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华裔女作家汤亭亭的处女作《女勇士》是部优秀之作，本文通过探讨《女勇士》中的几个华裔男性形象，从而揭示隐含在作者为华裔女性体发声的背后，男性对女性的压制仍未减弱这一事实。
关键词：汤亭亭 《女勇士》 男性形象汤芳写真 沉默
著名的后殖民理论先驱斯皮瓦克曾经说过：“在当今的文化中，如果你是一个黑人，这是一重不幸，同时又是一个穷人，是两重不幸，同时还是一个女人，是三重不幸。”生活在美国的华裔女性何尝不是背负着这三重不幸在苟延残喘地呼吸呢。鲁迅先生说：不在沉默中爆发，便在沉默中灭亡。《女勇士》中爆发的女性便成为女勇士，继续沉默的女性便孤独含恨死去。那么在《女勇士》中一直被处于失声沉默状态下的男性以及他们所代表的父权思想和男权思想究竟被灭亡了吗？
一、华人男性在美国主流文化中的形象
华人男性移民美国的过程绝对是一部令人心酸的血泪史。19世纪中叶，大量华人男性涌入美国
淘金，修铁路。但勤劳、辛苦并未换来财富与地位，反而随着金矿的开采殆尽和铁路的完工，华人男性逐渐成为美国白人排斥、敌视的对象。1882年美国国会通过的《法案》，1908年通过的《君子协定》和1917年通过的《移民法》则通过法律合法化加深了对华人的迫害。与此同时，美国主流文化，大众传媒，电影，电视剧，出版物等也极力配合对华人男性的边缘化，乐此不疲地制造一个又一个刻板的华人形象，帮助对华裔等少数族裔进行丑化、奴役，例如：“异教徒中国佬”阿辛是一个奸诈的赌徒形象；傅满洲是一个被妖魔化的邪恶又残忍的形象；“白人的忠实仆人”侦探陈查理则是一个被女性化的良民形象。华裔男性作家赵健秀指出，“白人眼中无论是可以接受的还是不能接受的，亚洲人原型形象是完全没有男人气质的。”“今日美国自由派白人认为：华裔男人说得好听一些是缺少男人味，暗地里搞同性恋的家伙，就像陈查理。说得糟糕一点，他们是同性恋威胁者，就像傅满洲。”美国主流霸权话语中的华人男性就这样被“他者”化了，成为了美国主流文化中的边缘。
二、华人男性在汤亭亭的《女勇士》中的形象
华人男性不仅在美国主流霸权话语中处于被失声的沉默状态，而且在华裔女作家汤亭亭的《女勇士》这部作品中也在经受着沉默。1976年汤亭亭出版了她的处女作《女勇士》，该作
品在美国主流社会激起了很大的反响，为她赢得了美国全国书评家协会的非小说类最佳图书奖，同时被誉为“华裔美国文学发展过程中的一座重要的里程碑”。《女勇士》使得汤亭亭成为美国华裔作家中炙手可热的人物，并获得美国前总统克林顿颁发的“国家人文勋章”。
《女勇士》分为五个部分：“无名女子”、“白虎山学道”、“乡村医生”、“西宫门外”、“羌笛野曲”。分别讲述 “我”姑姑的故事、改编后的中国古代女英雄花木兰的故事、“我”母亲勇兰的故事、“我”姨妈月兰的故事、蔡琰和“我”的故事。不管哪个故事，男性都不是主角，甚至没有正面描写。他们在汤亭亭的笔下失去了表达自我的话语权，一直处于沉默的状态。
1.无名男人
无名男子出现在“无名女子”中，他就是那个让姑姑怀孕，导致姑姑被逼自杀，甚至被所有人故意遗忘的元凶。母亲不允许“我”将姑姑的故事告诉任何人。而且“我妈妈已经将该说的说完了。除非确有必要，她是不会再多说一个字的。”[2]所以“我”无法知道那个将姑姑弄怀孕的男人是谁。“从分娩到死，她一直把那个男人的名字埋在心里。她没有骂过他，说他应当为她受到惩罚。为了保全他的名声，她默默地分娩了。”[2]自始至终，这个男人只出现在了“我”的猜测、想象当中。“也许她是在地里或山上，媳妇们拾柴禾的地方遇到他的。也可能是在集市上，
他先注意上了她。”“她对那男人说：“我想，我已经怀孕了。”他就组织了对她的袭击。”[2]在汤亭亭的笔下，这名男子是沉默的、不负责任的。他不能发出自己的声音，也就被剥夺了为自己辩解的权力。
2.父亲
父亲首次出现是在“无名女子”中，母亲告诫 “我”不能让父亲知道她把姑姑的事告诉了“我”。“你父亲不想听到她的名字。”[2]这个故事里，父亲也是沉默的。父亲认为姑姑败坏门楣，企图让所有人遗忘她作为对她的惩罚。但父亲的意思是通过母亲之口传达出来的。“乡村医生”中，母亲在逆境中不断追求理想的过程，父亲甚至是缺席的，只是偶尔提到他给母亲寄钱，为母亲凑足赴美的路费。母亲拥有绝对的话语权威。通过“我”的讲述，读者看到了母亲的奋斗史，但父亲远离家乡，孤身一人在美的苦难史却在沉默中被人忘却。“西宫门外”中，姨妈月兰来到美国，来到勇兰的家中，可是作为中国传统封建家庭绝对权威的父亲却几乎是无声的，只在勇兰极力怂恿月兰勇敢争取时，说了句“你们别去搅扰那个可怜的人，别让他为女人的事烦恼了。”[2]同样作为男性，父亲不希望姨父被女人纠缠，骨子里，父亲还是没有摆脱封建男权思想，认为男性是主宰者，是权力的拥有者，女性必须绝对服从和依附
男性。“羌笛野曲”中，父亲仍然不在场。难以想象的是讲述者如何一边讲述“我”的故事一边回避父亲的存在，里面全是“我”和母亲的互动，“母亲见到我之后干的第一件事就是割我舌头”[2]，母亲要“我”去向药店老板索要作为赔偿的糖果，母亲是“我”的医生，“我在心里想出了大约200件事想对母亲讲，那样她就会真正了解我。”[2]读者从中充分感受到了“我”与母亲的感情，但父亲与“我”的关系却因为父亲的被沉默而使读者无法知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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