晋南北朝，审美视野开始由社会转向自然，在整个过程中获取人生的真理以及自我的本质力量，在这种环境下逐渐形成了山水诗。以往的研究者普遍认为山水诗是受到玄学的影响。但实际上玄学与道教是有相同属性的，二者都是以道为本、以儒为末。葛洪曾明确指出，“道者儒之本也，儒者道之末也”道家、道教对自然的审美情趣有较大的追求，对魏晋南北朝文人的创作风格、审美意识以及文艺理论等有一定程度的影响。最大程度上将生命活动投身与自然山水的审美活动中，从而获取其中的玄意、玄趣以及玄情。将人与自然合二为一，达到相化而相忘的境界，获取全身心的解放，得到审美的乐趣。
道家的教义中吸收了战国时期荆楚一代的神仙思想，构建了多样的神仙谱系以及神仙世界，道家所描所的神仙偏向于“老而不衰、延年久视”，在很大程度上为文人学士的修道需要提供了一定的思想形态，并在此基础上出现了游仙诗、志怪小说等，为文学创作提供了很大的素材依据。
三、道教神仙理论在魏晋南北朝文学作品中的具体表现
道教与文学艺术虽属于不同的意识形态，但一直有着密切的联系。道教文学艺术就是以宣传道教教义、神仙长生思想以及反映其宗教生活为题材和内容的各种形式的文学艺术作品。道教为了具体化其教义，深刻化其影响，往往借助诗歌、词曲、骈文、散文、小说等文学样式，以赢得不同文化层次的信徒，进而提高道教的宗教素质。
“道教扎根于中国社会之中，必然要吸收由这个社会所产生的种种精神养分，这当中自然包括文学艺术。而当道教逐步成熟起来，作为一种独特的信仰形态在社会上传播，享有较高地位时，一部分文学艺术家则会卷入其中，从而构成错综复杂的局面。”道教极大地丰富了文学创作的题材，给文学艺术提供了神奇谲诡、彩绚丽的意象，激活了无数作家、诗人的艺术想象。“收入道藏的许多神仙传记，如汉代刘向的《列仙传》、晋代葛洪的《神仙传》等，用活
泼自由的散文笔调，记叙优美的神仙故事，是具有独特风格和价值的文学作品。见于道藏之外的作品，为文学家所注目的，则有魏晋时期的游仙诗、元代的神仙道化剧和明清神魔小说”。
随着道教神仙理论的进一步完善及其影响的不断扩大，魏晋南北朝文学作品中凡人与仙人之间的关系也随之演变，不再是简单的追随与被崇拜，人仙交游相恋故事明显增多。集中体现在干宝的《搜神记》、陶潜的《搜神后记》、王嘉的《拾遗记》、刘义庆的《幽明录》、刘敬叔的《异苑》等志怪作品中。以《搜神记》中凡仙恋代表作品《弦超》为例，成公知琼本是天帝身边一玉女，遣令下嫁凡人弦超，后弦超泄露其事，知琼不得不离去。二人分手离别的场景被铺陈得极为细腻动人：“我，神人也。虽与君交，不愿人知，而君性疏漏，我今本末已露，不复与君通接。积年交结，恩义不轻，一旦分别，岂不怆恨。势不得不尔，各自努力。”成公知琼对弦超深沉含蓄的感情还通过赠诗、把臂、涕泪等一系列举动得到传神勾勒。这则故事也因为凸显了仙、凡之间的爱情，而更富人情味和吸引力。作者有感于他们动人的恋情，最终安排了圆满的结局，凡男与仙女“遂为室家，克复旧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